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异产生的生态环境与生态机制

　　对于语言变异的研究,除了关注语言变异的内部因素,必然要关注影响语言变异的外部环境。变异成分和语言生存环境的关系是有规律的,并且和语言系统中的其他的结构成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社会环境中影响语言的因素是多样的,包括性别、年龄、语域、社会阶层和社会网络等。诸多学者如Trudgill,Milroy &Milroy,Labov,Milroy & Gordon等等对影响语言变异的社会环境中的多种因素做了详细的探讨。
　　
　　而语言的变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生态语言学将生态学的原理与规则运用到语言的研究当中,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语言变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因此,本文将在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探讨语言生态环境与语言变异的关系以及语言变异的生存发展的生态机制。
　　
　　一、生态与语言
　　
　　“生态”原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将“生态”运用到语言研究之中是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的,指的是特定的语言与所在族群的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种生存发展的状态。
　　
　　生态语言学是由生态科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语言研究领域,运用生态学的原理,着眼于研究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考察语言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体现了将语言回归到生态系统的认识观。多样性、互动性和整体性3个生态学原则成为了生态语言学中指导语言研究的重要思想。
　　
　　多样性原理及语言生态也衍化成为一种新的语言观。多元的世界正是由多元的元素所构成的,多元化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Trampe认为语言、语言使用以及与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环境构成了语言的生态系统。
　　
　　Van Lier将生态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更加具体化,他将其界定为:(1)语言与物质环境的关系;(2)语言与社会环境的关系;(3)语言及文化环境的关系等等。
　　
　　简而言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并不是单一的某事物,而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及影响关系。生态语言学所强调的并不是从单一角度或某一特定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或影响语言的因素等,而是从整体的、多样的、动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语言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构成部分,同样受后者的制约,反过来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构成、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相应地涵盖了这两方面的内容。
　　
　　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环境中多元结构、多元因素与语言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语言变异这种语言现象。而生态语言学认为,物质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都只是一个生态系的不同层次而已,从某一特定的、单一的层次确实能很好地解释一部分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但也存在局限性,因此,其它的层次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语言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把自然、社会、文化等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从整体的角度全面地进行考察。生态语言学能够为语言现象的研究提供科学阐释或者较为合适的理论框架。
　　
　　因此,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研究语言变异,将语言变异回归到语言生态系统,为语言变异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二、语言变异产生的生态环境
　　
　　任何语言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被置于与其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的环境之中,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自然、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自然生物、社会、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构成了复杂且同样多元的生态环境。语言生态环境指对语言的产生、发展变化和消亡起着制约、影响和调节作用的多元的空间环境体系。
　　
　　简单地说,语言生态环境指的是语言的生存环境。语言生态环境是多样化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因素及其它相关因素相互交叉渗透、融会贯通的复合生态系统。
　　
　　语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发展变化,必然会给语言带来相当大的影响。语言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语言的生态环境。就语言变异而言,很难从单一的社会环境中的影响因素来观察语言变异的产生机制和发展。
　　
　　语言生态环境有外生态环境和内生态环境之分,外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而内生态环境则指任何特定的语言单位与其他语言单位的关系环境。
　　
　　新的语言成分或语言变体的产生,旧的语言成分消亡等都是语言生态环境中多样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变异和变化并不是孤立的、单一因素制约的,而是存在着广泛联系及相互影响。语言变异和变化会受到语言内部生态结构和语言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语言生态环境中的多元化因素与语言或语言成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了语言的变异与变化。
　　
　　(一)自然环境
　　
　　由于语言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自然环境也就易地而殊,不同的自然环境以不同的方式与语言系统相互作用。因此,语言系统与自然环境发生作用的方式不同也就造成了语言的变异。
　　
　　Sapir指出:“语言词汇才能最清楚反映讲话者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一种语言的整套词汇确实可以被看做一个社会所关注的观点、兴趣、职业的复合型创造,从人们随意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他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征和文化特征。”
　　
　　自然生态环境也是造成语言变异形式的原因之一。语言变异体现着不同语言集团所处自然环境多元及复杂结构、社会多元结构、文化多元结构的差异性,同时也体现着不同语言集团的人们在观念、心理、语言使用习惯、风格等方面的个性发展。自然环境中,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多元化的生物生态环境能够为人类的生存和进化提供物质基础,形成了多样化的人群,同时也间接地产生了多元化的语言和文化。语言变异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本源上也是生物多样化的结果。
　　
　　Mühlh usler认为某个特定人类在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取决于人们如何用语言对它进行描述。
　　
　　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物质环境、社会环境都记录在作为文化记忆的语言当中。人类在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过程当中掌握了相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也通过语言或者其他方式传承下去。语言学家Anttila认为,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变异可以看成是形式和意义间的某种特定关系。
　　
