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一下,如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任何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劳动贡献、资本贡献和技术进步贡献部分,但是从长期来讲,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取决于资本增长率,而是取决于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在长期人口增长逐步放缓的话,基本上就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理论,美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比如在90年代年平均增长1.3%,21世纪前十年年平均增长1.6%,这两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4%、1.6%,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38%、94%。但是大家注意,2011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0.1%,也就是说基本上等于0,相应的经济增长率为1.9%,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3%。也就是说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过去几年里面美国的技术进步对于其经济增长没有贡献,这也就是目前美国经济学界正在激烈争论的问题,到底未来还会不会有大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在长期还能不能够维持?
接下来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这里面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特点,在计算劳动投入贡献的时候,我没有按照一般的用全部劳动力的增长率,而是采用非农就业的增长率的贡献。先看和刚才美国类似的,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2010年以前也是增长的,并且规模和美国的那个增长率相当,1991~2000年为1.6%,2001~2010年为1.4%,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10.5%,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6%、13%。但是2011年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成了负值,从统计上来说变成了负值,仅为-1.0%,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变为-13%。再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咱们计算资本投入的贡献的话,在2010年以前资本投入大概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3/4,但是2011年以后几乎全部的经济增长都是来自于资本投入增长,也就是都依赖于资本积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在于,如果在短期中国资本积累速度大幅度下降,就会使经济增长丧失一个主要的来源。从长期来讲,如果不能改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负增长,或者哪怕不能够大幅度提高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话,那么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将会下降到非常缓慢的水平,这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如果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就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还有净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由于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的总需求显着低于总供给而引起的产出的下降以及失业上升,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宏观经济结构,美国的居民消费历史上大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从80年代以后这个比例就趋于上升,现在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大概70%。美国的私人投资在正常年份一般要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也就是5/1,但是在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以后,私人投资的比例有比较显着的下降。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体上是在0的水平波动,也就是美国的贸易是大体平衡的,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有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
相比之下,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趋于下降。
另外,就这个水平来说,中国的居民消费最低的时候大概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现在也没有达到40%,也就是说大概只比美国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一半稍微多一点。同时,关于社会的总投资,中国的投资既包括所谓民间投资,也包括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的投资,这个投资现在大概是46%,接近一半,投资的比例很大,而消费的比例低,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
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如何分析经济危机?凯恩斯最着名的着作叫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20世纪30年*写的,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会陷入大危机,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凯恩斯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的投资,这种以私人利润为目的的投资,从本质上来讲非常不稳定的,因为资本家不可能理性计算未来的投资收益,所以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盲目的信心,靠某种程度的主观臆测,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所谓的动物精神,所以资本主义投资是不稳定的。在没有有效的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这种投资的不稳定会造成整个经济的不稳定,会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恶性循环,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规模的经济金融危机还有萧条是频繁爆发的。后来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闵斯基,他继承了凯恩斯的传统。闵斯基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投资是不稳定的,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要正常运行的话,就必须是大政府经济。因为没有一个大的政府部门就不能够抵消私人投资的不稳定,也就不能保证现代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但是闵斯基又认为,这个大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起了使经济稳定的作用,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当这个政府起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以后,在很大程度上,资本家的投资风险就不再由资本家个人承担而变成由整个社会承担了。这个比如从最近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里面,就有很明确的体现。比如大家经常讲的所谓银行大而不能倒,其实质就是由政府或者其他的社会机构来承担本来是由个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换句话说,关心经济学的人们可能听说过,传统上对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说社会主义低效率,就是说社会主义企业不能破产,所以社会主义是属于软预算约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这种软预算约束,这种结果就是因为投资风险由社会承担。这就是闵斯基说的大政府资本主义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会鼓励资本家过度借贷,因此这个资本主义的金融结构就会有越来越脆弱的趋势,而这种脆弱的金融结构会导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
从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美国居民部门债务在21世纪头十年大幅度上升,这是2008年危机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的责任,我们这里用的概念叫做社会融资规模总额的存量,这个概念大体上与美国的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相当。美国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0年一直到2008年都是趋于上升的,从原来的大概200%上升到了最高的时候超过了250%,这以后有所下降。而中国一直到2008年以前,整个债务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且比较稳定,但是2008年以后开始显着上升,并且现在已经达到了200%的水平,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进一步发展,一定时期之后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就有可能达到类似于美国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记者:刚才您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危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您能否谈一下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危机?
李民骐: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重视的是对利润率的研究。为什么要重视利润率的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所以利润率的大小往往会决定资本家投资的水平,而这个资本家投资的水平,又会决定就业、产出、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运行状况。利润率等于用利润总额除以资本存量。我们可以把这个利润率再分解一下,就是表示为利润份额乘上产出资本率,其中这个利润份额就是利润总额比上产出,或者资本家的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产出资本率就是经济产值比上资本存量。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是由资本积累带来的,我们可以在利润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个资本存量增长率等于这个积累率乘上利润率,其中这个积累率就是净投资占利润总额的比率。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美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美国的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包括工资,也包括其他形式的雇员报酬,比如各种社会福利,也包括一部分小业主的收入,这个比例多年来大概是在60%的水平上下波动。但是如果我们看具体的数据,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现在总的来讲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现在这个数据已经低于60%了。资本收入,也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的时候是1929年,达到25%左右,这以后从40年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是趋于下降的,但是从70年代以后,资本家的利润收入是趋于上升的,这个与我们所理解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相一致。在本次经济周期里面,它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超过了20%,这个水平已经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资本收入份额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