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和纯粹语言体系的构建

　　1、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和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分歧
　　
　　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学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带有很强的思辨性；美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同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带有很强的事件性；汉语人文主义是同经学联系在一起的，带有很强的释义性”（申小龙2008:3）。此论断也精辟地概括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三个地域范围内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欧洲范围内，在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专注于对语言功能系统拓展和在语言哲学范围对能指和所指这对范畴深化的布拉格学派同哥本哈根学派，并且逐渐形成了结构主义这一影响深远的思潮。其后，针对结构主义的自足和排他性，产生了与之相悖的解构主义。
　　美洲范围内，皮尔斯几乎与索绪尔同一时期建立了以研究符号产生和应用为中心的实用主义符号理论，即符号-对象-解释者。乔姆斯基把索绪尔的所指定义为语义平面，能指定义为语音平面，在两个平面之间连接内容和表达的就是转化规则，即语法。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对当代应用语言学影响深远的生成-转化语法理论。
　　然而，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远不如在欧洲和美洲范围内深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汉语的语言学史，五四之前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也就是“小学”范围。文字研究的训诂学传统在汉语延续了两千多年，是和汉字缺少形态变化的特点、汉族文化发展和社会需要紧密相联系的。虽然清代音韵学盛行，让人们开始在文字之外注意语音，但是其原因是基于“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和字音、字义的关系，而韵书又兼起字典的作用，所以三者（训诂、字书和韵书）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
　　五四运动之后，虽然科学系统全面的语言学研究逐渐兴起，然而大多还是采取经验的研究方法，专注于汉字符号系统的研究，视汉字为中文研究之正统，拼音则为外来舶来品，只起到规范语音的辅助作用。“在汉字发展由象形道形声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假借的阶段。如果沿着同音或者音近假借的表达口语词汇的途径走下去，汉字也许会发展为表音文字。然而汉字却只是在假借的阶段踌躇了一下，又向象形表意的途径回归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假借字脱离了汉字形象表意特征的基础，造成了认读古书的很大障碍，不适合汉族人造字、用字、识字的望文生义的心理和习惯”.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音比文字更具有本源性。汉字不同于西方的表音符号，应当归于表意符号。然而，索绪尔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制约，却仅仅看到了汉语的一面。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系列发展，现今的汉语实际上也具备了两个完整的符号体系，即汉字的表意符号系统和拼音的表音符号系统。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索绪尔注重于结构和系统，追求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性和恒常性的抽象语言法则。如果从拼音这一表音文字对汉语语音的摹写和纪录作用入手，或许能够从形式上更深层次地探讨中西语言共同的普遍性规律。
　　其次索绪尔批评语文学研究对象一边是语言，一边是历史，因而使得研究对象不具有纯粹性。因而，其理论着眼于语言共时的静止状态，排除了对语言历时演变的研究，这与汉语传统注重考证的训诂学存在根本的对立。
　　最后，欧洲语言的词本位和汉语的字本位存在基本结构的不统一。汉语词汇的基本单位还是单字，它既不同于欧洲语言的字母，也不等同于欧洲语言的词。同欧洲语言学家从词当中分析语素不同，汉语的语言学家则要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因此，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要运用到汉语语言学研究中，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一个单字究竟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符号。
　　
　　2、先验语言体系的构建
　　
　　同以逻辑为基础的古希腊语法研究阶段、以历史考订为基础的语文学研究阶段和以语言比较为基础的历史语言学研究阶段相比，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第一次深入地进行了以语言作为本体的纯粹观察，“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并且“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
　　如同康德首先进行的感性和理性的界定一样，索绪尔也首先进行了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界定，即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言语是现在和过去，个人和社会的双重产物，是一种能够被人感知的音响和文字的存在，是一种语言的表象，同时又是语言的载体。语言则是言语的集合，是一个1+1′+1″+…=1的整体，它存在于一切言语之中，又规范和约束一切言语活动，正如索绪尔写道“: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索绪尔所指的语言具有两种特性：首先不能够离开言语而存在，语言是言语的一个集合；其次，言语行为是个体对世界的认识、个人的思想的一种表达，属于“经验的”（empirisch）范畴，也就是说，言语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索绪尔所谓的“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减去的部分应该就是内容，而剩下的部分就应当是形式。综上所述，语言就是一种存在于经验之中的形式，它不属于“经验的”或纯粹理性的范畴，而应归入到“先验的”范畴。
　　康德主张，人的认识能力具有先天要素和后天要素，而这些先天要素的先天性，“是认识论上的特征，不是指时间上在先，而是逻辑上在先，即我们知识中独立于（或不依赖于）经验、不能为经验所证明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这些要素就其不会有丝毫经验的因素而言是纯粹的，它们因而只能是来自认识能力本身的知识形式，而不能是来自后天的知识内容方面的东西”.
