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上海市与台北市社区教育背景和发展历程
2.1 两岸社区教育发展概述
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平民教育中一直保持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十分悠久的乡村平民教育历史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春秋时代着名的教育家孔子曾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平民学校，提出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等思想，并亲自实践。在中国古代，值得一提还有乡罩制度，乡罩组织是通过乡村领袖来实现社会控制功能和教化功能，乡村领袖主要通过开义学、设私塾等方式教育民众。这样初级的社区学习组织是保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近代，中华民国成立之始，孙中山先生积极倡导社会教育，他认为除学校教育之外，还“当设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此外，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兴起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运动。他们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从农村入手，改变社会教育状况。这些近代教育家提出的教育思想，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历史上看，两岸的社区教育同根同源，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
1949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地区人民识字率不高，约为 10%-20%左右，政府开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各省市开展扫盲班，并发展工农教育。“文革”以后，工农教育又被成人教育所替代。由于社会动荡，这样的教育形式更迭，教育机构不能保证，教育成效并不是很稳定。于此同时，台湾地区也在发生巨变，着力建设社区和基层民生建设，基本以联合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的社区发展工作为核心，可以说台湾的社区发展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是台湾的社区教育的过程。
1979 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迅速，对外交流频繁，国内的教育也恢复和发展起来，社区教育的启动阶段由此展开。80 年代末期，社区教育的萌芽开始出现，以青少年德育教育为主的学校外教育出现。上海作为社区教育的先锋地区，有一些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教育机构开始出现，如上海真如中学成立了真如中学社区教育委员会、长宁区社会教育委员会，形成区、街道两级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的格局，参加社区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同时期的台湾社区建设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个阶段，台湾社区建设很多问题暴露出来，原因是居民社区意识差，所以社区建设的着力点转移到社区教育和社区意识培养方面来，并成立了社区教育委员会，发展程度和大陆地区非常相似。
到 90 年代，全球经济飞速发展，大陆地区经济一体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地区的经济进入黄金期。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社会、企业、单位也面临转型，大陆地区的居民原本是依附于单位而存在，现在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成为社会人，这使得居民的需求更多样化，社区教育对象扩充，范围变大，对政府的要求也更加具体，社区教育的发展需要法律的规范，大陆地区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关于社区教育的系列文件，如 1993年天津市委出台了《关于深化社区教育的若干意见》，对指导社区教育的完善起了重要作用，1994 年上海金山社区学院成立，这是第一所社区大学。在 1998 年的台湾，“教育部”提出“迈向学习社会白皮书”,学习型社区被视为终身学习的一大途径，同年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文山社区大学诞生，解放了知识，更促进建立一个能够进行内在反省、创立台湾新文化价值的“公民社会”.由此看出，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导致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教育需求发生很大改变，促进了两岸社区教育的发展，社区大学在 90 年代纷纷成立，也标志着两岸的社区教育进入了新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后，大陆地区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知识总量几乎每七年便会翻番，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生活多元化、多样化，人们对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这也说明社会教育的需求不断提升。大陆地区社区学校在政府的主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壮大，社区教育试验区工作也逐步在各级省市展开，形成了具有社区特色的学习型组织，立法工作逐步跟上教育发展步伐，2005 年福建省在大陆地区首次通过了地方终身教育法规--《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该《条例》将社区教育纳入立法范畴，对各级政府和单位开展终身教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为全国的社区教育立法做出了示范。此后，大陆地区各省市的地方性终身教育法规逐渐开始建立起来。
同年，台湾“行政院”提出“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将社区发展以产业发展、社福医疗、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环境景观、环保生态六大面向推展。至 2000年底，台湾省共有 19 所社区大学，对终身学习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在社区教育的历史中，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到近代教育家的晏阳初、梁漱溟，前人的思想一直影响着社区教育的发展。随着社会变革，两岸政治经济条件有着很大不同，社区教育的发展路径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大陆地区真正开始社区教育的发展是 20 世纪 80 年代，是政府自上而下向民众开展社区教育，各级政府和街道配合开展工作，大陆地区社区教育不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展开，在各省的省会城市、县级城市也在展开，形成了社区教育横向、纵向的网格式体系，有些地区的社区教育走在了前列，如福建省终身教育的立法是大陆地区首次通过的关于社区教育的地方性法规。台湾地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即开始了社区教育性质的工作，60 年代以后，社区教育成为社区发展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理论和实践都逐步得到重视。台湾地区的“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推行社区总体营造，“教育部”倡导“终身学习计划”,两者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和台湾的社区教育发展密不可分，台湾的重要社区教育机构--社区大学是民众自发而上组织建立的。台北市作为台湾省的省会城市，在社区教育的发展上占有非常领先的地位，这与大陆地区有很大的不同。
