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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乡村人口流动治理困境探析
【第一章】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及治理研究导论
【第二章】小丁村空心化问题
【第三章】农村人口外流的好处
【第四章】小丁村人口外流的问题
【第五章】农村人口外流治理办法、建议与思考
【结语/参考文献】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四章 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良田变树林
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论证了传统社会的农民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一样，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为动机。波普金认为农户是一个权衡长短期利益及风险因素后追求生产利益而做出合理决策的人，是理性的①。进入小丁村的路两旁都是昂首挺胸的白杨树，白杨成材周期相对其它树种都要短，在 10 年左右就可见经济效益，村民在房屋后面也都会种上树，不但可以卖钱，也可防水固基，所以在小丁村，众多树种里白杨树是绝对的主角。现在杨树不仅占领了小丁村的房前屋后，还侵入村里的良田。
“两口子在外面干一年活能挣 10 万，在家种我们那两亩地，撑死赚上个 5千块钱，能中啥用。我们年轻的出去干活，家里老人年龄那么大也干不动了，所以很大块的地就租给人家了，租家一年一亩地给我们二三百块钱，小地块没人种，也不能抛荒，否则别人会说这一家如何不过日子，连地都不种。所以，看到有人在地里种上杨树，我们也种上了杨树。杨树种在地里省心的很，一年到头不用管事。”这位村民讲述的不仅是一个人或是少数人的想法，在小丁村及其邻近村庄的村民很多都持这种想法，并且付诸于实际行动。根据小丁村村委会统计，小丁村有 610 亩耕地，有近 260 亩被种上了杨树，小林村的“杨树经济”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古训被各朝历代帝王所推崇。进入现代以来，我们所熟悉的是中国拥有全球 7%耕地，却养活着 21%的人口，这告诉国人我国并非是想象中的地大物博。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1994 年在《世界观察》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给中国人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我们政府早就提出确保耕地“18 亿亩红线”的要求。小丁村处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内，如果有 1/3 的粮食主产区像小丁村这样，国家提出“18 亿亩红线”肯定是守不住的。粮食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质，是必须要保障的，没有粮食安全，国家安全则无从谈起。市场经济已经全方位的侵入到农村，像小丁村这样传统的村庄也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村民的生产生活被各种商品所包围，琳琅满目的商品早已不是城市的专属。由于社会分工进一步加深，社会化服务代替农户自我服务，农民生活货币化，打破了家庭自给性供给边界。
调查可知，小丁村的村民，粮食都不能自给自足。即便是在家务农的一些人，也不像以前在自家的菜园子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他们反倒认为：“买菜很方便，出了村子没几步就到了，而且还不贵。”市场使小丁村村民改变了过去的生产生活习惯。农户家庭生产、生活、交往，农村吃、穿、住、行全方位社会化，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现金购买服务和商品②。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没钱寸步难行，成了小丁村村民的基本共识。村民会感到市场带给他们货币的压力，关于“杨树经济”对国家粮食的影响离他们太远，又怎么给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
