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互联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作用机制研究
一、“互联网+”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关系
（一）“互联网+”参与社区治理的历史脉络
虽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变革的成果往往首先被运用于军事或者经济领域，对于社会领域的作用会比较迟缓也比较隐晦，但是相较于以往划时代的技术革命而言，互联网技术被引入社会领域的速度也快的多，其效果也更为明显。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就有许多城市与社区开始自发的将互联网技术引入社区治理中，如丹麦的 Naestved 市从 1992 年起就宣布实施一系列集成电子社区项目，跨越政府、私人和商业部门吸引投资，使社区进入正在出现的数字经济的核心。
2002 年，Naestved 已经成为一个模范电子社区。
而在我国的实践中，“社区信息化”、“智慧社区”、“智能化示范小区”等提法也在近年来不断的出现在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中，如 2006 年初发布的《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办发【2006】11 号）明确提出了“推进社区信息化”的号召；2010 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中也以“社区信息化”为章节进行了工作部署。在 2014 年出台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特别将“智慧社区”一章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列出，可见国家层面对于在社区治理中应用互联网技术的重视。同时，近年来我国的街道社区电子政务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人们对于更为便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的需求，除了以往的政府部门和基层社区，许多企业也开始加入到这个进程中来，他们推出的各类结合了互联网技术的产品，本身就是“互联网+”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体现，而它们的出现和应用，也助推了“智慧社区”等“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探索的步伐。
总体而言，“互联网+”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是互联网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却已经颇有时日，这些探索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为下一阶段“互联网+”大规模的介入和改变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必要的铺垫。
（二）“互联网+”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必然性
从表面上来看“互联网+”只是一个诞生还不到两年的新概念，而社区治理创新却是一个已经被探讨了十几年的话题，在没有“互联网+”,甚至互联网技术还没有普及之前，就已经有了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和实践，似乎“互联网+”并不是社区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但是时移势易，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参与社区治理创新自有其必要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互联网+已成大势所趋，是社区治理创新不可回避的问题。从社区治理创新的定义而言，其本身就是对于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一种回应，是针对新问题、新环境所给出的新的解决方案，而时至今日，互联网进入中国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同时平均上网时长逐年增加，2010 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长是 18.3 小时，到 2015 年则达到 26.2 小时，50智能芯片在各种设备中得到广泛应用，移动互联网的覆盖范围也大为扩张，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也已经开始步入普通人的生活，不夸张的说，互联网已经是我国当前社会中不可取代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尤其在城市中，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深刻的改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些人正是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抛开互联网而谈社区治理的创新不仅在技术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其创新的基础本身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城市社区的治理创新必然要有互联网的元素参与其中。
2.“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如前文所叙，社区治理创新目的是要通过对社区治理模式的改变，最终达成社会的“善治”,也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而互联网本身的特点对于促成这一最终目标大有裨益。首先，“善治”的一项主要特征就是开放性的治理结构，但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政府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掌控就足以将大多数人挡在社区治理体制之外，而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一方面增加了信息的获取渠道，弱化了政府对于信息资源的垄断；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消弭身份差异的相对平等性，也赋予了公众对于公共事务更多的发言权。其次，达成“善治”的过程中不能缺少合作与创新，而互联网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网络通信工具的发达，移动互联网的普遍覆盖，使得城市居民可以方便的实现“零时差”的交流沟通，打破了居民之间协作的时空界限。
同时，互联网技术，尤其是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本质上体现为利用“互联网+”时代社会个体的“认知盈余”,形成具有巨大创新能量的“长尾效应”,51而对于日渐复杂的社区治理环境而言，能够将更多的智力资源和创新能力投入到社区治理创新中去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综上所述，“互联网+”是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一个课题，我们应当努力的去适应和运用这种力量，共同实现“善治”的目标。
二、“互联网+”对原有社区治理方式的解构
（一）信息获取方式的革新
