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余论：哲 学 何 为
哲学何为？哲学何以为？这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任何哲学家若不先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就无法继续其思考亦无从建立其体系。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人类的生活中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理性不仅成为人们认识、征服、改造世界的思想工具，即人的“认知”工具，也成为人思考人生存意义与价值的工具。人们力图以科技理性解决一切问题。在科技理性的导引下，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家们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或悬置形而上学的主张。形而上学所探讨的问题因其无法对象化，无法证实或证伪而被宣称为伪命题进而被加以否定。但是形而上学是否真的可以否定？对形而上学悬而不议或独断论似的拒斥是否意味着形而上学实际上不存在或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从可能性来说，人是一种追问自己生存意义的存在，本身便具有形而上学性。海德格尔说过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懵懂无知地度过一生，他必然追问其生存意义，这种追问的直接动力是人生于世所必须要面对的否定性力量。所谓否定性力量即非存在，它相对于人的确定性生存而言，对人的生存构成消解（不是生命的终结，消失），动摇人对自身生存的信心，使生命存在成为可怀疑的事件，即它使人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与合理性。非存在意义上的否定性力量无处不在，比如一句话，一种思想的滞碍，抑或一片秋风中的落叶，其极致就是死亡，即人的肉体的毁灭。否定性力量在人的生命和生存中的作用不是消解人，而在于它彰显了生存的悖论，将人的生存直接呈现于人面前，使人直面人的有限性，使人对意义与价值，自由与超越的思考获得原初的动力。西方现代的哲学家有大量的关于死亡的论述，当代美国哲学家菲力浦·芝顿和玛丽路易·毕肖也指出：在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中，死亡问题占据了中心位置。
就在于他们看到了非存在意义上的否定性力量对人的生存、人的意义追问的彰显作用。“只有死亡概念才可以把此在之存在的本真性与整体性从生存论上带到明处”,[46]通过遭遇否定性力量，人的存在意识豁醒了。也就是说只要人生存于世，就必然会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进行追问，这一追问使形而上学成为人的宿命。
其次，从必要性来说，形而上学的作用在于给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人是一种追问自己存在意义的存在，这个“意义”是人生命趋向的最终目的，是人安身立命之本，因而它有超越一切“手段”的性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自身缘起的而为人追求的“目的”.
这样一种绝对、无限的“目的”,显然并不是具体的、有形的、可见的存在物。而有限理性的科学，只能把握有限的、可形式化的存在物。因此，科学不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人类生存于世，总是以自己可“理解”（释义学意义上）的方式定义和描绘这个世界，以便自身可以有意义地栖居其中。显然，仅凭有限理性并不能建构起完整的世界图景，科学从来不曾，也永远不可能解决人类的生存36意义问题，它有待于形而上学的努力，从而使形而上学成为必要。
既然形而上学是可能的、必要的，那么它为什么遭拒斥？这其中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亦为人类理智的迷误。就前者而言，拒斥形而上学是科学主义，科技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从宗教的蛹体中走出来，实现自身的觉醒和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探索，凭借对理性的自信，人们相信不仅可以改造、征服自然，而且可以建立一个完全符合理性预设的新世界。然而理性在增强人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因人对它的盲目自信和滥用而导致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即用科技理性去解决包括人的意义与价值，自由与超越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又因理性对象化、逻辑化、数量化的致思特征而使其将一切都加以解构、还原，从而使世界只是一堆物理元系的机械集合。这样，意义、价值、诗意从现象世界、现实世界中驱除出去，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被隔裂。也正是由于科技理性的对象性思维，形而上学被拒斥在哲学门外，因为它不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确实性知识，因而被认为是无意义的而加以否定。
拒斥形而上学也表明人类理智的一度迷误。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实体形而上学（认知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追求在现象世界之后或之上的绝对永恒的，完美至善的本体世界作为人意义与价值的根据，无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原子，还是柏拉图的“理念”抑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在现象世界之后或之上的本体悬置。