一棵棵树苗种在田里，像刚生下的娃娃，一天一个样。然长势虽好，破坏也惊人。一位在家务农的村民说：“现在还有人管吗，这么好的地不种粮食却要种树，人怎么能这样，你们不靠地吃饭，我们还指望他们过活呢。现在还是小树苗，等上两年树根就扎的很深了，叶子也会遮住我们地里的庄稼。这样下去一亩地能收一千斤的，到时候 800 斤粮食都收不到。我已经给村委会说了，村委会也没给我个说法，我再等等。如果到时候还不给我个说法，我就会直接把树给砍了，到时候也不能怪我没给他们说。”在小丁村因为在田里种树闹矛盾的就发生了好几起，有的人感觉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这事，但是心里是不舒服的。
小丁村村民把杨树种到了良田里，村支书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么多人都出去了，为了省事，村里很多小块的地基本上都种上了杨树。只要有一家种树，就会有人跟风，如果不跟风也没办法，不然临近的地收成就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很反对这样做，这也是田里这么多杨树被毁的原因。反对栽树的，树被人家砍的都有人来找过我。老实讲，我也没什么好的点子，因为种树的人数那么多，也不是一家。反过来，在地里种杨树确实会影响到别人种粮，但砍别人的树也有点过了。我也是陷入两难，这不一直拖着吗。最近，村委会计划把村里的地收到村里，以集体的形式流传出去，这样把每亩的收入可以提高点。再者，留在村里的人也不用种地了，可以干点其他事，多赚钱，也不用为了种点地伤了村民的感情，看情况怎么样吧。”
二。消失的邻居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的。③”在这样的一个“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彼此是熟悉的，只要听对方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是谁。他们世代拥有共同的生活空间，互动频繁，互帮互助，所以传统乡村居民对共同生活家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要比城市社区更加强烈，小丁村村民无论走到哪里，都说我来自小丁村。在小丁村其他地区一样，无论是隔壁邻居的吵架、村民的红白喜事，还是农忙时的忙碌，亦或是土地承包的问题，只要发生于邻里中的事情，都会牵引着许多人的关系与帮助①。我们从小就知道“远亲不如近邻”的俗语，听过“六尺巷”的故事，还读过“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流传后世的诗句。进入乡村就有说不尽的故事，讲不完的家常，他们共同编织成了乡村的社区记忆。
走在小丁村的大街小巷会发现，村里很多房子虽然修葺一新，但都是大门紧锁，少了很多生活的气息。昔日的欢声笑语，消失在各家的院落里，沉淀到小丁村人的心房中。现在经常聚在一块的是几个老年人，在家门口，在马路边说今道往。这些留守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儿女关爱，身体健康，需要有个好邻居，现实状况却离他们的期望越来越远。老人 H,女，75 周岁，2 年前没了老伴，现在一人独居，生有一儿一女。老人讲：“我儿子和闺女都很孝顺，儿子在外面做生意，在城里也买了房子，成年不在家，一年在家也呆不了几天。
我一个人在家，他们都不放心我，闺女要我去她那里住，我很不习惯，呆不了几天就回来。闺女说，连个邻居都没有，怎么放心。以前，前后左右都有人住，现在只剩下前面这一家邻居了。左边的邻居在城里做商品批发，全家都搬进城里了，好几年就不住人了。我们对门的这个邻居，儿子在省城上班，孙子在上幼儿园，儿子和媳妇都要上班，两个老人给儿子看孩子去了，因为家里还有老人，到过年的时候还是要回来。我们这几十年的老邻居，要一年才能见一回面。你也看见了，我们村里平时哪还有年轻的，都剩下我们这样的老人。这些邻居门出去了，特别是年轻人不在村里，我们就很不方便，像井坏了，电要修，我们也不会修。哎，过一天，算一天吧！”在小丁村，像老人 H 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难以一一道尽，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因为乡村人口流动，“远亲不如近邻”,像过去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功能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农村人口的外流使得邻里空间逐步缩小。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当这个熟人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外出，那么这个社会空间自然也就缩小，成为一盘散沙。
