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可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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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村庄公共事件中农民利益表达探析
　　【第一章】农村公共事件村民价值观念研究导论
　　【第二章】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可操作化
　　【3.1  3.2】村庄公共事件调查信度与效度分析
　　【3.3】村庄公共事件调研描述性统计分析
　　【3.4  3.5】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之间相互作用
　　【第四章】公共事件中农民价值观与利益表达的关系与启示
　　【参考文献】公共事件中村民价值观发展探究参考文献
　　
　　 2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可操作化
　　
　　2.1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和文献回顾，提出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价值观念与社会活动在哲学上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原理，本文拟用具体形态的农民价值观念与作为社会活动一部分的农民利益表达之间是相互正向影响的关系，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利益表达变化的前导，价值观念的传统思维惯性与变革的叠加又会引致差异化的利益表达。进一步地，价值观念的各构成要素（民主观、公正观、效率观、信任观）对农民利益表达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利益表达的各构成要素（行为主体性、利益综合、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强制性的接近渠道）对农民价值观念具有正向影响关系。民主、公正、效率等与权利相关的价值观念增强后，就会相应要求包括利益表达在内的相关制度和规则的调整，因此民主观、公正观、效率观对利益表达具有正向影响关系。信任具有凝聚共识的作用，可以避免利益表达行为的极端化现象，因此，信任观对利益表达具有正向影响关系。良好的政治体制具有塑造价值观念是作用，合法性的接近渠道与利益综合对价值观念具有正向影响关系。更加积极主动的政治或社会行动会引致民主、公正、信任、效率等价值诉求的加强，因此行动主体性对价值观念具有正向影响关系。为了检验研究设计的理论模式是否成立，本文运用 SPSS 软件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2.2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内涵与测量维度
　　
　　2.2.1利益表达
　　
　　2.2.1.1行为主体性
　　
　　行为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主体的自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是任何社会群体维护自身利益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手段。有效的民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地缓和政府行动与公民意愿之间的矛盾（浦岛郁夫，1998）。而主体的实质性参与与表达主体的水平又与行为主体性有着直接关系。在中国大多数农民存在着文化水平偏低、自身素质不高、信息来源狭窄、法律知识匮乏、眼界受限等问题，使得他们对自己权益表达缺乏自觉性和主体性（夏菁，2007）。同时农民和村两委之间的关系也与农民参与意识的强弱息息相关。尽管农民实现了村民自治拥有了参与村务的权利，但受限于村委会的组织形式是非正式政府部门，加之其对公共资源的持有严重不足以及分配层次很低等问题，使得村委会无权参与重大的公共资源分配，且仍然受制于各级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效能感（杨正喜、唐鸣，2006）。主要体现在：①多数农民对选举不信任，认为选举只是“走过场”,他们没有实质性的影响。②部分农民对村委会的干部缺乏信心，认为村干部多为利益熏心者，多会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忽视农民的利益。③少数农民可能在公共事务中与村委会发生过矛盾，通常情况会在村公共事务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何海兵，2000）。
　　
　　2.2.1.2利益综合
　　
　　民众的各种利益要求与政府重大政策决策之间的转化功能就被称作利益综合，而各种利益要求转化为重大政策决策的前提条件是得到大量的政治资源的支持。（阿尔蒙德，2007）。中国的利益综合又呈现出本国的特点和特色。就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综合中国通常采用大多数人的意志，由执政党和政府广泛收集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各利益集团以及社会其他群体充分表达的意见后，经由协商讨论选择大多数人同意的政策决策，再将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顾杰善，1991）。国外学者认为，复杂的国家结构是中国利益综合、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结果的决定性因素（Kenneth Lieberthal、Michel Oksenberg,1998），而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民意”也开始拥有了明显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力量，成为利益综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显得至关重要，今后的中国必然会重视各种渠道表达出来的民意，尤其是新兴媒体的广泛运用。而由高层领导层面的权利斗争以及领导人个体的意志所引起的利益综合会逐步削弱。（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2006）。但在利益综合过程中，遇到政党内部分歧较大而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出现波动时，综合考虑各部门利益和各地方利益就成了利益综合的重要选择，借助其他非领导精英的力量来平衡各类利益关系，以期解决最高决策层内部在利益综合过程中的重大意见分歧，也稳定了国内政治经济的波动。“双向负责”便解释了重大分歧时中国的利益综合发生机制 （Susan L.Shirk,1993）。
　　
　　2.2.1.3接近渠道（合法性与强制性）
　　
