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 化 比 较 论
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的意义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智慧，是对“存在者”为何“存在”的追问，这一追问经常因其虚玄性而使人忽视其可能具有的社会批判意义。其实，任何关于人的追问都不能对人进行抽象、孤立的分析和研究。人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人的形成以及其境界高下的判异与社会、与人的生活境遇息息相关，即使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的境界的形成也有社会性。问题在于，人并不是经常可以发现人的生存的不合理性，因为人常与现实生活同一，沉溺其中，失去批判所必需的人与生活的距离，从而丧失批判性。而真正的哲学，是追问“存在”的智慧，它是要超越现实世界发现本体界，去探寻世界的终极实在，并从而成为可能世界和理想世界的根据，为人们提供反思和批判现实的依据和武器。人若不沦丧为现实生活的奴隶，能直面人之为人的根本与真实，就必然会追问现存生活秩序的合理性，去除生活的遮蔽物，就必然面对这个世界的完美与否的问题。人总是希望生活于一个更合理的、更适合人的本身存在的社会，若非如此，人们就不会在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口号下进行启蒙。
任何对人，对人的意义与价值，对人的超越与形而上学性倾注心血的哲学家必然会关心人的现实境遇，他们通过对人的现实生活境遇的分析与批判以实现人的更为合理的生存。方东美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出于对人的关怀，他走向对文化的批判和重新建构。
作为人和世界的最后的根源，生命本体总是要显现于人之性、人之智慧和人之心灵中，并且有着自成系统的知识能力（自证慧），形成个人的天才智慧。而各民族的精神智慧（共命慧）又是集个人天才智慧形成的。方东美说：“成慧赖有天才，共命慧依民族天才，自证慧仗个人天才。个人天才又从民族天才划分，民族天才复用个人天才积集。”
可见“共命慧”的文化是对人格理解的普遍化，作为人的生活的历史性积淀，文化构成人生活的背景，对人有潜在的决定作用，因而文化的不合理性则意味着该文化对人的理解的误差，对人的背离。对文化的批判即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批判，对文化的重构意味着对人的理想生活方式的探询。方东美对于文化的分析与梁漱溟有些相似，认为文化是作为生命本体的社会性表现。梁漱溟说文化只是各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样法又是生命欲求的表现，故文化差异在本质上是各民族生命欲求的差异；方东美认为生命本体成就不同的人格，各民族对人格理解的特殊性则成为文化的差异。二者都是从最内在的本质出发来理解文化，只不过梁的生命本质有更多的生理性色彩。
方东美的文化比较的论述是对其人生哲学的引申，作为人生哲学的批判性维度而展开。方东美曾说，“在家学渊源上，我是个儒家，在资质上，我是个道家，在宗教欣趣上，我是个佛家，此外，在治学训练上，我又是个西家。”
儒、释、道、西的融合造就方东美自由洒落的思想和恢弘博大的视域。方东美不同于梁漱溟将西方精神、印度精神及中国精神三者并重，而是将希腊精神、欧洲精神与中国精神并重。对于中国精神，他也不仅执着于儒家，而是儒、释、道三家并重。方东美的开放性视域亦导致他对“卫道”的新理解，即我们要有卫道的精神，但不能虚构一个“道统”观念作茧自缚。从文化本身的开放性而言，方东美的理解不错，但在其后来对文化的具体分析中又落入文化本位主义的窠臼，表现出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和矛盾（这也是现代新儒家的通病）。
