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乡村人口流动治理困境探析
【第一章】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及治理研究导论
【第二章】小丁村空心化问题
【第三章】农村人口外流的好处
【第四章】小丁村人口外流的问题
【第五章】农村人口外流治理办法、建议与思考
【结语/参考文献】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三章 显而易见的好处
一。我们村里没光棍
在与小丁村的村支书谈村里经济状况的时候，他很自豪地说：“不瞒你说，我给上面报的时候，肯定说我们村比较穷，是为了让上面给我们村里更多的补助，但是我个人认为，相比临近几个村庄，我们村里的经济比他们要好很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临近两个村庄的光棍坐在一起可以凑够坐两桌，但我们村里 25 到30 岁之间，一个光棍都没有。”令人疑惑的是，一个村庄没有光棍也可以成为村干部的政绩吗。但只要通过对我国人口结构进行简要了解，对农村结婚花费情况进行调研就可以很好地解答这个困惑。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80 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 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则高达 206:100,有专家预测 2013 年之后，“90”后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 10%的男性不能成婚①。根据报道，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于 2007 年 1 月发布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与 2003 年抽样调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到 2020 年，20 岁到45 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 3000 万人左右，鉴于性别比长期失调，研究者据此推测2020 年我国将可能出现 3000 万光棍大军，而且尤以农村最为严重②。中国出现男女比例失调的状况，其原因也不外乎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受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养儿防老，多子才能多福旧思维仍有很大市场；三是现代医疗提供了“技术保障”.在小丁村，重男轻女的现象是屡见不鲜，年龄大的人则不必说，年轻人也有这种思想。村里有一户村民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最后还是没能实现他的儿子梦。这种状况持续几十年后，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让小丁村村民的体会是“男娃多，女儿少，结婚难”.
结婚，恐怕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为了这件事，男女双方家庭一般都要置办当时比较流行的物品，这些物品逐渐演变成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结婚三大件”.随着时代的不同，结婚所置办的物品也就各不相同：上个世纪 70 年代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再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电脑、电话、空调；到如今则变成了车子、票子、房子这三大件。关于这三大件，对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是在享受的结婚喜悦，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则如临大敌。
D,女，43 周岁，小丁村的村民，平时在外务工，因为没有上过学，只能和丈夫一起出去，有个儿子在北京一家公司当电工。儿子快要 20 岁了，到了结婚的年龄，所以在村里买了一块新地基，盖了一座二层楼的新房，红瓦白墙，室内宽敞明亮，看上去气派的很。对于结婚的花费问题，她一直摇头说：“现在结婚真的结不起啊！结婚的聘礼，置办酒席等各项费用要 12 万块，现在女方都要求男方盖新房，买个车，我们家这房子收拾好花了有 20 万，车子是没有上限的，我们就是买个一般的就行了，这也要花费 10 万块吧，这总共算下来要 40 万，40万说出来很容易，但不是每个家庭能够拿得出来的。”根据刘燕舞的调查，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婚姻消费与一个劳动力的年毛收入相比开始发展到 2 至 4 倍。
也就是说，一个劳动者不吃不喝需要劳动 3 至 4 年才能结得起婚。从 2000 年开始到现在，婚姻消费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 4 至 7 年才能负担的起。
如果考虑建房等作为 2000 年以后结婚的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的话，那么将意味着一个劳动者需要不吃不喝劳作 11 至 16 年才能负担得起①。