　　接近渠道即利益表达渠道，是受到法律保护和认可的不受任何人侵犯和干涉的一项公民享有的权利，规定公民有权使用任何可利用的媒介手段自由的表达自己想法、情感、观点和主张（李树忠，2003）。有学者将接近渠道分为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和强制性的接近渠道两种，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分主要包括个体性的接近渠道，如个人自身联系和委托精英人物等，机构或组织性的接近渠道，如大众传媒、执政党、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强制性的接近渠道通常是使用暴力和极端的手段方式接近，如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罢工、暴乱等。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有各类型的接近渠道，且政治体系越是开发所提供的接近渠道的种类越多。但基本上所有的政治体系对暴力接近方式加以禁止和管制，同时也严格控制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使用暴力手段，因而强制性的接近渠道几乎被谨慎的控制。（阿尔蒙德，2007）。中国也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接近渠道，如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民主自治、社会团体、公众微博等等合法性的接近渠道，然而在这丰富的接近渠道里，由于群体差异和强弱悬殊使得农民能使用的合法性的接近渠道极少，而这些合法性的接近渠道的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夏菁 姚望，2007）。社会分工便是引致这些问题的关键，社会分工的作用会引致收入分配差距，从而形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通常强势群体会掌握更多的公共资源和信息资源，他们会有效的利用已有的资源以获取更多的其他资源或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向他们倾斜。反之，弱势群体本身持有的资源不足，影响力更是微小，他们无法享受到大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资源，甚至连信息的获取都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更不用说对新兴接近渠道的利用了。以大众传媒为表达，弱势群体的利用率极低，利益表达的声音很难通过这些媒介表达出来，也并没有完全形成话语空间，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亦很小（陈建胜，2007）。
　　
　　2.2.2价值观念
　　
　　2.2.2.1民主观
　　
　　民主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而民主观即是参与决策的意识。民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任何成员都能公正的享有决策权并能通过协商讨论参与决策，但不能保证他的观点一定能在争执中稳站上风。无论表决是否通过，意见都可以公正的表达出来，一般情况下，代表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意志即使在非控制的状态下也会影响最终的国家意志。民主观的测量维度主要包括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和参与效度。参与广度主要表现为参与的范围和频次，参与深度主要表现为参与的层次和执着性，具体的表现为主动参与意识。现今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属于“无政治阶层”,农民主动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然不高，因而表达行为和合法性的接近渠道显得便没那么重要，自主性和参与意识也相应的较弱。参与效度主要表现为参与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农民的影响力甚微。民主参与带来的良好政治效能感会引致民主参与意识增强，从而形成和巩固民主观。政治效能感作为应然的规范，是政府回应各类民主诉求或者说民主诉求个体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功能；作为能然的感觉，是政府回应民主诉求个体后，使民主诉求个体产生的自我认同和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感觉；作为实然的行动，是民主诉求个体在自我认同和能然的感觉的促使下，表现为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三者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呈递进循环式的转化模式，良好的政治效能感会使得其无限循环并增强民主观念，反之，不好的政治效能感会制约甚至断裂三者之间的循环而导致民主的发展停滞不前（David Easton,1967;李蓉蓉，2012）。
　　
　　2.2.2.2公正观
　　
　　公正观作为行为科学范畴，是人们处理和协调利益关系的行为原则。公正观作为道德范畴，是人们在人际关系中如何衡量和划分自己和他人利益分配标准的社会道德规范。在社会关系中，当全体社会成员得到合理的分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时，社会就是公正的（朱贻庭，2002;俞可平，2005）。公正观的基本精神就是“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指向， 更多地体现为公共资源与利益分配上的一视同仁或得所应得，而作为道德范畴的影响式微。广义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互动的运行框架下对社会成员各方面诉求的满足，具体表现为政治上的参与和代表权、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司法和当下文化的承认或认可。狭义上，在人际关系、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等多层次关系叠加下对所有社会成员各方面的认可和尊重，具体表现为平等的地位、生存发展的权利和获取财富的途径（吴沁芳，2007;弗雷泽，2009）。从积极意义上看，这会调动人们的正义感进而追求更为公正的制度安排和调整。转型期的公正观，受制于制度缺陷和道德自律缺失的双重影响，亦会伴生特殊的公正观。这会调动人们的负面情绪，进而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如单纯的不想便宜别人而不参与集体行动的一种特殊公正观（贺雪峰，2004）。
　　
　　2.2.2.3信任观
　　