方东美认为“希腊人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欧洲人以方便应巧，生方便慧。中国人以妙性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成平等慧。”“希腊如实慧演为契理文化，要在契理证真。欧洲方便巧演为尚能文化，要在驰情入幻。中国平等慧演为妙性文化，要在契幻归真。”
具体而言，他认为希腊文化是一种“实质和谐”的文化。它以“质实厚重”的风格去追求真理，追求智慧，以自身的生命去契合宇宙，实现实质和谐。希腊文化的特征可以用三个人格形象表现，即“大安理索斯”、“爱婆罗”和“奥林坪”.“大安理索斯”为希腊神话中的酒种，象征着灵感、激情与热情，是人的生命状态的本真呈现，是诗神；“爱婆罗”是太阳神，代表着一种讲究秩序、讲究律则、讲究一切合理结构并找寻一种理性的安顿和安稳的正理精神；“奥林坪”则是将二者结合为一，将“大安理索斯”之激情和“爱婆罗”的理性结合为一种和谐、平衡及实质上的美感，是一种理性的和谐，以理性节制情欲，故表现为静态化结构的和谐主义。
欧洲人崇权尚能，其“要在驰情入幻”.近代欧洲民族的生命特征可以“文艺复兴”、“巴镂刻”、“罗考课 ”三种精神为代表。“文艺复兴”以艺术热情而着称，“巴镂刻”以科学理性而彰显，“罗考课”则以情理相违、刻意求精为幻惑。兼此三者为浮士德精神。古希腊和近代欧洲以各自的智慧种子成就了丰饶特异的文明。
方东美一方面真心赞美其长处，另一方面却冷静地指出古希腊和近代欧洲文化的缺点。就古希腊文化而言，虽然以瑰奇伟大的智慧，取得了优秀卓越的成就，令人佩仰，但是其内部本身有弱点，故在“中世纪以后，雅典文化兴盛，正理荣光昭明至于极度，渐使生命豪情灏气，蔽亏隐匿，趋于消沉”.这种思想转变，方东美归结为苏格拉底以知识论为标准来判断宇宙真相，从而导致“情亏而理亦不得不支离灭裂”.而欧洲文化发展了古希蜡的知识论，“虽有精纯智慧”,但毕竟是“方便善巧，弊端甚多。”近代欧洲人诚心向往物质大宇宙，背离了中世纪以上帝为旨归的精神家园，初寄迹人间世，形同孤儿诞生，一无凭杖，很是寞落凄凉，然一旦站稳脚跟，便如着了魔般，格物致知，以主客对立的知识论追究最后的规律，询间宇宙根本，但“毕竟未契合宇宙的真情实理”,而导致悲观主义和xuwuzhuyi。可见，古希腊文化与欧洲文化弊端的真正根源在于对人的迷误，将情与理统一体的人片面理解为理性的动物，当然无法构筑完整的世界图景，不利于人的完美和人性的提升。
古希腊文化和欧洲文化都有各自的缺点，只有中国文化，方东美对之赞不绝口，中国文化是“妙性文化”,其“要在契幻归真。”
中国文化生命的特征以老、孔、墨为代表即以厚始道家、原始儒家、原始墨家为代表。他说：“老显道之妙用，孔演易之元理，墨中爱之圣情，贯通老墨的中道者厥为孔子”.在他看来，中国智慧是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中国宇宙太和之意境，大方无隅，大公无私，尚同无别，质碍都消，形迹不滞，无地为官，万物成材。”
总体说来，方东美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高于古希腊和近代欧洲文化。中国文化之生命精神为一生生不息，旁通统贯之道，形成一种广大悉备的和谐体系，从而不同于古希腊之静态结构的和谐，更符合生命精神本意，也超越了近代欧洲文化的多方敌对冲突矛盾的文化特征。但是，方东美认为中国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即在于“托于道德修养，只图引归身心，自家受用，时或不免趋于艺术诞妄之说，囿于伦理铟蔽之习，晦味隐曲，偏私随之。无科学家坚贞持恒之寿德，颇难贯穿理体，钜细毕究，本未兼察，引发逻辑思想系统”.