　　自然语言中最理想化的形式和意义是处于一种一对一的关系,而实际语言形式则往往与理想状态发生偏离。变异就是偏离的一种情况。变异就是某一个意义对应好几种形式,如“意义一”对应“形式一”和“形式二”。这种语言变异的形式本身就显示出事物存在的某些自然环境信息及受到的影响。比如“青蛙”,在不同的言语社区因为其所处的环境不同,其对应的变异形式有“田鸡”及“水鸡”。“田鸡”和“水鸡”则反映了青蛙所生活的地点分别在田里和水里。此变体的产生就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除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同样也是对语言造成影响导致产生不同的变异形式因素。
　　
　　(二)文化环境
　　
　　在不同的言语社区、不同的地点,对语言起作用并产生变异的环境因素是不一样的。有的环境中的因素对语言变异起的作用却是经常的持续的。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某些不起眼的因素,或许也决定着语言运动的方向。语言变异的研究不得不考虑这些干预因素。
　　
　　一个言语社区所蕴含的智慧、工艺、宗教、传说等多样化的文化形式,都深深地蕴藏在他们的语言里。每一种语言,都是该民族灵感的源泉与文明的承传载体。Smith认为语言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协同进化的。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与文化共生与共存。
　　
　　而语言变异作为特殊的语言现象,同样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同环境中的文化条件与言语结构单位之间的作用力的不均衡导致功能的分化,从而形成了语言变异。影响变体的条件如果产生分化,其中分化后有特别强化的条件可以与言语实体进一步整合成为新的变体。
　　
　　当文化条件与言语实体相互缔结的稳定关系改变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语言变体的产生。比如,“哥”指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兄长,在严格的封建家长制度的大文化背景下,“哥”蕴含着年幼者对年长者的尊敬。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及与外界文化的交流,“哥”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文化的影响,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含义,从亲属称谓发展到社会称谓,同时也加入了戏虐、个性化等多重文化含义,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变体。与此同时,“哥”的男性特征也在不断减弱,甚至形容女子。这些变异都是由于文化条件的不断改变而形成的。
　　
　　在语言变异的生态环境中,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种变体的产生和发展呈现动态特质。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因素的变化引起言语实体与生态条件的重新整合,形成了各种变体。因此,多元化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多样化因素为语言变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语言变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语言变异产生的生态机制
　　
　　语言的生存,变化发展的状态与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在同构性。语言的发展变化的进程表明,语言就像物种一样遵循进化法则向前发展。
　　
　　但是物种进化与语言演变在形式上不是完全相同的,语言变化不是语言的适应性反应,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语言变异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有共同点,但是也有自身的特点。
　　
　　(一)语言变异的竞争力
　　
　　Mufwene认为语言是生物体的隐喻不利于分析语言变化的内外因素。而将语言比作是Lamarkian spe-cies和Parasitic species,每种语言与生物物种一样都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是语言存在的标志。
　　
　　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生命力,其生命力主要依附于语言使用者、社会和文化等多元化因素。语言不是有机体,却有着类似物种一样的产生、成长等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动态过程当中,大量产生和存在的语言变异形式丰富了语言自身,同时也丰富了文化。
　　
　　在生态环境中,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影响、互惠互利、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不同的物种之间同样也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能够保持物种的进化。不同的物种有竞争,不同的人有竞争,不同的语言之间也同样存在竞争。
　　
　　语言的常态即语言的规范性用法为语言变异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最原始、最基础的成分,也是语言变体最为核心的部分。新的语言变体的出现,对语言常态扩大其使用的范围及承载相对应的异质文化方面都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这种竞争的结果通常有:(1)某种特定语言和其他语言整合成为生态语言系统,使得语言系统的语音、语义、语法规则在特定条件下与其它语言的子系统某部分选择整合为新的语言成分或规则。而这种竞争的结果便保留了一种混合物,即变异的新形式;(2)竞争中的语言形式可以对其他的同层次的语言形式造成影响。
　　
　　语言系统中的原来形式在竞争过程中被新的形式直接取代,比如音译词语等等,同时也可以取代其他的形式。而在此竞争过程中,能存活的语言变异形式必须是占优势并且具有竞争力的,方能被言语社区广泛接受并且使用的。因此,语言变异和语言的规范化就是在相互对立的斗争及不断竞争中发展起来的。
　　
　　多元因素的竞争与合作都有一定的规律。只有遵循这些规律,事物的发展才能保持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静态的,而是能动的与不断发展的,这种竞争中的动态的平衡推动了事物和谐的发展。而在此竞争当中,不同的语言及语言变体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语言之间的竞争关系,使整个语言系统得以积极良性的发展。
　　
　　(二)语言变异的生命力
　　
　　语言变异是语言与语言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是调整语言适应环境需要的重要手段之一。语言在不断的产生变异及变化中往前发展。语言变异与变化是一种稳定的常态,而语言的活力恰恰就体现在这种稳定中的变化之中。
　　
　　世界上的任何生物形式能够在生存发展之中产生不同的变异形式,处于发展、成熟或者衰败的不同阶段,靠的是自然选择来保护良种。对于处于不断动态进化的语言而言,语言变异却不一样。语言变异的生存发展中靠的便是言语社区中个体及群体的选择,而此过程也是一个自然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受到语言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语言变体在语言中成为规范是一个语言特征经历了竞争、个体选择或群体选择、最后达到稳定的一个过程。语言的交际功能确保了这一语言特征在互动交流中得以竞争,并且使得语言使用者充当了选择的主体,而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成为了语言变异产生的接触场所,得以被言语社区接受乃至最后稳定的语言变体,既是在生态环境中产生的,同时也是适应语言生态环境的。只有被群体接受的语言变异形式才能够被大多数的群体成员所使用。因此,语言能够随着社会、自然、文化等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地往前发展,而语言变异存在生态机制便是语言生命力体现。这一机制适合于一切语言的变异。
　　
　　语言变异这种语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广泛联系、相互影响的。语言变异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往前发展的过程。语言变异的动态机制也是语言生命力与活力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生态语言学强调语言多样性、语言与环境之间的能动性与语言发展的持续性研究,认为这是语言变化与发展以及充满活力的源泉。语言是人与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等相互作用的产物,语言从产生起就注定与环境同在。没有脱离环境的语言,也没有抽象的环境。在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必然导致语言产生变异形式。语言变异其实质是包括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多样性因素对语言的一种改造。换句话说,这种语言变异现象是语言为应对各种自然或者是人文环境等做出的调整和变通。语言变异以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为依托,其生命力也依附于语言使用者及其社会与文化中,其语言特征在语言接触中不断竞争、选择、传递,各种文化也得以不断延续。生态语言学为语言变异提供新的视角,也将是对社会语言学中语言变异研究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