2.2 上海市与台北市社区教育发展环境
比较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成员需求的发展，从而影响社区教育的发展；社区教育的发展更离不开政治环境，国家和政府的决策影响社区的方方面面；社区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发展，当今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光彩，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却又发展出不同的文化环境，也深深影响着社区教育的发展。
2.2.1 上海市社会背景
上海地处中国大陆地区东部，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市占地面积6340平方公里，拥有徐汇区、黄浦区等15个区和崇明县1个县，根据 2014 年上海市统计的数据，上海市人口总数 2425.68 万人，全市常住人口中，0-14 岁的人口为 1985634 人，占 8.63%;15-64 岁的人口为 18703674 人，占81.25%;65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2329840 人，占 10.12%.地区生产总值为 23,560.9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 97,131 元。2013 年，上海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达 737 亿元，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1个百分点。上海是大陆地区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城市之一，具有海纳百川的都市精神。
上海市的环境背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国际一线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不管从城市面积和规模，还是经济体的大小和 GDP 的增长来看，上海市中国大陆城市中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上海 2010年在上海举办了世界博览会，2013 年开通自由贸易实验区，上海市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端。
第二，产业经济调整，人口职业发生改变。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市民从计划经济时期依附于单位的人转变为依附于社区的人，现代社区开始崛起，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开始慢慢恢复。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变，第二产业工业的比重逐年减少，第三产业服务业稳步提升，由于人们职业要求的转变，也需要新的职业技能培训，以适应新的岗位。
第三，人口流动迅速，教育需求更加复杂。随着新城区的崛起和老城区的拆迁改造，打破了巷弄式、大院式的居民生活方式，上海市市区的人口复杂性更加突出。上海市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和国际性的大都市，外来人口比例很高，2014 年上海常住人口超 2425 万，外来人口 996.42 万人，占 41%.由于人口庞杂，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是海外移民，外来人口的涌动，给上海市基础设施、经济、教育、就业等各个方面增加了压力。人们的教育需求更加复杂化，这为社区教育增添了新的难题。
第四，社会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加剧。来自《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数据显示，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具有户籍的人口有 1438.69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413.98 万人，占总人口的 28.8%;比上年增加了 26.36 万人，增长 6.8%;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70.0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8%;比上年增加了 13.43 万人，增长 5.2%.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从数据可以看出，上海市老龄化问题是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它对社会的冲击市全面性的，包括政府财政、经济、政治、医疗、福利、教育等等方面。另外，作为独生子女的“80 后”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代独生子女养老问题也日益凸显。这更加是我们需要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问题。
2.2.2 台北市社会背景
台北市地处中国东南部台湾岛北部，又称北市，是台湾第一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旅游、商业与传播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市占地面积 271.8 平方公里，全市有包括大安区、信义区、中正区、大同区等 12 个区，截止 2015 年 10 月，总人口 2701514 人，居台湾第四位，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939.36 人，居台湾第一位。2012 年完成地区内生产总值 5108.7 亿元（人民币），位居台湾各市县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1079.97 美元，位居台湾各市县第一位。台北市在台湾的具有领先性的地位，文化具有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的保守性，又具有西方文化的丰富性，另外，原住民文化和宗教文化在台北市也较为突出，是台湾最国际化的都市。
台北市的环境背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国际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放缓。20 世纪 50 年，整个台湾省经济起飞，一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都和香港、韩国、新加坡并成为亚洲四小龙，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台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第二，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严重，步入老龄社会。据台湾省“内政部统计处”2015 年 10 月数据，台北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有 39 万 3127 人，占台北市 270 万人的 15.5%.
