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对偶看汉语的语法和词类(3)

　　（88）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长欠一杯钱。（杜牧《商山富水驿》）
　　
　　虽然对偶的时候颔联和首联不讲究，为了押韵末字也可通融（王力 2005:182），但是上面的例子大多不属于这种情形。名对名、动对动如果说是对偶的最低要求，通融也不能突破这个底线。
　　
　　下面的例子，无论从单字看还是从双音复合词看，也都是动对名：
　　
　　（89）耕凿安时论，衣冠与世同。（杜甫《吾宗》）
　　
　　（90）兴亡留白日，今古共红尘。（司马扎《登河中鹳雀楼》）
　　
　　（91）老耻妻孥笑，贫嗟出入老。（杜甫《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92）白帝空祠庙，孤云自往来。（杜甫《上白帝城二首》）
　　
　　（93）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眺》）
　　
　　（94）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杜甫《峡口二首》）
　　
　　（95）勋业频看镜，行藏独依楼。（杜甫《江上》）
　　
　　（96）楚地劳行役，秦城罢鼓鼙。（张谓《送裴侍御归上都》）
　　
　　（97）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张籍《没蕃故人》）
　　
　　（98）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
　　
　　（99）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韦应物《寄李儋元锡》）
　　
　　（100）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杜甫《咏怀古迹》）
　　
　　（101）知君用心如日月，愿于幽邃着寒灰。（贯休《献蜀王建》）
　　
　　（102）草木尽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王维《重酬苑郎中》）
　　
　　（103）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秦韬玉《贫女》）
　　
　　（104）一自分襟多岁月，相逢满眼是凄凉。（刘禹锡《赠同年陈长史员外》）
　　
　　这种情形在所谓的“借对”里也存在。“借对”分“借义”和“借音”两种，例如：
　　
　　（105）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曲江》）
　　
　　（106）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杜甫《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
　　
　　（107）事直皇天在，归迟白发生。（刘长卿《新安奉送穆谕德》）
　　
　　（108）马骄珠汗落，胡舞白蹄斜。（杜甫《秦州杂诗》）
　　
　　“寻常”对“七十”表面看是数目词对数目词（八尺为一寻，二寻为一常），但这里用的是“寻常”的另一意义，即“平常”,这是借义。同样，借“炼丹”之“丹”为“红”,以便跟对句的颜色词“白”相对，也是借义。借“皇”为“黄”,借“珠”为“朱”,以便跟对句的颜色词“白”相对，这是借音。蒋绍愚（1990:75）说，借对是巧妙地利用了字与词的复杂关系，是“字对而词不对”,就词来说，在句中并不对仗，但就字来说，在句中可看作对仗。我们补充，“词不对”既指词义不同类也指词性不同，“黄、白”和作“平常”解的“寻常”都是形容词，“丹、皇”和“珠”都是名词，因此这样借对的前提条件是，诗人觉得形容词可以跟名词相对。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上面列举的大量动词跟名词相对的例子，其中的大部分一般人并不觉得是“不对”或“不工”,有的诗评家甚至拿来作为“工对”的例子，如“兴亡留白日，今古共红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等。这是为什么？
　　
　　四、面临的问题和已有的解释
　　
　　在一般认定的汉语词类系统里，及物动词对不及物动词，情态动词对一般动词，形容词对动词，都可以说是词性的邻对或宽对，没有突破对偶的底线，但是对于副词对动词，尤其是动词对名词，那就不好这么说了。动词怎么能跟名词相对，这个问题解释不了，副词跟动词相对的问题就也解释不了，因为上面已经说明，这两个现象有密切的联系。
　　