共同生活、彼此互动是社区的核心内容之一。邻里之间的互动交往对社区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口的流动则让互动与交往失去了“人”这一基本要素。尽管许多农民出身在乡村，在乡村成长，但他们都不再附着于土地。青年作为流动的主力军，他们很多人中学毕业就走向了离乡务工的道路，对这些人家乡成了一个模糊的名词。对于那些经常在家务农的人来讲，长期离开家乡在外务工的过程中，他们也很难在每天交往的过程中保持与家乡的紧密联系，家乡已经成为记忆中“陌生人社会”①。老人 H 讲：“现在很多人咱就不敢认，可能是老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是在外面打工就是在外面上学，没怎么说过话，他们给我打招呼，要半天才认出来，他们要是说出他们父母的名字，我才能一下子反应过来。像我们对门的邻居，他们家孙子只有过年才回老家住几天，他认识不了几个村里人，就是周围这几家有的也没见过他，这孩子在村里走上一遭也没人知道他是我们村里人，除非把他爷爷的”大号“②讲出来。”
因为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农村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壮大，而且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过程。务工者长期在外，如果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及与其收入相适应的社会地位，这会使村里的外出务工人员，进一步加深对打工目的地的认同，对家乡情感的淡化。像上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孩子，从小就离开了家乡，在城市生活，虽然户籍还在村子里，是所谓的村里人，但是他们相对于他们的父母，“家乡”离他们更加遥远。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等因素对农村的冲击，村民关系日渐生疏，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人际互动关系已经逐步从传统的熟人社会演变为半熟人社会。③每个家庭是乡村的细胞，邻里之间则是乡村关键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就是邻里之间的互动，是彼此的交流连接了村民之间的情感，构建共同的社区记忆，正是这种共同的家乡记忆，才能变成建设乡村的动力。小丁村的现实是，邻里因为距离，没有了交流，新的社区记忆不但没有逐渐建立，过去的乡村情感也在淡化，人们从相知相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老人 H 说：
“年龄大的人还是离不开这个家，跟这个村有感情，我们这些老邻居见面很是亲，但他们的孙子是在城里长大的，来了老家像个客，给这里是断了，像我和对面的邻居以后肯定是做不了邻居喽！”
三。春节祭拜
在小丁村，一年最热闹的节日里，除了办年货、吃饺子，最重要的就是磕头拜年了。有关一个宗族内的祭拜情况，笔者在前文已经有提到。除了自己宗族的祭拜，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宗族之间的走动情况。在大年初一，小丁村的村民都在五点多就起来了，洗涑完毕，给玉皇大帝、灶王等各路神仙上好香。向家里的老人磕头，然后吃饭向族内其他老人拜年。笔者问村里的一个学生对村里磕头这一风俗有什么看法。他说：“在小的时候，大人在那磕头，我们小孩就在后面看，轮到我们的磕头的时候很是不好意思。现在年龄大了，我感觉没有什么好笑的，反而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从高中开始每年春节都会第一个给爸妈磕头，我爸妈是真心的说，不用了。但我的态度还是很坚决，必须要按照规矩来，感谢他们一年到头为了我付出的操劳。当我把头低下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跪在父母面前，我也在慢慢对礼、孝与尊敬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能够感觉到，爸妈的高兴与欣慰，感觉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
在小丁村，春节跪拜的范围逐渐从父母，到同族宗亲，然后是同村外姓。这种次序很像费孝通先生讲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退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①在在初一早晨七点开始，同族的男性会自动聚集在一起，祭拜完先祖，则开始去村里外姓家谱前祭拜。
