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咱们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利润率。美国的利润率在大萧条的时候,曾经大幅度下降,一度仅为8%左右,再有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比较长时间的下降,下降到约12%,这两个都是美国资本主义比较动荡和不稳定的时期,90年代之后在15%上下波动。中国的利润率在2007年以前是很高的,最高曾在90年代中期达到大约34%的水平,平均来说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左右,但是从2007年以后开始出现急剧的大幅度的下降,现在跟美国的利润率水平相比较,差距不是太大,大概18%左右。
最后再谈一下世界体系的观点。所谓劳动贸易条件,就是比如说一个国家向美国出口一定数量的产品,我们可以计算这些产品中中包含了多少这个国家的劳动时间。类似的,这个国家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我们可以计算这些产品中包含了多少美国本国的劳动时间。在1990年的时候,大概要用50个单位的中国劳动,才能交换1个单位的美国劳动,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蒙受了巨大的不平等交换。不过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一直是趋于下降的,这个本身是一个好的信息,它意味着中国蒙受不平等交换的比例是趋于下降的,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唯一大规模下降的国家。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劳动贸易的条件一直到21世纪初的时候都是趋于恶化的,这以后虽然有所改善,但改善得也不是特别明显。虽然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是显着大幅度改善,到今天仍然需要大概8个单位的中国劳动才能交换1个单位的美国劳动,但是如果把出口规模考虑进来,中国在中美贸易中失去的劳动量并没有大幅度下降。
我们可以计算一个国家在国际的不平等交换过程中,所获得或者所失去的劳动量。
通过计算我们发现,美国每年现在通过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所获收益的程度大概可以达到5000万劳动人年,这个5000万劳动人年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美国全部就业量的3/1。而中国在最多的时候,每年因为不平等交换的损失可能多到8000万劳动人年,近年仍然保持在4000万到5000万劳动人年的水平。虽然中国仍然处于这种严重的不平等交换的状况,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在发生变化,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中国工人的工资比较快速增长的局面。
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制造业,每单位、每一美元增加值里面所包含的工资成本。这里说的是直接工资成本,不包含福利等。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制造业一美元的增加值里面大概要包括三毛多的工资成本,中国大概是两毛多,但是如果当时单看国企的话,那么中国制造业的每单位的工资成本和美国是相当的,所以从主流的观点来看,国企是非常低效的。但是从90年代以后,大家看中国的工资成本就大幅度下降了,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大概下降到只有美国一半的水平,但是从一些人的观点来看,就说中国经济具备了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并且不仅中国经济具备了强大的出口竞争力,从2002年以后,美国的单位工资成本大幅度下降,向中国靠拢,这就是经常讲的所谓的向底线竞赛。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制造业每一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从2006年以后开始上升,近年来甚至超出了美国的按同样办法计算的单位产值的工资成本,这对我国的工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出口竞争力来说就不一定了。
记者:您从几种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同时也对比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困境在哪里?又该如何吸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教训,有效地化解风险并走出困境呢?
李民骐: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于资本积累,但是未来随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开始逐步放缓,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值得担忧。如果从凯恩斯主义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非金融部门债务的迅速上升,目前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0%,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经济会因此变得脆弱。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是依靠非常高的利润率,相当于美国两倍的利润率,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同样的这个利润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面,下降到历史上美国爆发重大危机的水平。如果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虽然在国际不平等交换方面,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工人待遇的提高,已经开始出现了中国的单位产值的劳动力成本超过美国的情况,从而威胁到中国未来的出口竞争力。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困境。面临这样的矛盾和困境。
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没有可能通过采取比较进步的经济政策来缓解中国一些矛盾,为中国进入到更好的社会经济制度创造条件?如果要做到这点的话,第一,就是要为实行进步经济政策创造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大家知道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在短时期内出现重大的资本外逃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当取消一些金融自由化的步骤,加强对资本输出的管制。
然后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一方面增加劳动群众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扩大公有制的投资规模,并且把扩大公有制的投资规模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结合起来,通过这些变化来在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面,为中国在将来有可能进步到对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有利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