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中，信息资源大部分情况下都被政府及其代理人所垄断，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所能获得的信息相较而言相当贫乏，也因此往往在治理模式中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可以说信息的不对称，是政府部门得以长期主导社区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因素，即便在之后电子政务建设大面积的铺开，社区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是也并没有改变政府部门在信息资源方面的优势地位，公开与不公开的选择权依然在他们手中。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社区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双方的信息差距在不断缩小，传统的信息壁垒已经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甚至其存在不仅无法给政府部门带来管理上的优势，反而大大损害了其在社区中的形象。
（二）信息表达方式的变化
在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中，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的表达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话语权大部分情况下同样是被政府部门及其代理人所垄断，在这种模式中，只有居高临下的宣传，而没有地位平等的沟通，社区居民是被管理和教育的对象，即便是加入了这一套社区管理体制，也只能使用对方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表达，依然等于丧失了自由表达的权力。
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赋予了大多数人平等表达的权利，从早期互联网的BBS 和网络聊天室，到 Web2.0 时代的博客、播客、社交网站等互联网空间，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被压制的话语权，在互联网中得到了复苏，并很快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展现了其力量，但是相较而言，这些表达的权利依然受到技术层面上的限制，直到移动互联网的大范围普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个人手持终端的大规模应用才使得这种自由表达的权利基本摆脱了技术条件的束缚，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记录和发布自己看到的一切，全民自媒体的时代也才真正的到来，而政府部门及其代理人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话语权垄断也就彻底的不复存在。
（三）人际沟通模式的变化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其实就是人数少但是有组织的政府部门及其代理人对人数相对庞大但是无组织的社区居民进行管理的一种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不要说单个人或少数人的博弈基本上注定失败，即便是在涉及广泛公共利益的问题上，缺乏协商渠道的社区居民在面对政府部门的时候，往往也还是一盘散沙，缺乏与之进行博弈的能力，时常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政府部门也因此得以凭借其组织优势，对社区的大小事务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凭借各种互联网通信工具和个人手持终端，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快捷，基本上实现了无延迟的交流，居民之间的组织和协作不再有时空上的阻隔，从而也就基本抵消了政府部门的组织优势，拥有了与其博弈的能力。
这三点同时作用于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打破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从根本上将其瓦解。
三、“互联网+”对社区治理体系的再造
（一）基于信息对称的公共服务流程
在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中，由于政府是其唯一的主导者，因此保持信息的不对称优势对其而言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得这种信息壁垒的存在不仅毫无必要而且相当有害，各方治理主体的相互制衡也必然不会允许信息资源不对称的情况出现，因此，最终在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中，公共服务必然首先要顾及到信息资源的实时交互与充分共享，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出新的公共服务流程，这也将实实在在的惠及每一个社区居民，因为信息的充分交流才会反应出准确的需求，并有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服务。
（二）以新技术手段为载体的服务工具
互联网技术在现今的社会中已经得到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应用，但是就社区治理而言，其中还有相当可观的发掘空间，比如运用物联网技术的公共服务设施、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数据处理中心、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的需求反馈系统等等，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不仅可以大大的提高社区治理的效能，同样也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形式。
（三）以网络为纽带居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的创新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而由居民们自发组成的社会组织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参与形式，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并没有多少自治传统的国家来说，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壮大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相当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当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就可以轻松的实现人际交流与协作的时候，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壮大就会更加容易，这种在线上聚集，酝酿之后再向线下发展的模式显然更具有可行性，也更有利于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参与和监督。
（四）以网络为平台的多元对话
如前文所述，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与社区的其他成员之间基本没有平等交流的空间，这也导致了很多因为沟通不畅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但即便是没有政府部门的阻碍，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也很容易受到身份、地位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互联网所提供的平台，却是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最可消弭身份的差距和阶层的鸿沟，实现不同社区成员和治理主体之间平等交流的空间，这也使得更加民主和充分的协商成为可能，有利于形成一种更为积极的合作形态，对于实现社区的“善治”,具有莫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