年龄大的、辈分高的老人在族谱前候着，外姓人来祭拜，老人们则一同起立，低头，手指紧贴，两手相接，以示谢礼，然后把早就准备好的烟赶紧递上。外面出去的祭拜的，则有队里的老大哥带领，后面依次排开，三拜九叩之后，与守家谱的老人小叙几句，祭拜的人群会赶紧离开，因为小丁村姓氏比较多，后面还有很多人在外等着。有的姓氏没有族谱，族里的老大哥也会领着族人，给这个姓氏辈分与年龄比较大的人磕头问好。一群人围着村里跑一圈，要一个多小时，祭拜村里的外姓家谱要到八点多。仪式结束之后，膝盖开始有点受不了，很多人都会感到这一是个漫长的早晨。
作为世代留下的传统，在最近几年对外姓的祭拜队伍中发生着改变。一位赵姓村民，今年 45 周岁，他的姓氏在村里也是大姓，每年初一不管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坚持跟着同姓的队伍祭拜完。他说：“我每年都跟着队伍磕头，再过几年我都成了队里的”哥哥“了，年龄大点的就不跑了。现在很难领导了，我们同姓的有很多人在城里住，从城里到村开车要半个小时，他们要起很早才能赶上我们，如果父母不在村里住，他们也不回来了。还有年轻的孩子，常年在外打工，为了过年这几天多赚点钱，很多人过年都不回来，回来的则在家睡觉，也不愿意跟着你磕头。你说他们一句，他们也是很有理由，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同宗的聚在一起好不壮观，现在稀稀拉拉几个人，让领头的哥哥也没办法。一大家子这么多人，只有几个人去人家祖上祭拜，这让别人感到很没有面子，更让我们感到很没脸，不同姓的人在街上一起走过，你和人家的人数差那么多，外姓人会说我们赵家人不团结，这以后怎么在村里混。今年我们队的”哥哥“开会说，如果大家再不积极参加，他也不管了，不知道今年大家是否能自觉。”
通过对不同区域农村的田野调查，贺雪峰等发现核心家庭、联合家庭、小亲族、户族、宗族以及地缘共同体等构成了不同区域的农民的行动单位，并试图通过农民行动单位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来把握和理解非均衡的当下中国农村。
小丁村所在区域的行动单位是典型的小宗族的类型。在小丁村，红白喜事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是整个小亲族共同面对的任务。谁家有红白喜事这种事情，如果一门的人不去帮忙，其他小亲族的人不但笑话主家，而且整个小亲族的人也没面子，其诟病必将为外姓人所谈论。外姓人一般也不会主动上去帮忙，除非这个主家所依靠的小亲族能人多、势力大。一场红白喜事绝对可能看出这一家的地位，这一姓氏在村里的势力。在小丁村，一般的矛盾很少人去找村委会。如果是小宗族内部兄弟闹矛盾或分家这种事情，一般是找族内的长辈来解决，兄弟有矛盾，一般都会把舅舅喊到场，作为“家务事”,这时外族的人一般是不会搀和进来，只会在一旁看笑话。如果是事情闹得很大，族内的长辈无法处理，矛盾的一方或双方会请村里的能人，俗称“问事的”来处理。“不看僧面看佛面”,双方会给问事的一个面子，重新回归理性，把矛盾在桌面上得以化解。在小丁村的矛盾基本上都是这样处理，走上司法的情况还很少出现，打官司真的太没有面子，在村里都没脸面。最后如果真的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以武力解决了，那时候只有都是弱者吃亏的份了。
在小丁村，小宗族的行动也会影响到选举。马姓村民 I,男，今年 48 周岁，中共党员，在外做生意，见识多，有想法。在县政府有亲戚，和乡里的关系也不错，上一届投入村委会选举，为了选举到上面政府跑了很多路，还请了村里很多人吃饭，但是最后还是落选了。探寻其落选原因，一位村民私下说：“他没有认清问题的实质，和自己一家子关系都不好，外面的人谁真心支持他，请吃饭也白搭。你看我们隔壁村的余书记，为什么能干到现在，还不是靠他三个弟兄，谁找他大哥的茬，其他三个一起上，我们村还不是一样。”所以在小丁村，个人的文凭、素质、品质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个人是代表小亲族的，个人的背后是整个小亲族的联合，若没有强大的小亲族力量的支持，即使一个村民很有能力，他参加了竞选并且顺利当选，或者镇政府直接指派的村干部也不会干长久。②村民通过跪拜大礼，以示对长辈的尊敬，但同族的老大哥领着同姓宗族的后生去祭拜外姓先祖，为了显示这一姓氏后人懂得礼数，加强彼此的来往，这也是为了提高本姓在村里的地位，让别人看看我们这个大家族是有力量的。这个新年族外祭拜过程，是为了慎终追远，交流村民情感，但也可以认为是一场隐性的“肌肉秀”.因人口的外流或外来思想对乡村外出人员的影响，冲击着小丁村千百年的传统。现在很多村民逐渐退出了村里春节祭拜的行列。