一、贫困与老年贫困
（ 一） 贫困及其类型
贫困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主要是指在经济或精神上的贫乏窘困。按照不同的维度，可以将贫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经济贫困与社会贫困①，突发性贫困与延续性贫困②，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③。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绝对贫困现象在中国依然存在。一般来说，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包括： 处于待业、无业状态的人口； 家庭成员中有严重残疾、患病等特殊困难和特殊负担的弱势群体； 由民政部门救济的鳏、寡、孤、独人口等。本文考察并研究的是老年绝对贫困问题。
（ 二） 老年贫困特点
与青壮年群体的贫困不同，老年贫困的根源在于： 老年群体与经济发展部分处于“脱域”状态，部分老年人脱离生产部门，除非社会保障体系支持，维持体面生活在发达国家目前尚有可能①，但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国家层面的转移支付，莫要说体面生活，能够踉跄生存已实属不易。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人到老年意味着消费大于生产，若无青壮年时代的积累，也没有转移性支付时，老年消费就成为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因此，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养儿防老---代际资源交换成为应对老年贫困危机最合乎逻辑的现实选择。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努力构建多层次、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并尝试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保障民生、减少贫困。但是，当下中国家庭养老面临家庭供养资源减少、供养力下降的挑战。老年人相对于青年人而言更易陷入贫困，且与残疾人、儿童等相类似，一旦陷入贫困，很难依靠自身力量走出来，只能借助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力量，才有可能摆脱贫困。
二、老年贫困的成因
西方国家的贫困主要以城市贫困为主要表现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因此，东西方的贫困成因有较大差异： “失业与在业低收入是导致欧美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②。在中国，失业或者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使得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和职业培养的社会成员很难避免贫困陷阱，从表面上看这与西方国家有些类似。但就老年贫困群体来说，一方面，中国城市中存在大量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下岗或失业人员，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未能提供充分的保障，使得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群体往往更易陷入贫困的窘境。
不可否认，发达国家的老年贫困依然存在，但通过社会政策对老年贫困的治理，普遍改善了贫困者的生存状态，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在中国，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体系处于“完善”阶段，贫困在中国并非经济排斥那么简单，“在西方国家，至少对本国人不存在制度性歧视与制度性排斥。而在中国，要实现各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不仅要翻越无形隔离墙，更要翻越有形隔离墙。在多数情况下，强大的有形隔离墙是难以逾越的”③。中国的社会隔离意味着中国特殊的“底层社会”④的出现，西方社会并不存在明目张胆的社会排斥，但在中国却随处可见。老年贫困相比青壮年贫困，固然受自然、个人与家庭因素等影响，社会排斥也是中国当下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出现的主要诱因之一。社会救助在纾解老年贫困、特别是农村老年贫困的作用有限，且这些扶贫济困机制呈现“碎片化”倾向，其运转效率仍需要继续提高，其公平公正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中国老年贫困状况与应对难点
（ 一） 老年贫困状况
常识告诉我们，农村贫困问题远比城市严重，农村贫困老人对社会救助的需求更为迫切。中国采用了较低的贫困线标准，尤其是农村贫困线远低于世界银行标准，使得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异常之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显示： “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发生率 2000 年为 3. 5%,2007 年则下降到 1. 6%”①。但另有研究表明，2000 年时即便在“低贫困标准”尺度下的中国老年贫困人口也高达 2000-3000 万②。由此可见，中国老年贫困发生率较高，且远高于总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绝对贫困情况明显改善。如王德文的研究表明“被养老保障覆盖的城乡老年人贫困状况均有明显改善，贫困发生率下降，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降低”③。杨立雄利用最低生活保障数据测得“中国老年贫困人口总规模近 1800 万”④。与之前研究相比估算老年贫困规模有所缩减。
