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伯恩斯坦等的挑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将危机理论建立在更有力的基础上。针对伯恩斯坦的观点,罗莎·卢森堡指出,信用制度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都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信用把生产的扩展能力提高到极大程度,造成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但它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作为流通手段把自己唤起的生产力更加彻底地摧毁了。”[9]
这是因为,危机时期的信用紧缩,使得产品的销售进一步恶化。所以,“在它不可缺少的地方却抛弃了交换,在它还存在的地方却证明自己不起作用和没有用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9]在伯恩斯坦看来,企业主联合组织通过对生产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对此,卢森堡指出:“只有当卡特尔、托拉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生产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说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
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消灭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因此,它恰恰不能成为普遍性的组织。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同考茨基一样,卢森堡从卡特尔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出发驳斥了伯恩斯坦的观点。那么,为什么“二十年以来没有发生普遍的商业危机呢”?对此,卢森堡指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虽然揭示了一切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深刻的一般原因,但更加适合于世界市场已经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成熟阶段。而卢森堡认为她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达到象马克思的图式中所设想的那种发生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成熟阶段。”[9]
她认为当时已经摆脱了“年青的危机”———周期性出现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新领域进行的突然的、跳跃式的开拓及随之而来的危机,也还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世界市场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同市场的框架发生致命性、周期性的冲撞。在《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从正面论述过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即从剩余价值实现的角度谈到了消费不足问题。有学者将卢森堡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及从资本积累角度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论证,看作是“消费不足”思想的阐发。关于消费不足产生的原因,卢森堡认为,工人和资本家只能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中被消耗掉的部分,以及剩余价值的可消费部分。至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就不可能由工人和资本家来实现。卢森堡认为,这正是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克思等人的经济理论的不足,因为他们都把这一不能解决的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卢森堡指出:“剩余价值的实现,无疑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把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存而不论,那末,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购买者阶层。我们说是购买者而不是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10]
例如,在19世纪最初六十年间,英国的棉业将棉织品供应给欧洲大陆的农民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就为英国棉业的繁荣扩大建立了基础。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自己独立存在的,要以另一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作为它存在的前提条件。布哈林曾经批评卢森堡,指出她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和剥削问题割裂开了。
卢森堡认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非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交换关系,不仅可以实现剩余价值,而且能够通过扩大再生产瓦解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来获得新的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与非资本主义生产之间交换关系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得以扩张。卢森堡指出,参加寻求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多,仍然对资本扩张开放的非资本主义地方就变得越少,竞争就越厉害。通过这个过程,资本准备了自己的毁灭。当它接近到人类只是由资本家和无产者所组成这一点时,进一步的积累将变得不可能了。有学者指出,卢森堡是在企图回避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历史界限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的。这无疑是错误的。[11]
她以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侵蚀来描述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认为这是一种本质的联系,因而构成了世界体系。这一观点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继起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从前一种形态中产生以后就独自存在,不以其他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的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克拉克对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进行评价时指出:“卢森堡理论核心的谬误不是她对再生产图式的误解,而是她假设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必须来自于消费需求的增加,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不是额外的需求、而是不顾市场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势这一事实,这种趋势由竞争的压力强加到每一个资本家身上,又因生产力日益革命化而加剧。”[12]
六、结 语
“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之间的争论,其焦点在于:危机究竟只是偏离市场均衡常态的现象,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趋势。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危机解释为偶然现象,否认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因此任何危机自然都被视为偏离常态的意外结果。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危机所作的解释,尽管在数学上越来越精巧,却和19世纪初提出的解释没有本质区别。凯恩斯对古典宏观经济调整机制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但除此之外他的理论基本上仍局限在古典框架之内。凯恩斯提出质疑的意义在于,为了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政府必须更加积极的干预,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然而,凯恩斯的解释不过是表明,危机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相反,它可以通过政府适当的政策得到调节。以上经济学理论都认为,总有一种巨大的外部冲击,例如战争、歉收或是金融管制的缺失,加剧了各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暂时失衡。危机发生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正常的市场调节过程会很快使稳定得到恢复。除了外部冲击之外,危机的主要原因有时还被归结为政府的过度干预。
危机理论不是描述危机的现象,而是要探究危机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是原因的,可能被另一些人认为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的结果,各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也就应运而起。“经济学家们对危机的解释,有如这样一位科学家,他试图否认四季更替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将每年春天的回归解释为某种超自然力量偶然作用的结果。实际上,科学家应该做的,不是解释某一年的春天会准确地在哪一天来临。同样,真正的理论问题也不是要解释这一次或那一次危机的特定原因。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趋势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才是理论真正的任务。”[12]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担的正是这一任务,他们所要证明的是,危机不是供给和需求的暂时失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种趋势。马克思指出:“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暂时解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危机问题的主线。马克思把自己的着作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危机理论之所以出现争论、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学者们试图将其建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忽视并背离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放在当代经济学的语境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56-457.
[3]弗·梅林.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Ⅲ)[M]. 北京:三联书店,1973:31-32.
[4]拉萨尔. 拉萨尔言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76.
[5]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卡尔·考茨基.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M]. 北京:三联书店,1963.
[8]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罗莎·卢森堡. 卢森堡文选(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罗莎·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59:276-277.
[11]张雷声. 罗莎·卢森堡资本主义理论述评[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5).
[12]克拉克. 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