虽然村里各族的人数都在减少，但有的姓依然保持原来的水平，有的宗族在春节祭拜时则形单影只，尽显凄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亲族在小丁村没有随之瓦解，反而以祭拜先祖为纽带使宗族内部力量有加强的趋势。生活在小丁村就要按照村里的规矩办事，在小丁村任何人都是如此。很多迁出小丁村的村民们情况则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脱离了原有的宗族圈，完全要依靠外面世界的规则行事。反之，他们也深深影响到原有村庄生态，有的宗族在村里变强或变弱。随着人口大量流出，村民选举会影响到村里的那个小亲族，宗族内部或整个村庄的矛盾解决机制是否发生改变，是把更多地压力向村委会靠拢，还是奔向令小丁村村民感到很没面子的司法诉讼，这都是不可而知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小丁村春节时磕头还会持续下去，一族的“哥哥”到明年还会继续领着自己的队伍，在初一的早晨祭拜完自己祖先，再走上一个多小时祭拜外姓的先祖，每个小丁村人都懂得，只要领队的“哥哥”在，队伍就不会倒下。
四。能人谁能留
农村人口流动使城市获得了廉价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同时也缓解了农村的人口压力。农村外出人口，在城市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或技术，他们中的一些人自然成为村里的精英。由于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巨大落差，不但因外出而新晋的精英不愿回到农村，原有的乡村精英也被吸引到城市中去。深入小丁村的内部，才知道外部世界犹如巨大磁铁，展现其无穷尽的魔力。这种吸引力，给小丁村带来的伤感胜于喜悦。小丁村人均不到一亩耕地，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呈饱和状态。
由于外出打工的出现，年轻劳力基本都外出打工，外出经历打开了他们的视野，积累了大量财富，近 1/4 户数迁出村庄。村委会只有三个人，村长为生计常年不在村庄，书记也忙自己的事情，只剩妇联主任还在岗位上坚守。村里唯一还在任教的乡村老师也考进县城教书，这股势头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常住人口减少，村里房屋、土地闲置严重，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即所谓的“386199”部队驻守村庄。
乡村的精英可以分为三类：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在这些精英中，经济精英作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占有绝对多数。经济发展与乡村稳定作为乡村发展的目标，经济精英在乡村治理中占有更多的资源。
经济精英在获得足够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他们不像政治或文化精英对财富有那么大的渴望，而是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政治与后代教育。我们从上文（图三）可知，在小丁村外迁的经济精英群体中，有 67%的人迁出小丁村的原因是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经济精英是拥有了充足的资本以后离开了乡村，而政治与文化精英一般是为了更多财富而迁入城市。重视教育是小丁村的传统，谁家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学，会变成全村的骄傲，并且会树立为典型。在这种氛围下，村里的孩子都很努力，谁家的孩子考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么多年来，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没有一个人回来，即便是大学生村官也不是在村里，而是坐在乡政府的办公室里面。
K,28 岁，毕业于成都大学。K 说道：“毕业后没能马上找到工作，在家呆了半年。那时候情绪很低落，很少出门，感觉太没有面子了，上了几年大学连工作也没找到。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在家干活或出去打工，花了钱还浪费时间，我们村里都持有这种看法，包括我的父母在内都是这样想。村里很多人还是原来的思想，认为考上大学就像鲤鱼跃龙门，未来就有了保障，以后可以飞黄腾达。还好没过多长时间，就找到一份教职工作。说实话，即便当时村里人没有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也不会呆在我们村里面，打心里就没想过。”小丁村的很多打工仔，都不想过农村的生活，更何况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他们唯一的目标和归属很明确，就是城市。