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性使其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活力，而且，天人合一的视域使科学理性滞后，逻辑思维能力不发达，无法产生象西方那样的物质文明。实际上，方东美并不很在意这些缺点，相反，倒有点为之庆幸，因为这一缺损在他看来正成就了中国的人格的完整与伟大。
但是，在方东美看来，中国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又有高低优劣之分。他把中国文化传统概括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和宋明儒学。方东美有很强的诗人气质。一般说来，有很强诗人气质的人都深契于道家哲学的精髓，总会追求一种超乎四海之外，消融了阻碍的自由与逍遥，如庄子笔下之至人、真人、神人，如吸风饮露的仙女，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世俗与繁华，求得一种精神的遗世独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傲视群伦。方东美深慕道家哲学的大义，自认为在气质禀赋上是道家，但道家哲学也存在着内在的缺点，即追求超脱解放之道而难有现实价值的意义。他将道家哲学成就的人格称为“太空人”.
而大乘佛学，方东美认为它虽为外来文化，但与中国的儒道两家有许多契合之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与发展，还在于它是一种高境界的文化体系，与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相吻合。但方东美又认为，佛教有其自身局限，它的救世方式最终不能解决现实人生的苦痛，“佛家，他终究是宗教家，他虽然有很高的哲学智慧，但是他的哲学智慧，他的慧心变成一个苦心，苦心变成一个慈心，慈心变成一个恋心，如此佛家拿宗教的精神来拯救世界。而拯救世界，假使我们只要在现实世界，现在的世界里面讨生活，我们怎么能够拯救呢？我们已经走到泥潭里面来了，能进之而不能出来！这样怎么能拯救这个世界？”
佛道都欠圆满，人在这两种文化中生活，只有超越性而忽视了人的现实基础。而在儒家中人既有形上知识体系又有救世的现实品格，但儒家本身也有其发展递进的进程，有等级之分。方东美将儒家分为原始儒家和宋明儒家。在他看来，宋明新儒家有些方面背离了原始儒家的宗旨，对于原始儒学原典研习不够。“宋明儒家静坐观心，打坐冥思，然后说几句门面话，‘究意有何意义，只有天知道了'.”
正是由于对原儒典籍的一知半解，导致了宋儒将原儒对人的活泼有生意的理解僵硬化了，导致了对人性的扭曲，以理性专制压制了人的情感。所以，方东美认为中国文化的真在精髓，就只有原始儒家了。这也是方东美与其它新儒家不同的地方。熊十力、梁漱溟等人都将其思想源头追溯到宋明儒，而方将其理论源泉置于原始儒家，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方东美是以完美人格为标准，批判、评价各类文化，表面上看来，他对每一种文化是平等对待的，但实际上，既然他的理想人格、对人的定义是基于儒家文化立论的，那么他对各种文化的评价就不可能是公允的。其次，方东美基于对人的完整性的理解，通过对各种文化类型的比较，发觉无论哪种文化，无论其成就多么高明，都有其内在缺陷，“希腊之失在违情轻生，欧洲之失在驰虑逞幻，中国之失在乘方敷理。”因此方东美欲综合各家长处以得理想文化类型。“希腊人之轻率弃世，可救以欧洲之灵幻生奇，欧洲诞妄行权，可救以中国的厚重善生，中国之肤浅蹈空，又可救以希腊之实质妥贴与欧洲之善巧多方。”
表面上看来，方东美理想文化的选择似乎是对希腊、欧洲、中国三者的平等取舍，但事实上儒家哲学构成了他的价值基础和源泉，必然导致他选择的价值倾斜。这一点在其理想文化建构中明显表现出来。理想人格批判出来的每一种文化都存在对人的不同程度的误解，所以，方东美希望通过理想文化蓝图的建构为人提供理想的居所。这一蓝图实质上是一个人格的提升与历练，境界的展开与发展，以完美人格的实现为旨归。人是文化的产物，并不是每一种文化就必然如此地符合人的理想，以理想批判现实是必要的，但如果批判的标准不客观，则结果必失客观公允。
方东美的缺失就在于他的评判标准的情感化。他用需要被评判的儒家文化为标准去评价其它文化，导致文化间的非平等对待，导致结果的非公正性。这也是现代新儒家各家文化建构中的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