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与成人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逻辑问题

　　语言习得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现人类语言习得规律,从而能够制定出合理、科学、有效的语言学习和教学方法。二语习得如此,外语学习亦是如此。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外语学习方面研究不断借鉴母语和二语习得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成人语言学习方面的研究不断地借鉴儿童语言习得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以上的两个方面相互交织。这种研究思路应该是一种必然,但是这其中存在的一些逻辑问题似乎不应该不考虑清楚。本文就儿童与成人语言习得的对比研究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能够说明其间关系。本文中的语言习得是指在充分合格的真实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学习和内化语言能力的获得。语言学习是指在不充分合格的非真实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学习过程。

　　一、语言的输入

　　谈到语言习得必须提及输入理论,而这一理论已经成为很多相关研究,尤其是儿童与成人语言习得对比研究的起点。自从克拉申(1985)的输入理论问世以来,对语言输入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克拉申的输入理论是建立在第一语言习得基础上,并且得到儿童在其习得过程中获得简化语言等验证。简化语言是指为了与习得第一语言的儿童交流而调整的语言。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其目的是为了理解意义而非教授语言;二是极容易理解的简短话语;三是遵循“此时此地”原则,即与当下而非未来与过去有关。

　　同时该理论认为最佳语言输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可理解的输入,如果不可理解,再多输入也是枉然;二是内容有趣并相关;三是不遵循语法顺序;四是输入量必须充足。如果有足够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则必要的语法会自动获得。沉默期理论使得我们了解到语言输入的重要性。罗德里格斯的例子表明语言习得来自长期的视听语言输入。罗德里格斯在加州的萨克拉曼多长大,在上小学之前一直说西班牙语。进入小学六个月后才开始在课堂上说英语。他能够成功习得语言得益于从课堂上书本上以及日常生活上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显然,人类语言能力的获得必然需要语言的输入,而对于儿童语言输入的研究产生了关键期理论。

　　二、关键期假说

　　在儿童习得语言研究方面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研究领域,即关键期理论。Lenneberg(1967)针对母语习得提出了关键期假设,他认为2岁至青春期之前这段时间是语言学习的关键年龄。[1]

　　关键期来自于狼孩等特殊案例以及人脑随着年龄增大可塑性的降低和接受新事物能力的下降等一些普遍的基本认识的假推。由于无法用实证的方式验证,至今众说纷纭。有的研究支持这一假设。比如,Penfield &Roberts(1959)指出语言习得在一生中的前十年的最佳。这时大脑的可塑性较强,随后从青春期开始,可塑性渐弱,随之学习语言的能力开始下降,这是大脑左半球语言功能侧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理解与表达语言的神经能力,从最初的左右两个大脑半球,逐渐被转移到了左半球。成人语言学习者的困难则被认为是这种神经变化带来的结果。[2]

　　也有很多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Natalia Fullana以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的双语者为受试,研究了在外语环境下不同起始学习年龄———8岁、11岁、14岁、18岁———对英语语音的习得情况,结果发现起始年龄并不是影响语音习得的决定性因素。[3]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二语环境中儿童在辨别英语元音和辅音方面比成人好,但是还没达到本族语儿童水平,Bongaerts(1999)的个案研究则表明成人却已经达到近似本族语的发音水平。[4]有很多研究发现,在外语学习环境下早学者和晚学者能达到同样的水平,甚至晚学者能达到比早学者更高的水平。”[5]

　　由于关键期理论这一假设未能得到实证数据的证实,年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二语语音习得实际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同时,在探讨成人与儿童语言习得的异同问题过程中关键期假设总是和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普遍语法假设

　　上世纪8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该理论认为普遍语法是人类进化的语言知识体系,存在于人脑中,主要包括普遍语法原则以及普遍语法参数。根据这一原则和参数体系,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人类可以利用这些有限原则,合成无限的话语。而这种普遍语法只有儿童能够加以利用来习得语言,但由于成人超过了关键期所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普遍语法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因而只能依靠一般认知机制学习二语。一般来说现实生活中在口头表达的流利度和发音的标准度等方面儿童要优于成人,也就是从小学外语的人比成人后学外语的人更流利、标准。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Felix(1996)认为课堂教学的特定学习环境中,学生无法获得UG的基本原则,因而是否能获得UG(普遍语法)学习环境的特定因素及个人的心智生态影响。

　　Fillmore(1991)提出社会情境中的语言学习模式:成人与儿童在二语习得中存在的差异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拥有的认知机制不同以及学习的侧重不同所造成的。”[6]