在过去，无论是村里修路和盖房子，还是平时邻居之间纠纷的调解，亦或是村委会选举的进行，乃至红白喜事等村里的各种活动，都不难见到乡村精英的身影，因为他们往往是这些活动的谋划、操办主体，他们的威望和见解是村里佩服与尊重的①。在小丁村很多精英都有外出的经历，有能力的人都会选择不再回来。
通过走访知道，不但 K 是老师，他爸爸也是教了一辈子书，有文化。原来村里分地都要请他爸爸帮助，离开他连地都分不了。爸爸退休了，儿子进了县城小学，现在他们一家都搬到城里去了，不知道以后谁给大家伙分地，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小丁村的村民讲：“村里老人要会选择去世的日子，快到春节的时候去世，那时大家都在家，什么事情都好办，平时连个问事的人都没有，真让孩子们为难啊！”乡村精英的流走不但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乡村的政治生态也发生变化。
贺雪峰教授认为，现代村级治理的问题在于，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造成了村庄传统的解体，那些传统型村庄精英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失去了影响力。竞争于村庄的大多是些希望从村庄好处的经济精英。国家目前明显偏向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方略，使得村庄越来越衰败，在村庄竞争的经济精英越来越感到无利可图，从而开始退出村庄竞争。②小丁村村民 L,40 周岁，年收入 8 万，他讲：“我才不选村干部，没事吃饱撑的吗。一年就那么点钱，这事那事，咱又不想贪污，出去就能挣钱，又省事，这钱自己花的多踏实。”由此看出，除个别人为捞取油水而追逐职权外，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尽全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乡村精英逃离村中公职的原因在于，他在这一公职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反而麻烦越来越多。小丁村作为资源匮乏型村庄，本来乡村精英对乡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就不高，精英的外流致使精英参与乡村政治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精英不参加乡村政治活动，则由相对村里精英威望更低、素养更差的村里其他村民补上。村庄竞争缺乏精英，村庄治理就容易陷入无序，在无序的状态下，任何良好的制度设计都没有意义①。
通过对小丁村的调研了解到，小丁村村民都解决了温饱，很多人真正的富裕起来了，很多村民在村子里盖起了气派的小楼，各式家具、电器、交通工具一应俱全，有的人还在城里开起超市，兴办了公司，生意做得好不红火，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与小丁村村民的勤劳。在村民发展富裕、一派欣欣向荣的背景下，小丁村却没有什么改变。村委会抱怨村里没有资源，没有运作资金，无法对村里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村里的主干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不平坦，浇水的沟渠年久失修已经废弃，所以灌溉的时候只能用水袋。村里面的种粮大户反映，村干部缺乏服务意识，只为自己，特别是农业这一块。他说：“现在水渠年久失修，已经两年都不能用了，现在没人管。现在很多村都把电架到田里了，这样进行滴灌，不但省钱还能够节约水，村里干部却没动静。”对于这一问题，村干部这样回应：“我们也想把线架到地里，这样土地灌溉也能节省不少钱。如果架线、修建沟渠向每一户都收钱的话，搬进城里的村民虽然在村里有地，但是他们都不种地了，让他们交钱他们可能有人不会拿，他们不拿，其他村民可能也会有意见，这个钱难收起来。再说，很多人外出做生意，常年不在家，钱也不好要。
哎！所以我说，我们的事都卡在钱上了。”
