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络舆情成因与引导可能路径(2)

　　（三）不利于培养理性的市民
　　
　　近年来网络舆情如火如荼、风起云涌，这缘于大量网民的加入，与此同时又持续吸引着越来越多网民加入。这些网民常常是因某个城市或地区发生突发事件而聚集起来的，形成了网络围观式的新共同体景观，开创了新的群体时代。这种网络共同体成员不像现实社会共同体中有身份、地域、地位、单位等限制，在这个共同体中，“有意识的个体会很容易丧失，而代之以无意识的群体”,成为洛伦兹所说的无名群众，[3]勒庞称之为乌合之众。这些缺乏社会组织的乌合之众、这些无名化的个体是可怕的，他们由于无主体性，无理性反思，因而易冲动、易变和急躁，易受暗示和轻信，稍微一点蛊惑甚至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个群体由于临时性、匿名性、分散性、自组织性、去等级性等特点，网民随事件而聚，又随事件时效递减而散，一切随性，群体道德远比个人道德要低，[4]自律意识差，特别容易被群体中夸张的甚至莫名其妙但能吸引人眼球的某种思想所主导，而且在群体思想走向偏激时，为保持一致，防止被孤立化，又没人愿意也无人有能力纠偏，沉浸在舆论的狂欢中，最后形成群体极化，即偏激的越来越偏激。最终这种聚合起来的负能量，污染了网络化的市民身心，不利他们理性的培养，而理性的市民是一个城市公共安全的始基。
　　
　　此外，在网络舆情中，当许多网民太多地投入了自己的满腔激情和同情后，有时会突然发觉有些舆情是有幕后推手为了商业利益而进行的炒作，自己一直充当了推手的炮灰。更可笑的是有些网络舆情的原发点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比如2016年春节的上海女逃离江西一事，网民一旦发现自己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自己曾经的热情被侮辱被欺骗后，不是好好理性地反思自己为何被欺骗，而是更厉害的全网式的谩骂和发泄，网络一时真的成了垃圾筒。这种非理性的解决办法只使自己显得更加拙劣，对于培养自身的理性精神，对于维护城市公共安全，都是真实的伤害。
　　
　　二、城市网络舆情产生的成因分析
　　
　　（一）城市化及城市自身转型带来城市网络舆情的增加
　　
　　随着我国城市居民占到5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市人口超越农村人口的现象，一直以来作为数量最大、也是我国根基的农民群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城市的农民身份历史性地第一次被改写，他们由原先的乡土的熟人社会进入了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我”必须独立地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必须独自承担起所有的责任与风险。他们真的被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曾经的“一切稳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种城市化带来的总体环境的置换历史性地动摇了他们的本体安全感，城市化关涉到了个体和群体安身立命的基础的重新设定。而来自现实的生活压力更是叠加了这种安全危机。农民之所以要进入城市，本来就是想过上更高水平的生活，获得更高水平的医疗、教育服务等，但是城市生活成本相对于农村的大幅攀升，每日都要直面这种最真实又沉重的力量。而且随着人口逐渐甚至是突然的膨胀，相关的配套设施一时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超过相关基础配套设施增长速度，造成两者的矛盾激发，形成城市安全危机的直接动因。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网络舆情就是因城市公共安全危机引起的。
　　
　　再跳出城市化的晕圈来看，中国目前正处在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等多重问题叠加、多项任务并存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风险社会已真实地在场，“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的可以选择和拒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中。后者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5]“风险社会的到来向我们表明，人类并没有生活在一个自身不断得到控制的世界中，而是相反，生活在像埃德蒙利奇所说的‘失控的世界’中。这种失控的原因并不像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人类无知的结果，而是相反，它与人类的知识积累联系在一起，人类似乎正越来越把自身生存条件推向毁灭的境地。”[6]正是在这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和城市化风险期的四期叠加中，人们的安全感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这也是被历史所证实了的。“近二百年的历史表明：一方面是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生活样态的大变动；另一方面是人心的极度骚动不安。”[7]这些在现实世界中累积起来的矛盾和不安全感，都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市民的不满，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许多人就借助舆论这个出气口加入到网络舆情的生产消费大军中，给城市公共安全来了威胁与伤害。
　　
　　（二）网络上负面舆情更易跟风传播
　　
　　在网络出现之前，城市市民在前网络的媒体上看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强过滤机制过滤过的，它是由相对于阅读者的他者、权力者剪切的结果，这些权力者在把关的时候，常常是把阅读者看作客体的，阅读者只是处于被动的消费者地位，阅读者是被代言的。把关者出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考虑，必须把正面的信息传递给阅读者，使整个舆论场饱和着正能量。人们长期置身于这种由作为主体的权力他者把控的舆论场中，自身的主体性受到限制，时间长了，就有一种阅读疲劳感，甚至厌倦感。而且在看新闻信息时，许多阅读者是有话诉说的，但是常常苦于无法发表，不得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偶尔发出的声音也是微弱，更不要说看到回应了，阅读者一直都在苦苦寻找一种能发表自己看法的媒体，毕竟人是会说话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