结婚是人生的大事，他翻起新婚男女新的人生篇章，但这一切的开始都要面对一场消费大战，物质是绝对的主角。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正如刘燕舞所提出的，支撑婚姻成为一种高消费的机制是婚姻圈的扩大与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段严重失调的双重挤压效应，从而客观上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具备将婚姻变成一种高消费的谈判权力②。女性在婚姻市场谈判权力的提高，也意味着女性在家中地位的提升，这也冲击着旧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当金钱在婚姻里超过相貌、年龄，也就出现富裕起来的乡村精英比一般村民搞婚外恋的比率高出很多。提起有关村里谁和他老婆离婚这种话题，村里的人就会说：“有钱烧的不知怎么好了”,但是对于村里的年轻人，全家都为此全力以赴。正是因为小丁村里的人不管务工还是经商，都积累相当的资金以应对结婚这场“人生大战”.当人们日常生活都卷入市场这个无影无踪的机器之中时，他不会因为你的弱势与脆弱就停下脚步等你追赶上来，优胜劣汰是他永恒的运行法则。小丁村人在这股潮流中，与相邻的村庄相比，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在小丁村，不管结婚需要花费 30 万，还是 20 万，都不是村里人均不到一亩的农田所能够给予的，必须把方向指向村庄以外，只有在外面的世界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尽管不能以是否有光棍或光棍的多少来评判该村的经济发展状况，但村庄经济的好坏确实会影响到村里小伙子是否能够顺利结婚与否，所以村书记把村里没有光棍看做值得骄傲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想象如果在不到千人的村子里，绝大多数年轻人娶不上老婆，那么这个村庄的秩序稳定与否则可以想象。如果这是一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都出现这种现象，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社会问题，当然这样的现象可能也不会出现，这也不是文章所讨论的范围。
二。盗贼身影再难觅
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改变乡村治理秩序，使乡村治理秩序面临新的挑战。为了维持社会共同体的存在或发展，会形成相应的共同体认可或服从的权威、支配和影响人的行为规则，使共同体的生活处于有序的治理状态，而不至于陷于无序和脱序的纷争之中，有效的治理或是良好的治理，其目标之一就是社会的有序性，在乡村则表现为村治秩序①。在流出地的乡村，冲击最为强烈的是安全性秩序。
小丁村的人口外流已经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来，随着小丁村人口的外流，小丁村的安全性有何变化，小丁村人最有发言权。
问到小丁村村民，和以前相比村里治安环境有何变化。村民 E 说：“以前村里丢东西很多，会经常听到东家的羊半夜被牵走了，西家的门半夜被小偷给撬开，我家养的几只兔子，就在我家院子里，夜里还让人给偷去，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以前养狗的也多。现在很少听说谁家有丢东西的，拿别人家的东西也不值几个钱，出去打工，到哪里一个月挣不了几千块钱。”E 的邻居说：“以前村里没有什么好的生计，出去挣钱的没有几个人，最主要是没有什么好职业，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挣个钱。挣钱主要就有两个法子：一是在家里喂几只羊，养两头猪，过年的时候卖上千把块钱；第二个就是一年的收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一家人吃上一年就差不多没了，好年头剩下一点粮食再卖几个钱。地里这点活干半年，大部分人又要在家闲半年，不是说，没事才找事吗。很多人都为了一个地边，为了你家多一尺我家少一尺吵吵闹闹，有的甚至因为小孩子拌嘴，孩子双方的家长为此就大打出手，两家子闹得不可开交。以前只要是有吵架或是打架四周必然围的都是人，有人在那真心劝架，也少不了成天就是擅长”西家长，东家短“看人家笑话的老婆子和媳妇，我觉得，那时候不是没事闲的吗。现在谁还有那个闲心去挣那个地，吵那个架，看人家的笑话，现在每个人为了多挣点钱，临近大年三十才回家。不来不行啊！很多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春节一过，在家还没呆几天，一家子还没有亲热够，大多人不管外出打工还是经商又要奔赴全国各地。”关于乡村秩序的变化情况，特别对有关村里的治安问题，笔者做了 30 份调查问卷，并且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从图表可以看出，小丁村的绝大多数村民认为，与 10 年前相比，治安环境变好了，只有 5%的人感觉村里的治安环境不如以前。从村民的口中可以知道，由于农村人口向外流动，缓解了人地之间的矛盾，给乡村注入了生机活力，改变了流出地人口的生存状态，这有利于乡村的和平稳定与安宁。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当惩罚犯罪的力度大于犯人犯罪所获得的收益，犯罪分子一般会因对法律的畏惧而停止犯罪，当小偷在一个“熟人社会”或者是“半熟人社会”外出打工所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偷东西所获收益时，那些“顺手牵羊”的人也会三思而后行，这也是村民 E 给我们讲述的道理。在小丁村，有一大半村里人流向城市，村里的争吵少了，本来就“来无影，去无踪”的盗贼也没了他们的踪迹。他们到底走向了何处，没人去细细追寻这个问题，但村外的世界所提供这么多的就业，其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小丁村村民外出开拓了视野，改变很多传统的观念，但也是被城市的冷酷和欲望等不好的思想观念侵蚀着。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用城市的摩登来挑战乡村的朴实，并没有把从外面遭的罪、受的气施与乡村，这可能是小丁村的传统朴实的氛围还比较强大，后生们还不敢挑战长老的权威。小丁村因为人口的外流，改善了村里的秩序，没有像很多学者所提出的因流动而产生混乱，这是值得小丁村庆贺的事情。小丁村的村民作为乡村秩序的建设者和被服务的主体，未来秩序如何都要看小丁村村民自身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特别是村里精英是否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真正结果如何，只能耐心等待。
三。我们村里的大能人