在对小丁村外流人口，特别是乡村精英交谈时，他们很关注村里的发展，对小丁村有着割舍不掉的感情。为此，他们愿意为小丁村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这不包括进入村委会，参与村干部的选举。在问道外迁精英，他们是否愿意迁回小丁村时，他们的回答却是大致相同的。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迁出小丁村的精英当中都不愿意再迁回小丁村。这其中的原因还是小丁村与城市发展状况存有差距，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他们都要面对市场，面对货币带给他们的压力，只要有挣钱的机会，他们每个人都愿意走出去，勇敢的接受市场这个庞然大物的挑战，除非真的是被市场彻底打败，无法生存，才会退回农村，重新收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小丁村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现在出现的状况很像徐勇教授所讲的，因人口流动出现的“治理性困境”,即所谓农村社会“有流动无发展”,农村结构“有流动无突破”的状况。面对人口外流，精英大量流失的状况下，很多人就思考如何留住精英，利用精英的财富、知识、威望等资源服务乡村社会。现在党和国家大力城镇化建设，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技术涌向城市，乡村精英更是城镇化重要推进力量。
乡村面对这种趋势，不能仅仅想着外出人力资源“回流”,特别是精英“回流”来解决乡村的问题。“回流”只能作为其中的一条途径，最重要的还是乡村培养新的人才，发展自己的硬环境与软环境，来吸引乡村精英。特别是小丁村，尽管精英流失严重，但村干部没有把乡村精英对小丁村的情感与外流精英的财富等资源利用起来。“枪打出头鸟”的观念深入人心，像小丁村的很多经济精英，怕村里说闲话，有钱也不肯拿，这需要村干部去游说，需要村干部打破这种不利于乡村建设的风气。如果村干部一直认为小丁村没有资源的思想根深蒂固，去筹集资源的思想又微乎其微，小丁村只会衰老下去，慢慢走向灭亡。
五。“官威”难觅，村路何时修
询问小丁村村民，现在村里急需办理的事情是什么，村民都异口同声地说：
“修路”.在十多年前，村庄的道路还是四平八稳，村里交通相比其它村庄还通畅。随着各家各户外出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家都盖新房子。因小丁村处在黄河滩区，后面就是滚滚东流的黄河水，黄河一发大水，小丁村是首当其冲。五十年前黄河突然改道，就把村子给冲毁了，98 年发大水时，小丁村四周一片汪洋，变成了孤岛。所以为了防水，村民在盖新房子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抬高房屋地基，造成一家的地基比一家垫的高。在垫地基时，也把门前的路给一起抬高。
有的村民为了增加自己院子的面积，甚至侵吞公路。造成路变得越来越窄，路也越来越高低不平。曾经的宽敞的道路变成了现在的羊肠小道，大点的车辆都无法通过。村里的一位老人说，现在村里的路还没我小时候好走。随着地基的抬高，原来要抬头仰望的电线杆上的电线就在头顶，不用伸手就能够到，这些都是村民忧患意识带来的“负产品”.
小丁村是现在为数不多还没有实现“村村通”的村庄，不能说小丁村完全没有修路，应该是修了一半的路。村子里面的主干道修好了，主干道一直修到黄河堤，但是村里往外出的主干路却没有修，大小的胡同更不用说了。村里有人说，你看人家村里的路都是修的四通八达，谁像我们村，出门的路不修，反而修了一条“跳河”路。中央实行村村通计划，周围的村庄都已经修好了路。在五年前，村里的人也商计着修路。修路的资金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政府给一半，另一半由村里自己的筹集。村干部的筹资计划是：村里的面的人按人头算，每一个人两百；搬进城市做生意的人和村里按人头算一样以外，每户再多拿三千。根据村委会统计，搬出去的人都按照村里的建议把钱交上来了，因为路没有修成又退回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出村的路不修反而修里面的，很多村民对此很不理解。对于这一问题，村支书说：“村里修路是根据片区来划分，修到那一块就由这几户出钱，如果筹的钱不够就没办法修，东面出村的主干道没有修是因为东面的钱资金不够，所以只修了西面的主干道。”对于这样的说法，东面的村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认为村里面的决策人的决策是有问题的，欺负东面的村民。各有各的说法，但并没有引起很大震荡，这件事也就在村里这样慢慢淡化掉了。
今年村里又提出要修路，出资金额规划是：村里每人五百，迁出在外做生意的村民每人和村里一样，然后每户再多拿三千。搬进城里的小丁村村民对于拿钱本身没有什么意见，但对于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与态度很有意见。很多人多认为，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有个详细的计划和账目细则，要买什么，成本是多少，告诉村民钱怎么花，但是村里面关于用钱的问题什么也没有交代，只是讲要交多少钱。
