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把恩格斯危机理论的两个方面分离开来,提出一个长期生产过剩趋势理论和一个建立在市场无政府状态基础上的危机理论,两者相互联系。考茨基将生产过剩理论改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理论。他说:“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产过剩又是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7]
恩格斯认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各由不同的规律所支配,所以两者之间的背离也就是系统性的。考茨基并未像恩格斯一样,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结合起来,而只是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这样,生产的周期性扩张便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的表现,而是由市场的发展所驱动的。
虽然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对工业危机的讨论中,考茨基并未提及消费不足问题,而只是强调生产过剩,但其理论所隐含的基础却是消费不足论。考茨基指出:“生产量超过需要量的这种生产过剩,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生产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那末,这种生产过剩当然不会带来危害……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商品生产(在它的发达形式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为自己生产,每一个人都是为他人而生产。每个人都必须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社会的全部生产却不是按照计划布置的。恰恰相反,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自行估计社会上对他所生产的商品的需要量有多大。
另一方面,在商品生产之下,生产一超过物物交换的买卖这个低级阶段,除了货币商品和贵金属的生产者意外,谁也不能在售出自己的商品之前预先购进任何商品。这就是危机所由产生的两个根源。”[7]考茨基认为,当商品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由于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为他人的需要而生产成为主导,因此对他人需求的预测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危机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考茨基对经济危机的这一解释实质上是市场供求的比例失调论,仍然局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内。这种“原始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已经和恩格斯的生产过剩理论相去甚远。
虽然考茨基把危机的根源归因于市场的无政府状况,但是他认为卡特尔不能消除经济危机。这一观点与伯恩斯坦针锋相对。伯恩斯坦把卡特尔、信用制度、交通工具的完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等等当作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认为这些现象缓和甚至消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消除危机。考茨基认为卡特尔不能消除经济危机,原因有二:一是利用卡特尔来调节生产,前提是卡特尔必须控制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并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但国际卡特尔是不容易组成的,而且也难于彻底维持下去;二是如果普遍组织卡特尔,结果是每一个卡特尔都力求尽量少生产商品,以提高其价格。每个卡特尔一方面尽量少生产商品,另一方面又竭力迫使生产它所需要的原料的其他卡特尔生产过剩,结果还是要发生危机。他举例指出:“假如几个铜矿组成了一个卡特尔,缩小铜的生产,把铜的价格提高。这样作的结果将会怎样呢?这时,在炼铜企业的工业家中,有一些人将停止自己的生产,等待良好的时机;另一些人就会竭力用其他金属来代替铜;其余一些人则购置或自办铜矿,以摆脱对铜矿卡特尔的依赖。到了最后,铜矿卡特尔就要瓦解或破产,结果就出现危机。”[7]
但是,考茨基又说:“只有把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这个卡特尔手里,换句话说,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确实废除,成立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相反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7]考茨基认为危机的产生直接源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原因,因此只有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从根本消除危机。那么,考茨基的这一观点与恩格斯把危机看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趋势的观点完全一致吗?后来考茨基把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卡特尔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的思想,发展成为他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这种理论造成一种幻想,似乎只要把一切国际卡特尔结合成唯一“超卡特尔”,就可能使各国的资本家达成协议,调和他们的利益,并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危机。列宁曾指出“超帝国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危险性,指出考茨基只抓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即垄断的发展和垄断之间联系的加强,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四、杜冈经济周期理论中的“生产过剩论”
杜冈在信仰上经历了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转变。他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而言是值得重视的。杜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指出了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伴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但他把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联系了起来,并因此而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向。
杜冈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论”进行了批判。杜冈认为,西斯蒙第的市场理论同时也是危机理论。从西斯蒙第危机理论的观点来看,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了由于人民大众的贫困而不能被社会消费掉的过剩产品。按照这个理论,资本主义工业产品市场,对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全部生产力来说过于狭小了。杜冈肯定了西斯蒙地的消费不足论“含有几分真理”,因为它从现象上部分地解释了危机的成因。但是,杜冈指出,西斯蒙第的理论同危机的过程有明显的矛盾。“这个理论认为,危机之后必然出现工业高涨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危机和工业萧条使人民大众不是更加富裕,而是更加贫困;怎么能连续几年的工业萧条之后出现工业高涨,又怎么能使市场容纳下比危机前多得多的商品呢?”[8]
要是消费不足论是正确的,那么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工业完全停滞不前。杜冈指出:“危机问题只有依据正确的市场理论才有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正因为现代的经济科学及其大批代表人物坚持错误的市场理论,所以,它无力解决危机问题是毫不奇怪的。”[8]在杜冈看来,这种错误的市场理论认为生产过剩只能是局部的,可是在危机时期生产过剩总是带有普遍性。那么,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杜冈把资本主义经济同比较原始的经济体进行比较后指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调节着社会生产,资本积累不是目的本身,因此在简单商品经济制度下社会生产也和社会消费一样保守,当需求稳定时社会生产很容易做到按比例分配。而偶尔的比例失调总是由于外部原因如歉收等造成的。但是,在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情况则不同。“不是居民的需要,而是资本积累决定社会生产的规模。”[8]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造成经常不断的扩大生产的趋势。在社会生产无组织状态的条件下,社会生产由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扩大,从而造成长期生产过剩的趋势。当商品销售困难变本加厉时,资本主义生产就会陷入似乎是普遍瘫痪的状态,从而爆发所谓的工业危机。考茨基的观点曾经非常接近这一观点。他认为,当商品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由于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为他人的需要而生产成为主导,因此对他人需求的预测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危机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但是他并未看到“为他人的需求而生产”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积累的目的,因而也未能把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联系起来。信用是加剧危机的一种因素:“信用容易膨胀,也容易收缩;在顺利时期它能使社会购买力增长好多倍,而在困难时期它会在一瞬间垮台。”[8]
杜冈进一步指出,“信用只不过是加剧危机的一个条件,而绝不是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扎得要深些,它寓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中。危机的必然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个特征,即:1、资本主义经济是对抗性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工人是资本主义企业领导者的简单生产手段;2、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对抗性经济不同,生产有无限扩大(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的趋势;3、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是无组织的经济,各个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缺乏有计划地分配社会生产。”[8]在这里,杜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统,其危机理论是原初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论”。在杜冈看来,长期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能解决危机问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只是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领域———生产、交换或分配领域中去寻找危机的原因。实际上,危机是在社会经济各现象总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不能把危机只局限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的领域。
杜冈认为人民大众的相对贫困是工业危机的必要条件,但认为民众消费水平低并且提高得慢、以致产品不能销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消费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之一,并不当然地决定生产。归根结底,杜冈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下国民经济生产缺乏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即使工厂科学地组织生产、重视技术改革、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能避免工业危机的发生。而危机呈现出的周期性则源于货币资本在创造新的固定资本时表现出来的周期性。
在杜冈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是适用的,但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理论观点,却是缺乏系统性的和不充足的。他甚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同西斯蒙第等人的消费不足论相提并论。在杜冈看来,马克思认为总有一天商品的普遍过剩会成为经常性的现象,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因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不能继续销售而崩溃。他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这种理解,的确是非常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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