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生产过剩论”
马克思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地发展了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思路,强调了有限消费需求所造成的实现困难。他的目的是用危机理论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和谐论。在《1861 -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继续用消费不足的观点来解释危机的必然性,指出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是造成生产过剩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马克思开始用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来解释经济危机。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深入到资本之间的内部关系来寻找危机原因。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对流通过程的分析出发,最终回到了生产过程内部。
在《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中,商品生产过剩现象总是作为形成或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而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大规模的或普遍的生产过剩时期,正是经济危机的前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特有的经济危机现象,主要是每隔数年定期重演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是普遍经济危机或普遍危机现象,是由生产过剩产生的。为数不多但居主导地位的商品的生产过剩会在整个市场上引起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不是发生在某一种商品或某一个生产部门的局部的生产过剩,而是发生在大多数商品或许多生产部门的普遍的生产过剩。
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趋势不是对市场界限的无知或判断失误的结果,生产过剩的基础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积累资本和占有利润。资本积累并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而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消费者需求的限制不过是资本家必须克服的障碍而已。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不仅仅是资本家主观动机的表现,而且是通过竞争压力强加到资本家身上,这种压力不是别的,正是那种内在的、自我复制的生产过剩趋势的压力。它迫使资本家不顾市场的界限,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扩大生产。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在限制与想要突破限制的冲动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同时,进行大规模生产即大量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1]
随后马克思便提出了关于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论断:“构成现代生产过剩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
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1]马克思认为,形成生产过剩或普遍生产过剩基础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力的不可遏制的发展;二是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又遇到了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即工人群众的贫困;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即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利润量的限制。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资本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
马克思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2]
这段话来自马克思1878年的一个笔记本,直接表现出对消费不足论的批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他关于危机理论的分析包含在对其他问题的探讨中。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高潮,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最浅显的表现。因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应该作为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力这一更广阔的论述的一部分,是为了更加深刻地分析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
二、恩格斯对拉萨尔、杜林的“消费不足论”的批判
恩格斯的危机理论是直接而鲜明的生产过剩理论,他驳斥了拉萨尔和杜林的消费不足论。从表面上看,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之间区别不大。但实际上,拉萨尔等所提倡的消费不足论和恩格斯的生产过剩论根本不同。拉萨尔的消费不足论建立在“铁的工资规律”的基础上。“铁的工资规律”认为平均工资停留在一个国家中根据习惯未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限度上。拉萨尔指出:“工资不能经常超过这个平均数,否则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就会增加结婚和出生率,增加工人人口,从而增加了又把工资降低到从前的水平,甚至降低到那个水平以下的人手的供给。工资也不能长期落在必要的生活费用下面,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产生移民、不结婚、节育,最后由于贫困产生工人人数的减少,因而又减少人手的供给,又使工资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因此真正的平均工资处于变动之中,经常在它必须不断地落灰的重心周围旋转,有时比它高些(所有或个别劳动部门的繁荣时期),有时比它低些(多少带有普遍性的困难和危机时期)。”[3]
拉萨尔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劳动的价格(工资)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完全正确。但是每一种商品在任何时候的市场价格或者某种物品的平均的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的必要的生产费用决定的。”[4]
拉萨尔指出,工人的贫困造成了消费不足。“工资或劳动的价格和在物品的价格中偿付给资本的劳动量之间的差别,必然使得所有制造出产品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可能用他们总共的工资重新购买他们自己劳动的产品。……在工人们的生活费用保持不变时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愈高,他们就愈不能买回他们自己劳动的这些产品。”[4]
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只要在国家的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再把分散的合作社联合到全国所有合作社的统一组织中,由一个管理合作社业务的“中央委员会”来调节生产,就可以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难道您就看不到,根据所有这些合作社的业务簿籍,并通过为了了解这些业务簿籍而设立的中央委员会,就会给生产需要的科学统计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而很快就会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吗?而且及时暂且还不能完全做到这点,由于合作社拥有强大的手段而不必进行竞争却推销产品,生产过剩就会变成单纯的预先生产。……解脱社会的生产过剩和危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怎样一种得福和致富的源泉啊?”[4]这就是拉萨尔设想的“社会主义”。
在杜林看来,危机不过是对于事物常态的偶然背离。“货物贮藏和销售之间的鸿沟,其最后所以大得如此严重,并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落后,……因为人为地造成消费水平低,……因为人民需要在其自然增长上遇到了障碍。”[5]
恩格斯论述危机的理论基础不是工人的贫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形式,这一矛盾形式使积累不断超过需求的增长。恩格斯指出,消费不足是“存在了几千年”的“老现象”,而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才出现。因此,“虽然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先决条件之一,并且在危机中,起着早已被承认的作用,可是这丝毫不能给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也不能给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这种危机的原因。”[5]
恩格斯认为,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一般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五十年来才有的现象。“只有杜林先生那样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能不用新的生产过剩的现象,而用旧的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水平低的事实,来解释新的冲突。”[5]消费不足是任何建立于剥削之上的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可是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经济状况达到了危机的地步。“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都是从经济危机的现象开始研究的,但是,一旦真正涉及到危机的本质问题时,两者就分道扬镳了。
恩格斯力图证明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认为,私有制不但将社会建立在利益对抗的基础上,而且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永久性失衡。“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长期以来,英国就处于这种荒诞的状况中,处于这种极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波动得更加厉害———这是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6]在恩格斯看来,供给和需求的失衡是系统性的,其根源在于经常性的生产过剩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