促成台北市人口高龄化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日趋严重的少子化现象，在台湾，生育率逐年降低，新一代人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有非常多的年轻家庭选择丁克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口结构发生改变。
2.2.3 总结与评述
众所周知，经济是一切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教育发展的基础。“社区教育是立足于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教育形态，它是教育与社会、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可见，社会经济的各种因素直接约束着社区教育的发展。
从上海市和台北市两地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看出，两地经济水平都处在比较高的水平，均有一定的贫富差距，区域发展之间较为不平衡。相对于台北市，上海市的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而台北市处在缓慢增长的阶段。从两地人均 GDP 可以看出，区域人均 GDP 都超过了 4000 美元，恩格尔系数在 30%以下，满足了发展社区教育的首要条件。
从两地人口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两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海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数的 28.8%,台北市为 15.5%,由此可见上海市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加之上海市人口总量是台北市的人口总量的 10 倍，上海市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问题尤为突出，更需要社区教育的发展。
2.3 上海市与台北市社区教育发展概况比较
2.3.1 上海市社区教育发展阶段
现代社会提出将“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上海市政府的一部分职能部门将权利下放，将社会管理、服务、教育等一部分职能向基层社区转移。上海市政府通过社区建造等方式，使居民自己管理社区，以社区为单位，开展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发展社区教育，改善社区居民生活水平，丰富社区居民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的社区教育在上世纪末再度发展，是因为，上海市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文化发展，为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保障。从另一个方面看，在社会发展、执政改革的前提下，上海市市民的生活需求产生了多种变化，各类层次、不同职业的人居民产生了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社区教育需求。正是因为有这两种相互关联的条件，上海市社区教育才得以发展。在这样数量庞大的学习人群和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下，传统学校的学习并不能满足。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社区教育开始发展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学校德育工作延伸阶段（1985 年底-1988 年）1985 年 11 月，上海市政府为了加强中小学生德育工作，把学校德育工作向社区延伸，让社区作为中小学生上德育课的第二课堂。通过家庭、社区、学校联合等措施，加强中小学生德育教育，由此拉开了上海社区教育的序幕。1986 年 9月 10 日，上海市普陀区真如中学最早创立了“真如中学社会教育委员会”,旨在运用社区多方力量，加强对社区成员的德育教育，提高社区成员的文化道德水平。
1988 年 4 月，上海又产生了“长宁区社区教育委员会”.由长宁区政府牵头，动员辖区内各系统、各部门参与的地域性社会教育组织。同时，长宁区下属的 11个街道和镇也相继成立“街道社区教育委员会”,至此开展起由区、街道两级以青少年校外思想教育工作为重点的社区教育活动。
第二阶段，学校向社区开放阶段（1988 年-1993 年）如上所述，学校经过一段时间与社区共同联合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实验研究以后，学校体验到校内外结合抓德育工作的重要性。上海市部分学校在抓青少年德育工作的同时，利用休息时间和夜晚时间将学校的设施向所在社区的居民开放。有些社区为了解决辖区内下岗和待岗职工的再就业技术培训、老年人居家养老等问题，举行各种讲座和培训，为社区发展提供帮助和服务。至此，社区教育对象开始由青少年学生向社区居民拓展，带来全市社区教育受教者人数的迅速增加和方式的多样化，并且，对社区教育理论的研究也开始起步。