　　信任观是产生协同或合作意愿的基础，信任观又以认知和了解为逻辑前提，以期待为判断存废标准。因而人们会倾向于信任已知的事物和他人，也期待他人的行为按照自己内心预定或社会固有的规范发生和运行。当人们产生期待的信念时，信任观会发挥其导向性而引导人们做出相应的选择或行为。在制度和道德的保护下，当人们利益趋同时，再经过有效的信息沟通后容易诱发双向期待而产生协同或合作的行为（马克·沃伦，2004;欧黎明、朱秦， 2009）。政治系统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合作意愿源于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是公众因为信任政治系统而选择将自己托付或支持政治系统的心理表现，并期待深入认知政治系统和期待政治系统按照其意愿运行。公众对政治系统信任与否，都会通过政治心理、话语和行动这些形式表现出来（上官酒瑞，2011、2012）。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一种社会资本、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凝聚力。
　　
　　2.2.2.4效率观
　　
　　广义的效率观，不仅仅包括时间效率、投入产出比以及效益，还有更广的目标即实现公共价值（周志忍，2000;Stoker.G.,2006）。时间效率是某个项目或工程从前期准备到最后完工速度的直观反应，在分散化效率追求的过程中时间观念会应运而生，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时间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判断效率的重要指标。投入产出比是某个项目或工程前期和施工过程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价值总和与最后产出来的总价值的比例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货币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投入产出比是判断效率的关键指标。投入产出比体现的效率观既强调比列之间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也强调专业化和多元化场域下异质的衡量标准。投入产出比也可以理解为经济效率，通常情况下指资源配置效率。即使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较少的投入能获得更多的产出，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更大的发展。效益是治理活动对治理对象状况的改善程度，是指某项工程和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公益效益和社会效益。公益效益近些年逐渐凸显，改变了原来只重视经济效益的格局。公共价值即效率观的社会价值，最终反应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国内学者也有通过时效、投入产出比与效益三个方面测量效率状况实证研究（吴春梅 石绍成，2011）。
　　
　　2.3量表设计
　　
　　本文的实证数据主要是通过大量问卷调查和典型个案访谈来获取的，个体特征主要根据样本村的人口特征设计 7 道题进行测量，分别是“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对村庄公共事件的关注度”.
　　
　　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概念具有抽象性和争议性，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现实生活中对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因此，本文需通过将抽象概念分解，提炼出可操作化题项，以更适合、贴近现实生产生活层面。从而更有利于其用于社会测量。
　　
　　本文广泛的运用李克特 5 点评分量表对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各个维度进行测量。赋予 5 个等级不同的分值进行评判，分别是“非常同意”赋予 5 分、“同意”赋予 4 分、“不一定”赋予 3 分、“不同意”赋予 2 分、与“非常不同意”赋予 1 分。以下是行为主体性、利益综合、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强制性的接近渠道、民主观、公正观、信任观和效率观八个变量的操作化题项。
　　
　　2.3.1行为主体性
　　
　　行为主体性主要包括在新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受损时主体的自主反映情况。根据主体特征和相关研究维度，行为主体性调查问卷共设计了3个操作性题项，见表2-1.
　　 　　
　　2.3.2利益综合
　　
　　利益综合是把各种利益诉求整合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功能。主要有政党、信访部门、政府相关部门、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团体等机构执行。根据主体特征和相关研究维度，利益综合调查问卷共设计了 6 个操作性题项，见表 2-2
　　 　　
　　2.3.3合法性的接近渠道
　　
　　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包括个人联系渠道、委托精英代理、大众传媒、执政党以及立法机构和政府行政部门。根据主体特征和相关研究维度，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调查问卷共设计了 4 个操作性题项，见表 2-3.
　　 　　
　　2.3.4强制性的接近渠道
　　
　　强制性的接近渠道通常是使用暴力的接近手段或方法，以极端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是属于合法体制外的手段。根据主体特征和相关研究维度，强制性的接近渠道调查问卷共设计了 3 个操作性题项，见表 2-4.
　　 　　
　　2.3.5民主观
　　
　　民主观包括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和参与效度。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是指参与意识的强度，而参与效度主要取决于参与者的所得到的反馈。根据主体特征和相关研究维度，民主观调查问卷共设计了 5 个操作性题项，见表 2-5.
　　 　　
　　2.3.6公正观
　　
　　公正观包括程序公正、过程公正、结果公正，更全面地了解处于转型阶段的农民的公正观诉求，根据主体特征和相关研究维度，公正观调查问卷共设计了 4 个操作性题项，见表 2-6.
　　 　　
　　2.3.7信任观
　　
　　信任观以认知和了解为逻辑前提，以期待为判断存废标准，既属于认知范畴又属于信任范畴。根据主体特征和相关研究维度，信任观调查问卷共设计了 3 个操作性题项，见表 2-7.
　　 　　
　　2.3.8效率观
　　
　　效率观包括时效、投入产出比、效益。时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与效益是是指公共事务的处理时间，包括决策、执行、进展状况，投入产出比是公共事务所投入的成本与产出比率，效益是效率观的延伸部分，是状况的改善程度，往往与特定的主体、资源、制度相联。根据主体特征和相关研究维度，效率观调查问卷共设计了 3个操作性题项，见表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