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上海市与台北市社区教育的比较和启示
5.1 比较与分析
5.1.1 上海市的经验与问题
上海的社区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又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积累了自己发展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市社区教育具有完善的教育体系架构。从区县、乡镇、居委会形成了三级教育网络，将社区教育管理层级化。上海市经过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和社区学院的战略转型，城市区划也发生改变，2015 年上海市拥有 15 个区和 1个县。社区教育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架构上的改变和整合，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架构。
第二，社区教育由中央向四周辐射。上海市的社区学校的成立、管理、运行等各个方面，都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从各个层面统筹规划，层层推进，社区学院作为三级网络的龙头，对各级社区学校进行指导。从全国范围内看，共有社区教育实验区 177 个，其中已被评为社区教育示范区的有 68 个，在上海的 16 个县中，有 14 个试验区区，占总数的 87.5%,优秀率 47.1%,由此可见，上海市的社区教育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上海市的社区教育不仅可以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更对全国的社区教育具有示范作用。
第三，强大的政府支持保障。从经费、场地上就可以看出，上海市政府投入社区教育的资金和资源力度是非常大的，政府作为社区教育的指导者，也给予社区教育强有力的资金和硬件支持。以 2013 年为例，上海市社区学校资金投入为2.87 亿元，校舍面积为 87.8 万平方米。从数据可以看出，上海市政府是社区教育的有力保障。
上海市社区教育的问题如下：
第一，社区教育理念滞后，立法不完善。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对外交流的便捷，社区居民的眼界也在逐步打开，对社区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而我国社区教育理念还在参照政治方针，并无与时俱进的、具有针对性的社区教育理念。从立法的角度看，成人教育领域和社区教育领域都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完善法律法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教育的发展。
第二，体制缺乏灵活性。上海市的社区教育虽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三级网络，但由于政府为办学主体，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导，管理社区学院，行政指令性比较强，层层向下传递，各个社区学校接受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指挥，自主性比较弱，不利于社区居民自主性的发挥。从政府层面来看，社区学院的管理涉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民政部门和精神文明办公室等不同部门，造成了社区学院的多头管理，部门间衔接不顺畅。
第三，基础硬件完善，后续发展滞后。不管从社区学校的校舍来看，还是从社区教育网络平台看，都存在着“硬件完善，软件缺乏”的问题。以网络平台为例，上海市各社区学校基本拥有网络平台，但内容空泛，使用人数不多，有些网络平台已经不再更新。由此看出，虽然政府出资构建了各大网络平台，但其中的管理与运营是需要逐步发展的。
第四，缺乏全局规划和全面意识。上海市社区学校的管理规划并无全局性，市中心城区较为发达的几个区，如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等 9 个区以业余大学、开放大学和高职院校为依托，增加社区学院的建制，开展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配合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和社区居民闲暇教育等。市郊区的 6 个区，如青浦区、金山区、崇明县等 6 个区县，以上海开放大学分校的形式，开展成人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行使社区学院的功能。上海市的浦东新区社区学院与其他社区学院不同，是开展社区教育指导的专门业务指导机构。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社区教育机构性质不明确，从审批程序看，有的社区学院为教育局审批，有的是市政府和区政府审批，导致层级多样，没有全局规划的意识。
5.1.2 台北市的经验与问题
台北市的社区教育发展历史比较悠久，在社区大学的管理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验，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从优势和劣势两方面进行分析概述。
第一，立法较为完善，理念相对先进。台湾黄武雄教授认为，任何一部法律应该有目标、有愿景，具有引导社会的作用。台北市从“公民社会”角度出发，提出塑造社会人的理念，以市民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并整体提升社会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善。
第二，社区的各方面共同促进社区教育发展。台湾社区教育强调社会的联结，对社区的整体提升，他们结合艺文部门、公益性组织、各类高校和艺术馆，发展文创产业，活化了社区与社会。以台北市艺文推广处为例，前身是台北市社会教育馆，现在发展成为艺文推广中心、社区文化交流平台和台北市文化产业发展基地。这样的机构在台北不在少数，社区教育与社会各类机构的联结，提高了学员学习的兴致，也充分给予了学员不同的学习、展示平台，吸引了更多的社区教育从业者和受教育者。
第三，课程活动丰富，社会团体和民间力量活跃。通过培养社会团体的力量，发掘民间资源，丰富社区教育的课程形式，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在台北市发展社区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市民的自治”和“各方力量参与式发展”.因此，培养民间团体是实现“市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尤其是台北市 12 所社区大学成立之后，在各社大中形成的各种社团丰富了社区教育的课程形式，民间团体的加入和融合，甚至成为改变社会环境的力量，从文山社大起头开展“千里步道活动”就是典型的例证，不仅影响到台北市其他社区大学，甚至在全台湾境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改变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唤起了市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形成了市民的公众意识和志愿服务意识，社大的平台也逐渐发展和壮大各种社会教育关系团体，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缓解了社大的资金压力，推进社会教育的发展。
就台北市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课程设置虽然丰富，但并没有职业培训的相关课程。台北市社区大学的课程中有丰富的活动课程，学术课程和生活课程，但和上海市社区学院的课程体系相比较，缺少了职业技能培训这重要的一环。增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扩大社区教育受教育人员受众面。
第二，政府支持度不够。从实际社区教育管理层面来说，并没有一个机关或机构掌握绝对管理权，运营方式采取公办民营，如台北市的社区学院和社区大学是当今社区教育的重要措施，分别代表了台湾由当局或民间创办正规社区教育的办法。台北市社区大学的经费一般由受委托机构自行筹措，每年可少量领取教育局补贴，社区大学无属于自己的教学场地，经常入不敷出。由此看出，和上海市相比，台北市政府对于社区大学的支持度并不够。