从 1988 年起，上海的闸北区、普陀区、南市区、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等 8 个区，分别成立了“区社区教育委员会”.1990 年 5 月，国家教委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城市德育工作会议，对上海的社区教育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使上海全市各区都建立起“社区教育委员会”.并且还成立了上海市社区教育办公室（挂靠在上海市教育局），制定出《上海市社区教育工作暂行规定》。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上海的社区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全市范围来看，社区教育的设施和场所在各个区、街道、居委会等不同的层面上普遍建立起来。如：1992 年 4 月，普陀区真如镇设立社区学校；1993 年 3 月，普陀区东新街道成立社区学校；同年 6 月，南市区小东门街道建立社区教育中心；1994 年 3月，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创办全市第一所“外来人口学校”;1994 年 5 月，徐汇区成立“个体户家长学校”;1994 年 11 月，经过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国第一所社区学院“上海市金山社区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学院的宗旨是：“立足社区、服务社区、促进社区发展”.这是一所具有地域性社会特色，专业设置多层次，提供社区教育服务多样化的，新型社区教育机构。1997 年 5 月，上海长宁区社区学院正式成立。这所区级社区学院起到了向“全区辐射”的作用。除社区学院区总部和分部以外，还向各街道基层延伸，使全区的 9 个街道、1 个镇都设立起社区学校，构成了二级管理三级办学的网络型组织形式。1997 年 6 月，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创办起社区市民教育学院，以社区居民和辖区内单位的需求为本，提供形式多样的社区教育服务。此时期，上海全市 10 个区，140 多个街道都建立了社区教育委员会，并且形成了区、街道、学校三级社区教育组织。与此同时，随着 1996 年“上海市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的正式成立，对社区教育专门人员的培训工作也开始起步。因此，这一阶段上海的社区教育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可喜景象。
第三阶段，居民广泛参与阶段（1993 年 5 月-2005 年 1 月）这一时期上海社区教育形式丰富多样，内容贴近居民的学习与生活需要，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居民的广泛参与。表现在一方面，上海市各区建立了区、街道、居委会分校三级社区教育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理解社区教育，开展尊师重敦活动，增强社区成员的教育意识；提高社会各界对社区教育的关切度，整合社区教育资源，积极开拓社区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在政府“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指导下，以德育为核心、优化校外育人环境，为满足社区成员学习需要服务的社区教育活动，在上海市各区、县内蓬勃展开，并且很快在全国一些大城市产生影响和加以推广。1997 年以后，上海的社区教育已初步构建起以区社区学院为龙头，街道、镇的社区学校为骨干，居委会、村级社区学校教学点和村民学校为基础的三级社区教育体系和培训网络。社区教育活动网点基本上覆盖到了全市各个区、街道和镇。同时依托上海市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上海市行政学院及各区所属的教育机构，加强了对街道一级社区教育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1999 年 9 月，上海市召开了“迎接 2l 世纪上海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当时的市长徐匡迪先生提出：“努力把上海建成适应新时代学习型城市”的设想。
至此，上海的社区教育开始向实施终身学习，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区方向迈进。在市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各个区、街道重视社区教育场所和设施的建设，努力实现让上海的每个市民，从婴幼儿时代起就有学习的地方，长大就业后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和场所，年老退休后仍然能够在社区学校“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目标。此阶段，依靠政府的资金援助，上海又新建社区教育中心 9 所。
到 2005 年 12 月，上海市已经建立起 207 所社区学校，3000 所分校。
第四阶段，政府、社区、居民合作的数字化新阶段（2005 年 1 月-至今）近十年来，在政府、社会和教育界的推动下，社区教育发展迅速，各级政府纷纷将社区教育工作纳入到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总规划当中，制定了社区教育的发展规划。初步形成社区教育“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如长宁区社区学院，是由上海市政府批准，长宁区人民政府主办，长宁区教育部门管理，联合辖区内图书馆等各类场馆和学习场所，提供居民终身学习的社区学院。
上海市初步建立了社区教育三级机构，各区社区教育学院发挥带头作用、各街道、乡镇的社区学院为中心、居委会社区教育教学点为基础的三级社区教育机构。
随着全国实验区的推进，上海市的虹口区和奉贤区于 2013 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的名单，至此为止，上海已经有青浦区、杨浦区、普陀区、长宁区、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宅北区、嘉定区和浦东新区 10 个区加入了社区教育实验区，占上海市的三分之二。这说明上海的社区教育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并且做出了带头示范作用。
在实验区的各个社区学院中，初步形成了一支专职人员为骨干、兼职人员为主体的社区教育管理者队伍和教师队伍。如闵行区社区学院，教师中 90%以上具有中、高级职称或硕士学位。普陀区社区学院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为骨干的师资队伍，中级以上教师占 73%.