　　普遍语法理论研究者普遍承认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同时能够利用UG和一般认知机制。但是如果我们没法区分在人脑中同时却又隐性地运作的UG和一般认知机制,那么我们无法证实UG的确作用于成人二语习得。同样要证实UG不作用于成人二语习得也不可能。所以用UG来说明年龄效应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因为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来佐证。[6]

　　因此UG理论归根到底实际上是一个尚未充分验证的假设。

　　四、研究逻辑的探讨

　　综上文所述,成人与儿童由于语言习得时期的不同在语言学习上主要存在着生理上和环境上的区别,从而找出这些区别并针对这些区别寻求各自适合的学习途径和方法似乎是理所应当的逻辑。

　　1.以假设为基础

　　假设的理论重要性和现实指导意义无可否认,但通过关键期假设、青春期、大脑偏侧优势、UG学习机制等理论假设来研究儿童与成人在语言习得中存在的差异并指导二语学习显然站不住脚。另一方面来讲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些假设,但是如果没有严谨确凿的数据或生理证据,假设总归还是假设。加之许多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同时就研究语言习得机制而言,语言输入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有效控制的变量,就算进行实证性研究,也不可能对多人或同一个人进行关键期的研究,加之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变量也很难控制。

　　2.对比研究的意义

　　一般的实证研究的逻辑是,研究特质一致的一个或多个受试在受到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后或在同一环境下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变化,从而得出因变量在何种自变量的影响下呈现何种变化。而研究儿童与成人语言习得的不同,实际上是研究特质不同的受试或因变量在相同环境或自变量影响下呈现的差异,加之环境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研究结果必然出现差异,则一方的研究成果对另一方是否有意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3.追求低龄化问题

　　一般来说,语言学的早就意味着学的多、学的好,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加法,但是事实没那么简单。在母语环境下学习语言是越早越好的,而在外语学习环境下则不一定。除了学的早忘得早这一贯穿整个语言学习过程的减法之外,语言习得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年龄只是一个因素,因为在任何年龄段开始的学习者在语音方面都有十分成功的例子。 比如GARCIA - MAYO & GARCIA -LECUMBERRI的研究也证明了在外语学习环境下早学者不见得比晚学者差,也有晚学者优于早学者的情况。[7]

　　由于不同年龄的人存在各自的优劣势,因此年龄阶段不应成为决定语言习得效果或成败的主要因素。只有“保证学习者得到足够高质量的输入,在此基础上年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7]

　　当然在满足以上条件环境下似乎越早习得成果越好,但是这需要条件:充分有效且不间断的的语言输入与输出,因为“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学者们也发现了输出在习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Swain(1993)指出输出将迫使学习者从意义加工转为对句法进行加工,从而促进语言规则的习得Izumi等人(2000)指出了输出的“注意”作用,因此,学习者的输出应纳入到语言输入研究的范围。”[8]

　　即所获得的输入无法实际运用,从而造成不完善的语言能力的缺失。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正确的输入,比如语音,思维习惯等,越早输入效果越差,而且对未来的学习会带来极大障碍。
　　
　　五、结语

　　儿童与成人二语习得的差异不仅是内在UG机制及其带来的所谓关键期的问题,而且还有语言环境和认知特定等方面的差异。儿童在学校和其他地方拥有更加简单、宽松、自然和充分的语言环境下习得语言,并且有更多机会与本族语者接触,而成人则一般没有那么好的语言环境,而且成人间交际难度更大。另一方面,成人倾向于保持固已形成的知识体系,较难接受新的信息,加之原有的语言较强的影响,在语言习得上较为迟钝。加之成人由于面子问题更害怕犯错以及被人耻笑。在语言要求方面,儿童基本上只要求口头流利度,而成人则要求听说读写多方面,而且成人的交流内容比儿童复杂。由上可知将不同的受试放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对比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就算年龄可以作为某一受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变量,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人没有条件和意愿都从小学英语,更重要的是在我国从小学学英语的人很少有达到令人满意的语言水平。语言最终是交流工具,只要能够到达顺利沟通的程度,二语学习就是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语水平既然不一定要达到或接近母语水平,何必要为了达到母语水平从小学呢?总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即所谓关键期或年龄很可能是决定语言学习关键因素的附带成分。也就是说,由于某个关键因素在某个年龄阶段能够真正地起作用,因此人们便将年龄锁定为影响语言学习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或者说关键因素应该是合格且充分的语言输入及在此基础上的充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