对老年贫困的成因，孙文中基于访谈资料并以场域理论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进行了深入解析： “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⑤。理论上讲，老年人是否会陷入贫困主要取决于老年人获得稳定经济收入的高低。而当前的现状是： 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于养老金的不足三成，多数来自于非正式制度的劳动收入或者家庭供养； 年龄越长的老年人，家庭供养的比例越高，即对家庭的经济依赖越强。
从宏观视角看，抛开体制分割的养老金体系不谈，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高位徘徊（ 超过 0. 45） ,家庭成员背后的经济供养能力存在着极大的阶层差异，中国贫困老人面对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带来的消极影响，子女收入较高意味着老年人几乎不会面临贫困问题，而子女条件较差，其父辈面临贫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社会阶层固化使得社会流动性降低，使得贫困老人得到子辈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减少。当然，中国城市贫困老人生存状态仍要明显好于农村，原因有三： 其一，城市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与保障水平显着高于农村，城市居民的极端贫困现象较为罕见，除非遭遇重大疾病与重大变故。
一般来说，城市贫困老年人口比例要明显低于农村； 其二，与农村的“狼文化”不同（ 农村孝文化迅速衰败，孝道逐渐变得徒有其名而无其实） ,在城市中“孝文化”保存相对完好，亲子关系显得相对温情脉脉，代际责任感较强； 其三，城市家庭的收入与经济状况要好于农村，且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对养老问题的前瞻性认识更多一些，更多人乐意选择有弹性和效率的财富积累渠道，为养老做积极准备。
（ 二） 老年贫困的新问题
城市贫困状况好于农村，并不意味着探讨中国老年贫困问题变得轻松，“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均对城镇老年人贫困削减有显着影响，……养老保障对农村老年人的贫困削减同样有显着作用，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影响并不显着”⑥。老年贫困、特别是中国的老年贫困问题，须纳入社会大转型的视野之中才能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包括那些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来源的社会成员，但随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贫困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在城市中，投机经营失败、沾染恶习表现更为突出，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超生抢生被罚款、违法犯罪被监禁等在农村显得更为突出。原先城市由于个人或家庭原因而陷入生活困难的居民，通常被政府或单位救济体制所接纳。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过程中，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通货膨胀加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一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或者感受到了严重的相对剥夺。而在农村，人口转变的迅速完成，竞争体系下的“掉队人”---鳏、寡、孤、独人口面临的生活更为困难。从“子女养老保障条件”来看，子女数量的减少会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影响老人的经济供养水平： 一是子女数量的减少、人口流动性增加以及代际居住模式的变化，子女在照顾老人方面投入的时间减少，老人获得的生活照料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同时空间距离的拉大，也增加了照顾的不便利性，这种非正式经济支持的弱化会加剧老年人的社会贫困，社会贫困又通过对经济给养水平的影响反作用于老年人的经济贫困； 二是人口转变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老年群体在 75 岁后的健康状况开始迅速恶化，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度提升的背后是老年疾病的蔓延、老年人带病期与不健康寿命的延长，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与大量医疗资源投入的结果，只是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并没能有效保障弱势群体，尽管“覆盖各个层次”,但大量的保障支出用于特权群体①。
由于顶层设计的缺陷，医疗保障与其它社会保障体系都存在类似的“劫贫济富”问题，“因病致贫”成为老年贫困的最重要诱因之一，社会分化带来的子女经济水平差距拉大对老年贫困发生率的降低有负面效应。
同时，现阶段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会导致老年贫困发生率的提高，进而弱化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总体来看，在国家社会保障体制分割、社会分化愈加严重以及代际责任观念弱化的文化嬗变中，部分老年群体“老无所依”“病无所医”造就的老年贫困是中国当下最为令人唏嘘的场景。无论城乡，家庭资源、权力向子辈倾斜，老年人在家庭中获得的生活资料与话语权较为有限，老年贫困除了最普遍的物质生活资料、医疗资源匮乏外，还表现为老年人幸福感的缺失，“听天由命、消极无为，思想保守、观念陈旧，依赖性强，懒散怠惰”等，“个人长期无法实现的某种能力的匮乏，不仅可能导致经济贫困，甚至使被排斥者不能享受到公民地位所赋予的公民政治及社会权利，而这种权利不可能依靠提供经济援助来赋予”②。这一系列制度与文化因素所导致的老年贫困问题使得未来中国社会救助制度面临外在与内在的诸多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