随着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和互联网技术，MOOC 课程的兴起，移动电子设备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居民学习方式和途径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地变化。2015年 3 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的行动计划，表明了互联网，社交平台，大数据和云平台等创新技术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方方面面的变化。社区教育的数字化发展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也说明了社区教育接下来的方向和变化。
2015 年 11 月在上海市长宁区召开的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研究论坛上，探索了社区教育数字化的新发展和新措施，如组建“上海市推进数字化学习社区建设协作组”,这是上海开展数字化学习研究和实践的一支民间骨干力量，还有上海市普陀区打造的“网上学习社群”,网上资源共享平台等一系列线上学习方式的出现，表明社区教育的数字化时代拉开了帷幕。截止 2014 年年底，全上海市共设立 200 多所社区学院，5000 多个社区居民教学点。
2.3.2 台北市社区教育发展阶段
在台湾，社区教育开始的时间大约为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响应联合国社区建设的号召，台北市也在积极进行社区建设，其中就包含了社区教育的一些方面，如 1955 年开始的基层民生建设中包含教育文化内容，如台北木栅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补习班，包括职业教育和妇女儿童教育在内，新建造公园、社区运动场和游泳池等等。从这些社区建设中已经可以看出社区教育的影子。
1981 年 1 月 25 日，社区教育协会成立，该组织仿效国际社区教育学会组织，宗旨是“倡导这种社区意识、社区精神，希望借着社区理念的推广与发扬，增进国人社区生活内涵的充实与提升，社区文化知识水准的广被与绵延，以促进个人-家庭-社区-国家-世界之和谐与安康。”该协会成立之后，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社区教育的书籍，进行社区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
1994 年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主要推动社区文化营造，其中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一时期有一些自发性的市民学校开始兴起，为民间人士创办，旨在促进当地居民的社区意识觉醒。在 1998 年 3 月，一群民间关心教育改革人士组成了“社区大学筹备委员会”后，开始着手在全国各地推动社区大学的设立，并于六月首先获得台北市政府与新竹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于 1998 年 7 月委托民间团体进行“台北市设置社区大学规划研究暨试办计划”,当年 9 月 28 日，台北市教育局委托人本教育基金会，在木栅国中试办全国第一所文山社区大学，这也是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以“促成知识解放、建立公民社会”为宗旨，得到了台北市市长的支持，并获得了 213 万人民币的专款资助。
1998 年为台北的终身学习年，“教育部”发布《迈向学习社会白皮书》，在白皮书中，规划了台北市未来发展的十四条专案，为台北市的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1 年 6 月 10 日，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宣布台北市为学习型城市，启动了台北市学习型城市网，同日举行了学习型城市博览会，参加人数有 2500 人次，为执行市政白皮书政策，于 12 所社区大学设置了 12 个社区学习服务中心，采用委托经营的方式，建立了社区学习网，该网站整合了全市 660 个终身学习机构，打造学习型城市。编印了《台北市终身学习资源手册》及 12 个区的学习地图、建立了网站“台北市学习型城市网”,每月的 10 日和 15 日发行学习型城市网电子报，至 12 月底网站浏览人数就达到 10 万次。
2.3.3 总结与评述
从两市的社区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两市的社区教育在历时几十年的建设中，都有发展和扩大，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深化发展。相比于台北市，上海市人口数量多，城市规模大，社区教育总体规模和社区学校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台北市。
从发展模式来看，两地都将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建设或社区营造的重要一环，但上海市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三级网络”模式自上而下地推进社区教育的发展，不管是从办学角度，还是经费投入、实验区的推广，都是以政府行政指令为主导；而台北市是以居民学习需求为主导，自下而上地开展社区教育活动，民众自发性强。
从社区教育理论和社区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上海市的社区教育理论发展走在了实践的前面，上海市的社区教育理论发展部分，多从宏观角度去研究，缺少对微观层面的剖析；相反，台北市的社区教育理论发展侧重于微观研究，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多在社区大学工作实践多年，有丰富的实操经验，注重田野调查，然而，台北的社区教育机构内只有行政人员，并无科研人员，这也导致了台北社区教育理论研究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