笔者在挂车公司的门口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公司的老板姓王，F,中共党员，今年 36 周岁，平头，西装革履，很是精神。崭新的奥迪车开到门口，从车里走出来的老板就是小丁村的村民，家里弟兄三人，原来是小丁村很普通的一员。当时，因为兄弟多，家里条件不好，很早也就从学校出来，除了帮助父母种好自家的几亩地，农闲也在外打工补贴点家用。干了几年，也开始干起挂车的销售，之后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招了很多业务员给自己跑业务，他的两个兄弟也跟着他干起来。现在挂车行业也逐渐呈现饱和状态，整个行业都需要转型，尽管他在众多公司当中也的业绩不是很好，但是一年还是能够创造几百万元的盈余。对于当下中国的农民来说，一年能有这样的收入，在农村绝对是顶尖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可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像他这种情况，自然在村里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公司里招人，外面的和村里人一起竞争，同等条件下肯定是要村里人，没有别的，只是为了共同的乡村记忆，所以他也给村里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走在小丁村的街上，每当提起王老板，村民会异口同声地说：“他是我们村的能人”,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也是这种羡慕的情绪在小丁村的发酵，一批生意人能手迅速崛起，有的甚至不输给王老板，这也为一贯以单色调为主的小丁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艳。
和王老板说明来因，他很乐意介绍小丁村的情况，问他对小丁村未来发展的看法，很有自己的独到的观点，特别是关于留守老人的问题。他说：“我感觉村里很多老人没人管是个很大的问题，向我们这样也是成天在外，一年回不了几次家，老人的事情很少管，这个事情真的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像很多老人不但很孤单，经济上还很困难。怎样能让他们的生活好一点，贡献出我们的一点力量。我就思考，我们出来的人每年能不能多少捐点钱，钱当然不在乎多少，都是老少爷们的心意，像我们出门在外混的人，每天买两包烟就够一个老人花上一个月的，我想这个钱是没有不愿意拿的。”从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身上没有暴发户的“味道”,除了有商人所具有灵敏的市场嗅觉与开阔视野，还有乡土的淳朴，虽然年龄不是很大，小丁村朴实尊老的传统文化基因在他的心里扎根很深。
贺雪峰教授认为，所谓乡村精英就是“村中掌握优势资源的那些人，因为掌握优势资源，而在村务决定和村庄生活中具有较一般村民较大的影响。”①仝志辉认为强调乡村精英产生的群体背景，认为“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响力的人，就可成为精英”.②从学者们对乡村精英的定义中可以知道，小丁村口中的“能人”,就是学者笔下的乡村精英。有人还把乡村做了进一步划分，从村庄精英在现行组织体制中的位置来看，可以分为体制内的村干部即体制精英，体制外的村庄精英即体制外精英；从村庄精英在村庄影响力的大小来看，可以分为高大威猛型村庄精英和细小琐碎型村庄精英；从村庄精英在村庄发挥影响所主要借重的资源来看，可分为经济精英和非经济精英，以及传统型精英与现代型精英等划分③。不管是对乡村精英进行粗略归纳，还是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所谓的“能人”群体。
在传统社会，受社会经济的限制，皇权不下县，乡绅作为乡村精英的主体，他们负责政府与村民信息的上行下达，扮演着国家与农民“中介”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并且减少了对农民地域的束缚，这一系列改革使农村人口外流，涌现出大量体制外精英，包括小丁村在内都是如此。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增长与维持社会稳定，在这一方面，不知道像王老板为代表的村里能人所起的作用有多大。面对没有任何经济发展优势的村庄，最后问王老板小丁村如何发展，他讲到：“从村里出来已有好几年，对村里面也不是很了解，村里面的发展规划，村支书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也没什么好的意见。另外，村里面不是一个人的事，人多事杂，但可以肯定，小丁村需要我们，我们会倾尽全力，肯定不会拖村里面的后腿。”小丁村和以前相比，都是一如既往的平静，缺乏治理资源。但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家是三代贫农”的口头禅不再挂在嘴边，由过去的政治资本变成自我调侃。尽管过去由贫穷产生的乡村能人没有了光环，但是致富能手也没有进入乡村政治。不像以前大家都是一穷二白，现在的能人就是乡村治理资源的金矿，需要乡村干部的统筹协调、开发利用。
四。做官也是一身轻
苏轼在《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科斗老》中写到：“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意思是不做官了，感到一身轻松。小丁村的村支书，除了干自己的农活，还去外面拉木头，出去一次可以挣上两三百块钱，有时候运气好，还能多挣一点。虽然他在村里身处要职，但是你看不出他现在有任何压力。笔者问书记现在村民工作是否好做，村支书笑着说：“现在村里有什么事呢。就是经常去乡里开个会，交个报表就完事了。如今不像以前要交公粮，很多人讲这个理由，说那个道理，就是给你拖着不交，那样的话，干部也不用当了。如果公粮交不上来，乡里的领导也不会没点声响就让其过去，我们挨批受骂是肯定的。你给村民要，有的村民给你闹，要不上来，上面的领导骂你，那时候真的里外不是人，还好那个时候村里不讲道理的人不是很多。没想到啊，时间一晃变化那么大，现在种地竟然不要交公粮，还给几十块钱的补贴。以前拿着口袋上门见面，现在大多都是在酒桌上见了。”国家对农村税费改革确实缓解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这大大减轻了干部身上的重担。