　　在康德的理论当中，时间和空间是一切感性认识对象的先天形式，概念则是知性的先天知识形式。哲学是研究一切科学的科学，它需要规律最大范围的普遍化。然而，单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认识能力当中存在潜在的语言能力，索绪尔称之为language,中文译为言语体系。它为人类的所有具体的语言和言语活动提供了一种形式。当这种能力后天得到激发和培养，成为描绘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抽象世界的手段的时候，在先天形式的基础上，使得言语体系的符号系统–语言和个体语言表象（言语）语成为可能。言语体系给予了语言和言语一种感性认识上先天的形式，语言则给予了言语知性认识上的先天形式。
　　
　　3、纯粹语言完整体系之形式分析
　　
　　索绪尔建立的符号系统的封闭性，割断了和外部所有因素的联系，成了后人批判的主要焦点。然而，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明确地承认语言外部要素，如历史演变、政治史、社会制度等的重要性。“索绪尔在对语言系统的分析中，不仅运用了二元对立的偶分的辩证方法，同时还成功的地运用了系统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注意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整体是由要素构成，要素和要素以一定的规律、按照一定的方式结构在一起，整体约束要素，要素影响整体”.换而言之，没有这些外部要素就不能够认识语言的内部结构。索绪尔所研究的系统，只不过是在科学观察的限定的前提下，在共时的静止的状态下，排除一切外部要素干扰的内部语言学系统，这就是洪堡特所谓的解剖式语言学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同康德的先验方法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本质上来看，索绪尔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纯粹语言完整体系之形式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是同纯粹语言的完整体系密切相联系的，而所谓的纯粹，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排除一切外部因素干扰的，只集中于语言本体。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历程来看，早期的青年语法学派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这种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即从一个语言现象入手，进行原子式的精密研究，横向同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纵向从历史演变角度进行比较，从一个现象推论到另一个现象，从一个结论推论到另外一个结论，虽然索绪尔批判了这种以一种语言阐述另一种语言的方式，但是他肯定了掌握第一手原始语言材料和逻辑推理的重要性。同康德一样，索绪尔设想的语言内部体系也是一个圆圈式的封闭的圆满，体系逻辑推理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语言的本身。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基本脉络为：
　　语言→语言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文字和语音→历时和共时→语言换而言之，索绪尔一开始已经确立了语言为体系的起点，以下的工作旨在通过推理，由部分来构造语言这个整体。首先，为了说明语言的内在秩序，剔除了语言的外部要素；随后，为了研究语言符号的构成，剔除了文字，提出了语音上和心理上的能指和所指；此后，为了研究体系内部语言价值的体现，剔除了历时语言学，而着重在概念、物质和整体的方面来考虑语言的价值。最后他通过组合和聚合阐明了语言内部的结构方式，从而圆满地到达了体系的终点，即语言本身。
　　
　　4、结束语
　　
　　索绪尔在构建语言体系的过程当中，在语言为一切出发点的前提下，在他所追求的纯粹语言完整体系中，果断地将一切同推理上可能的要素都纳入了这个体系，将一切不能够由推理得出的要素都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不仅果断，甚至可以称之为武断的过程，因为它在逻辑至上的信仰下，弃置了各种同语言相关的人文现象。
　　中西思维方式原本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汉语重综合，西方则重分析。当代汉语语言学研究至今还未完全摆脱经学的影响和文字的束缚，开创一种纯粹的语言形式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之所以能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础，并对其他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索绪尔建立了一套元理论，提供了一系列语言研究和语言结构模型”.
　　其次，综合的思维方式意味着采众家之言，结果却难成一家之言，因为综合的体系当中，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要素或者相悖的规则。如无索绪尔的果断，排除一切推理上不可能的要素，终究很难建立一个纯粹的体系。当我们进行历史反思和学术重建的时候，不应再拘泥于批判索绪尔理论的人文对立和逻辑至上，与此相反，索绪尔的构建其语言体系的科学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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