5.1.3 上海市与台北市社区教育的比较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上海市的社区教育和台北市的社区教育各有千秋，两地社区教育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但都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有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保障，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基础和群众基础也较为牢固，两地都有较大的社区教育需求，社区民众也对社区教育有了一定的认识。
上海市的社区教育经过将近 30 年的发展，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推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基本形成了区域性的常规制度，社区教育的组织架构、教学体系和工作网络基本形成，社区内的教育资源和其他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资源开放也在逐步扩大，社区教育的师资队伍逐步建设完善，志愿者服务质量也在逐步提高，社区教育覆盖率广，越来越能满足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台北市的社区教育首先是被纳入社区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被政府逐渐重视，再通过民间力量的崛起，自下而上地发展和壮大的，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各社区教育机构自行管理、各司其职，以较为灵活的方式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基本教育需求。
上海市的社区教育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参与，台北市的社区教育是“自下而上”的自觉参与，这是两地社区教育最大的区别。
上海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社区教育，是政府行政化领导的，通过政府行政指令和教育部门的计划实施进行的。在社区教育的目标理念、管理制度、运行操作等各方面，都可以看见行政指令推动的力量。从具体社区学校的运行来看，社区学校的领导人员是由街道负责人兼任，他们负责了社区学校运行的方方面面，包括场地、师资、课程等。通过街道的宣传和推广，参与到社区教育的居民总数越来越多，得到一定的成效。台北市的社区教育发展路径和上海市的不同，随着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解严，社会教育的性质也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表现在民间力量迅速崛起、活跃，提倡建立公民社会。自从 1998 年第一所社区大学文山社区大学创立之后，为台湾社会的成人教育开阔了一个新的视野，强化了人与社会的连结，了解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的处境，更深刻地参与社会中来。自此之后，社区大学迅速在台湾地区开展，由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管理、运营。政府为了管理这些社区教育机构以及推动终身学习，颁布了《终身教育法》和《社区大学自治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立法角度规范了社区大学的成立和营运，但政府并没有实际管理权，而是扮演监督管理者的角色。
上海市和台北市的社区教育理念不同，法律完善程度也不同，台湾黄武雄教授认为，任何一部法律应该有目标、有愿景，具有引导社会的作用。台北市从“公民社会”角度出发，提出塑造社会人的理念，以市民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并整体提升社会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善。上海市社区教育理念从一定角度说是国家执政理念在社区教育的投射，社区教育工作应从社区教育的本质出发，考虑社区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上海市关于社区教育的相关条例制定走在了全国前列，但跟台北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从细则方面，应完善社区教育的政策制定，这有利于建立社区教育的市场，大陆也应尽快出台关于社区教育的相关法律，保证社区教育稳定有序的发展。
5.2 上海市社区教育发展之路构想
第一，上海市要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上海制定了《上海市社区教育工作暂行条例》，有些区也陆续制订出有关社区教育的暂行规定或章程，随着上海社会发展和社区教育的不断推进，社区教育的重点从单纯的社区课程教育转移到社区与社会的联结上来。加快社区教育的立法进程，是上海社区教育乃至全国社区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二，以行政推动和市场行为相结合，推进社区教育设施建设和资源整合。
从台北市的经验来看，社区整体营造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在上海目前情况下，应该逐步发掘市场的活力，尝试民间办学，积极推进形成具有特色的社区教育网络和教育实体。打造社区资源联盟，采取充分利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公私比例的方式，形成具有活力的社区教育新局面。
第三，结合上海城市建设与社区发展的实际，统筹城乡安排，科学制订社区教育发展规划。社区教育是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应适度超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需要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社区教育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中。
第四，培育和养成志愿者、民间组织团体，逐步实现社区教育管理自治。目前，在社区自治功能尚难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政府仍然是上海社区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需要不断培育扶持和养成社区教育志愿者、民间组织团体，以逐步过度到社区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学习的运作机制。台北市社区教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间团体充满着活力，民间力量在其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上海市可借鉴台北市社区教育的做法，培养民间社区团体，下放社区学校的管理权，尝试以招标经营的方式运营。
5.3 不足和可进步之处
本文对上海市和台北市的社区教育进行了对比研究，宏观上探讨了两地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政策、理念、制度，从微观上探讨了机构、课程、队伍，分析了主要的社区教育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并从中探讨了值得内地借鉴的地方。
但由于各种因素，如时间、经费、人员和笔者自身的经历知识有限，本研究存在着以下不足：
1.没有对两地社区教育学员群体进行调研。因为学员的学习动机、学习感受直接反映了社区教育的效果，所以还应该对两岸社区教育学员群体进行了解。
本文虽采访了一些参与学习的学员，但样本容量不大，未必具有代表性。
2.在实地的考察中，仅仅是作为观察者和采访者去了解情况，并未亲身参与到实际运作当中，因此，对两地社区教育的实际运作了解并不是很深入。
3.尽管从两个层面分析了上海市和社区教育的方方面面，但限于篇幅，有些方面并未详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对两地社区教育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这将会对大陆地区的社区教育发展有更进一步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