另外，很多人交钱，不知道交给谁，看不到村干部积极筹款的影子，基本上是村民主动交给村干部。经过两个月的运转，钱是每户都交齐了，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路没修成，然后把钱退了回来。对此村民尽管很有情绪的说：“村里办事的人就这样，这次把钱又退回来了，以后再想修路就更难了。那么这次的症结又出现在哪了。村支书说：”5 年前修路时国家对路的宽度没有要求，只要修上了，即便不是很宽，也会出一半的钱作为补贴。但现在的政策要求，现在修的路必须要达到 4 米，小于 4 米的政府不予以补贴。但在东面的主干道上，靠路的一户村民 M,在修建新房的时候，自己的宅基地侵占到了马路。致使该户前面的马路有 30 米长达不到 4 米宽度，只有 3 米宽。马路这边又是 4 米深的水坑，如果是填满水坑要增加 5 万元的成本，所以按照原计划收上来的钱无法完成任务。“村里面对这种侵占公路的行为感到很不齿，但又没人敢当面说出来，都知道这户人家不好惹。M 兄弟两个，虽然挣钱不是很多，但这人脾气暴躁，经常和人家闹个事。村里很多能人都搬出去了，没人能治他了。问题的症结就卡在 M身上。书记说：”什么事情都需要我出头，其他两个都当“老好人”.真正遇到一些难题，我是能不得罪人的就不得罪他们，你说我最多再干两年就不干了，得罪“靶子头”①不值得啊！现在社会变了，不像以前在生产队上，队长说什么，没人敢不听的。现在的工作不好做，人难管理了，我现在年纪也大了，能少一事就少一事吧。“今年路又修不成了，小丁村的村民 N 讲：”今年路又修不起来的原因是：
有“靶子头”在做怪；村干部不敢得罪人，其中村干部没有担当、缺少威信是最主要的。村里没什么发展机会，我们只能外出拼命挣钱。现在村干部只管自己的事情，哪有心情管村民的事情。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村干部有很大权威，不听话没饭吃，这个很现实。但现在我凭什么听他的，我给他说再多的好话，他能给我带来什么。能人在村里办事有很大优势，他们有钱有势，懂道理，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听他的，那些混混“不看僧面看佛面”也不敢怎么样，都得给他们个脸，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有个能人出来管事，这个路才有可能修好。“传统的乡村权威来源于，乡村精英在财富、知识以及道德品行等方面的相对优势，而建国后乡村精英的权力与权威主要来源于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外部领导人，来源于国家赋予村干部对村庄资源与村民全能式的控制。①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村庄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往基于资源控制而拥有的村庄权力与权威也不断地发生着裂变。在当今的农村社会中，如果以一种现代性的视角看待其中的权力因素，那么有两种力量是存在的，即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但在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和农村的利益相关点越来越少，乡镇政府从农村那里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这样乡镇政府离农村就越来越远，税费改革后”服务型“政府的提法越来越多，但乡镇政府实质服务的项目越来越少，乡镇政府越来越”悬置“于村庄之上。②国家权力的逐渐撤离，使得村干部缺少了国家原有合法性语系、暴力手段的支持，村干部只能依靠自己的威望说服别人，来进行自己的治村大业，但现实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资源匮乏型的村庄。村民”不怕“村干部，但是对市场是敬畏的，是渴望的。每个人为获得财富最大化，分析研究市场，并付诸于实践，全身心的投入市场怀抱。融进市场大潮里的小丁村，尤其是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既没有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持，也没有分析市场的能力，何来的权威应用于乡村治理。村路何时修，是小丁村村民最想知道的答案，现在只能慢慢等待。修路、建渠是村庄治理的基本任务，也是村干部展现能力，建立权威的重要途径，这一切对于小丁村村民与村干部来说都是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