据了解，在前几年，小丁村的村干部还有来自黄河水干涸带来的压力。听起来有点突兀，要弄个明白，需要翻一下小丁村的老黄历。村里有点年纪的村民都知道，因为黄河改道，突然向南移，村里很多人的老宅基地变成了河道。村庄北面大面积的土地被黄河水隔开，因为要过河种地，交通很是不便，小丁村基本上就放弃了河水北面土地的耕种。农民把土地看的很重，何况是几十年前，河水把小丁村与北面的耕地隔开，你们不种，自然被对岸的村民耕种了。这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在 2000 年左右，由于上游降水量减少，下游经常出现河水干涸的情况。那时候村里的很多人，都呆在家里靠那几亩地过活，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于是有人要求要回对岸的土地。对岸当然是一口回绝，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对岸这种强硬的态度使小丁村村民不满的情绪更加激化，于是在夏收时，过河直接收割对岸的麦子。对岸的村庄知道情况，紧急通知自己人马，你割我打，双方互不相让，那几年，每当夏天村里经常会因此事“挂彩”.村里很多人对村干部施加压力，要求村干部强硬起来，村干部也只能对外“强硬”,对内安抚，呼吁大家冷静，不要因小失大。现在回想起这个事，小丁村的村支书说：“民以食为天，如果我们老农民在粮食上有缺口，真要出乱子的。那几年很多人去河对岸要地种，现在村里大多数人外出打工，自己家的地都不种了，谁还想那个事。幸运的是，那时候没出什么大事情，要不然可真要把肠子悔青了。”
农村人口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妥善安置，大家都忙着外出赚钱，人多事杂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根据笔者在小丁村的调查，从前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经济因素，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大多也因资源匮乏而起，由此产生影响村庄治理的不稳定因素，也弄得村干部焦头烂额。村支书说：“人呢，都会犯这样一个毛病，有的时候不稀罕，越是没有越是红了眼，一点也不相让，没有了一点涵养与情面。以前我的很多时间，除了催着村里人交公粮，就是处理各种因分田、分家产生的纠纷，这两个都是出力不讨好活。现在公粮不交了，打架、闹事、分地的没了，我大多时间就是干干家里活，一早晚和另外两个委员碰个头。是社会变好了，村里人有钱了，矛盾也少了。”
村干部的压力，有来自上级，作为一个传统的乡村社会，更多的是来自村子内部，干部与村民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生活在共同的文化体内，并受其乡俗与人情制约。如果村民对某位村干部的意见很大，那么这位村干部在村里不会干长久，所以通过村民对村干部的看法，可以反映村民对干部工作满意度。
笔者对外出前后干群关系有无改善做的调查，情况如（图五）：
通过上图可知，在问及村民外出前后干群关系有无改善时，有 69%的人选择了干群关系变好了；认为干群关系没变化的有 20%;只有 11%的人认为干群关系变差了。村里人看到这个问题都要思考一番，不是因为怕什么，是要回忆村里与问题相对应的事情。村里的一位中年大叔说：“我觉得，不能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多好，但也没什么大的错误，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年也见不上一面，能有什么矛盾呢。”
五。村长自有后来人
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的留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的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大到国家，小到村庄，青年人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小丁村的很多青年，虽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很了解，对村庄经济发展也有自己的看法，产生这样的结果要归因于，小丁村以外这所社会学校的历练。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后，他们在工作中看到不同风土人情，与各色人群交流互动中，极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解放了自己的思想。现在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背井离乡，其直接目的是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从长远来看，这也让在外务工人员把城市新的信息和现代化的理念带回家乡，新思想与新理念被带入农村的生产生活之中。
资金与信息流入农村的媒介就是农村的青壮劳力，这也是能够改变乡村的决定力量。G,男，今年 24 周岁，和父亲常年在市里建筑队干活。谈到小丁村的建设，他说到：“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实际上在外非常辛苦，干不完那么多工作量，就没有那么多钱。有的人尽管一月挣五六千，但他们都是晚上加班到九点多，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很可怕。在外是吃不好，睡不好，为了挣钱还是要出去。现在村里没有什么发展机会，没有什么经济项目，村干部一定要把发展经济放在工作的首位才行，成天抱怨村里没资源，如果不去想法子创造点资源怎么能走出来。外面有很多村都像我们村没什么资源，但是村里建设的非常好。要是在家能挣钱，我们是绝对不到外面去受罪。村干部都是一群老人，我都怀疑他们还能不能跟上这个时代。”笔者问他，如果下次选村干部你会参加竞选吗？G 很坚决的回答说：“我会参加。”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问了很多小丁村的外出青年，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下届的村委会选举，他们绝大数人都愿意参加村委会的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