从理论上看，此种形而上学存在以下误区：一是在现象世界之外去追求一客观存在的本体世界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人在现象界之外悬设一本体，这一本体作为人的认知活动的产物，是形上之知，而任何认知活动都要有对象，而形上之知却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对象，只有“象征性意象”,故其本身是虚幻的，是一种诗意的假设。二是误认为本体世界是至善完美的。不可否认，本体世界是基于现实世界建构的，而且是批判现实世界、针对现象世界的缺陷构建的，因而它要比现实世界完美。但是，既然它是人以理性基于现实建构的，那么它就不可能绝对完美，理性也会随时间而改变的，37虚设的理想不可能永恒不动，它有其自身的相对性。三是鼓动人们放弃现实回归本体。按传统形而上学的观点，本体世界是至善完美的，而人世间却苦难重重，那么追求光明、天堂、至善与完善便成为人天生的宿命。但事实是，人可以理论上对本体世界进行还原，但不能从实际上进行回归，因为这种完善的世界并不存在，如果人强力以行，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正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的这些误区，才导致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家拒斥形而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家对哲学的解构。
其实，无论是现实层面中科学导致人的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肉体，形上与形下的分离，还是理论层面中传统形而上学追问方式的迷误，都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维的产物。一般说来，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主客二分，另一种是主客交融（即天人合一）关系。主客二分的关系是指人与世界的对待关系，主体在自身之外另设一客体，加以认识、利用和改造。主客对待实则为一种功利关系，亦即敌对关系。人忙碌于对外物的占有、索取和支配，忘却人生于世的初旨。主客交融的状态亦即中国天人合一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无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二者相依互存，是审美意识中的忘己和忘物的和谐。海德格尔认为，人生于世之初并没有主客而分或主客合一的意识，而是只有活动，繁忙，依寓于世界，在这种活动中走向人与物的揖别，区分“物我”,实施认识与征服。但是主客二分的关系助长了人的欲望却忘记了生活的真谛，所以人有必要从主客二分关系走向天人合一，实现人的有意义的诗意的栖住。现实已经告诉我们，执着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对待人自身，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会导致物质生活的丰富发达与精神世界的空虚贫乏的反比关系；在形而上学的思考当中则产生实体形而上学及因形而上学的贫乏化，平面化而被拒斥、否定和解构，也可以说，在主客二分的思维中，形上之知的追问方式使形而上学背离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的原旨，无法为人们建构起安家立命之所，不能满足人的价值与意义的追问。
那么形而上学应该如何被追问，哲学如何作为，才能恢复其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的作用，才能跨越被科学划出的裂痕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追问，达成自由与超越维度和现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融合？这是当今时代科学日益主宰人类现实生活而人的精神又极度空虚必然要解答的问题。对此，一方面是有良知的哲学家倾向逻辑化实证化的哲学，认为形而上学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言说不过是虚玄的概念之争，应拒斥在哲学门外，另一方面是同样有良知的哲学家大声疾呼哲学危机时代人类心灵的疼痛，竭尽才知与心灵寻找新的理想的哲学指导人类精神的发展。两种哲学态度的距离似乎在表达着，形而上学与现实生活世界有着不可接近的距离。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哲学要为人提供生存意义之所，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哲学就应当是形而上学，并且是一种把人的超越境界与生活世界能够统一起来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超越之学。人的存在意义之所的绝对性，曾使传统形而上学总是在人和自然之外悬设一“绝对者”或“终极实在”.它给出人存在的意义，也是世界的本质，从而形成对这一“绝对者”的追问之学。它在古希腊是知识论与信仰（意义）论统一，中世纪主要是信仰论，近代则知识论与信仰论分离或“划界”.这既造成信仰上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从人本身脱离出去，又导致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冲突。显然，传统哲学并未给人的存在意义提供真正的“本体”或“根本”,而且通过“绝对者”而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上帝的摹本”、“绝对的思我”、“生物人”等，这又把人的存在事实化、客体化了。
现代哲学正是看到人的生命和精神的一切价值一向所依赖着的关于人的存在在“绝对者”中得到安置和生根的知识的荒谬可疑，以及科学理性对人的存在的遗忘，才会出现了由抽象王国向人的生活世界的“转向”,即形而上学由遗世独立向现实生活的回归。确实，哲学已背离智慧太久，只有回归，才能返回存在的家。
也正是因于这一思虑，笔者才深感动，方东美人生哲学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毕竟与现代的哲学旨趣相契合，也才会有对其阐发与深究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