　　对于动词跟名词相对，已有的解释有以下几种。对于动词在主语、宾语、定语的位置上跟名词相对，一种说法是动词发生了“名词化”,或通过“零派生”变成了名词。但是朱德熙（1983）依据“简单原则”明确地说，所谓的“名词化”和“零派生”对于汉语来说“都是人为的虚构”,这个假设是多此一举，应该承认汉语的动词本来就能做主语、宾语、定语，再说唐诗时代的人很可能根本没有“名词化”的观念。对于谓语位置上名词跟动词相对，一种说法是名词临时“变性”为动词，这种说法的不妥之处上面第二节已经说明，这里不重复。还有一种是“省略”说，说做主宾语的动词是小句省略了主语，说名词充当的谓语是省略了一个动词。但是赵元任（1968/1979:42-56）不予认同，坚持“尽量少说省了字的原则”,吕叔湘（1979:67-68）也说不能滥用省略说，省略要讲条件，启功（1997:2）则说省略说“微有遁辞的嫌疑”.总之，以上三种说法都不是什么新观点，前贤都已经一一批驳过。对于名词做谓语还有一说是，名词除了指称性还有述谓性。按照这种说法，动词既有述谓性又有指称性，名词既有指称性又有述谓性，那就等于是承认汉语名词和动词不分，词无定类了，然而本文开头就已经认定，唐诗不是没有词类分别，名、动、形、副四类词是有分别的。
　　
　　还有几种新的解释，有一种是用“词对而字不对”（跟借对是“字对而词不对”相反）来说明“宽对”.曹逢甫（2004a）说，到唐朝的时候汉语双音词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在谈到词性要相同的时候“就不能再以一个汉字为单位”.例如杜甫诗“古人俱不利，谪官语悠然”,从单个字看，“不利”不能对“悠然”,但二者已经是现成语（即已经“双音词化”），内部可以不讲究相对。
　　
　　现成语内部可以不讲究相对，这种解释不无道理，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首先是不能解释单字的词性不对，这是多数，如“事直皇天在，归迟白发生”,“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其次，对双音或多音组合而言，事实上也不宜过分强调“词对而字不对”.拿“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一联来说，可以说“秋帆”和“古木”已经词化，内部不讲究“秋”和“古”是否字性相同，但是“青枫江”和“白帝城”是地名，更像现成语，内部却是工对。唐诗里地名人名讲究字字相对的例子多不胜举，就是曹文也说，人名“孙行者”不能随便对一个“赵守成”,还是要对“胡适之”.连绵词相对也要考虑字性，譬如“鹦鹉”只能跟“凤凰”相对，不能对“荒唐”“参差”.再次，两个相对的双音组合，经常是一个已经词化、一个还没有词化，如“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曹文也说“从戎”像是已经词化，但“未灭”明显不是。同样，讨论甚多的“夜琴知欲雨，晚簟觉新秋”一联，“新秋”也许已经词化，但“欲雨”明显不是。在汉语里一个组合是不是已经词化，实际很难明确的界定。即使已经完全词化的组合，如“悠然”（对“不利”），“然”字虽然已经像个词缀，但是仍然还保留实在的“样状”义。因此，讨论唐诗的词性对偶，还是要着眼于一个个字的字性，不管五言七言，诗人总是要尽量考虑字字相对。赵元任（Chao 1975）讲，汉语每个“字”长度和响度都大致相等，因此在节奏上呈整齐均匀的单音调，加上几乎字字都有意义，所以汉人对字的数目特别敏感，做诗（包括白话诗）和写散文都要凭借字的数目来构思。最后要说的是，字不对词也不对的情形很多，上面已举有十多个例子，从例（89）“耕凿安时论，衣冠与世同”到（104）“一自分襟多岁月，相逢满眼是凄凉”,从双音词看也都是动词对名词。
　　
　　还有一种解释也是新的，是用“结构或句型相近”来解释“宽对”.曹逢甫（2004a）举例说，“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长欠一杯钱”一联，“当面唾”对“一杯钱”,虽然字性和词性都不同，但是结构上都是“偏正结构”,因此还能通融。“几年同在此，今日各驱驰”（李白《送友生游峡中》），虽然“驱驰”对“在此”不工，但二者同为动词组，意义也对得上，因此也可以接受。“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去不回”对“谁能识”内部结构和词性都不合，但是从“话题 -说明”这个句型看，都是对前面话题的说明，语法作用相当，可以勉强拿来相对。“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刘长卿《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独立”和“轻生”一个是偏正结构一个是动宾结构，但都是句子的话题，还是可以算作宽对。
　　
　　这种解释的问题是，“结构相近”可以放宽到什么程度？好像都由解释者自己来定。此外，曹文承认，有的诗句结构不工而论字性倒是工对，例如“轻生”对“独立”.“平明端笏陪 列，薄暮垂变信马归”（岑参《西掖省即事》），“信马归”对“陪 列”也是字字工对，但结构不对，一个是偏正结构“信马 | 归”,一个是动宾结构“陪 | 列”.还有，即使比较严格的结构相近，如“当面唾”和“一杯钱”都属于偏正结构，也还是一个为名词组，一个为动词组，跟对偶至少要名对名、动对动的说法相抵触。
　　
　　总之，讲诗句的对偶，词类词性不讲还好，一讲就越讲越乱，前后矛盾的说法很多，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