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生态美是自然与人工的完美结合

　　美丽中国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愿景的新描绘，其实践导向功能的彰显，内在地要求学术界展示理论阐释的自觉。 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生态环境要素，因此从生态环境向度考察，美丽中国的特质就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璧合，建设美丽中国就是通过对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之形式协调、作用互利、意蕴相洽的不懈追求， 来递进实现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璧合，从而为中国人民幸福生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创造一个圆满美好的生态环境。

　　一、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形式协调

　　同为生态环境的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首先是人的感性直观对象。 就此而言，美丽中国的特质就是感性直观对象普遍升华成为审美对象，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外在形式和美协调。 具体地说，就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彰显出既展现对称又富有变化的空间，既大小相宜又比例适度的尺度，既对比得当又调和有致的色彩。
　　黑格尔曾用很晦涩的语言对对称进行论述：
　　“平衡对称并不只是重复一种抽象地一致的形式 ，而是结合到同样性质的另一种形式，这另一种形式单就它本身来看也还是一致的，但是和原来的形式比较起来却不一致。 由于这种结合，就必然有了一种新的，得到更多定性的，更复杂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简言之，对称就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亦即“变中的不变”。 没有变化，自身与自身等同，无从谈对称；全部皆变，没有不变的因素，也不叫对称。 空间的对称就是系统在空间变化中含有不变的因素。
　　对称是天然自然中十分普遍的现象，从总星系到星系团、星系；从银河系到太阳系、地球，从原生生物到各种动植物，都展现有特定的对称性。 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经常与对称的宇宙自然打交道，便对对称的事物“偏爱”有加，而对非对称的事物则可能心有不快。 而且，人自身的结构是对称的，因此人在感性直观外部世界时往往以自身为参照系，以对称程度论美丑。 人适应了自身的对称，便乐意接受外物的对称。
　　人所创造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交叉镶嵌，形成了现实的生态环境复合体，如园林、城市、乡村、山区、水圈、气圈，农林业中作物、林果树栽培方式以及农林田间林网化所带来的小气候效益等等。 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对称就是指这些复合体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变与不变的统一。 颐和园湖光山色与人工苑林的错落有致堪称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对称的典范，令人赏心悦目，而石场矿山与青山翠竹的失调，烟囱“黑龙”与蓝色天空的反差，污水横流与清澈绿水的迥异等非对称族类， 则令人怵目惊心。
　　进而言之，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空间视觉关系的和美不仅在于“变中的不变” 的对称，讲究变中有常，而且在于“不变中的变”的变化，讲究常中之变。
　　单纯的对称未免给人呆板沉闷之感，对称中加些变化则有生机勃发之象。 顽石与顽石堆放在一起难免单调生硬、索然无味，但顽石与花卉的搭配则就丰富多彩、耐人寻味了。 中国古典园林在这方面常能匠心独运，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在空间上既展现对称又富有变化乃是美丽中国的形式特质，美丽中国不能没有美丽空间。 它要求我们在尊重天然自然之对称与变化的前提下改造天然自然，在师法天然自然之对称与变化的过程中创造人工自然，逐步扭转现实存在的空间乱象，递进实现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空间协调，使人民群众在美丽的空间中生发怡然心境。
　　作为质和量统一的度， 是哲学上的一个范畴，主要意指与事物的质相统一的数量界限。 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形式协调的质的要求是两者之间达到显着和谐甚或高度和谐状态，因此，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形式协调的度(或尺度)就是两者处于显着和谐甚或高度和谐状态的数量界限。 在“界限”之内就和谐有加，就美丽动人；超出“界限”，就会量变引起质变，从高度和谐、显着和谐走向低度和谐甚至不和谐，从而失去美感。
　　自绝对数视角考察，数量界限或尺度表现为大小，从相对数视角看，则表现为比例。 数量界限或尺度的具体数值既可以是大小，也可以是比例。 在现实的生态环境中，存在着形体大小与比例和含量大小与比例等不同类型。 前者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诸要素在长度、高度、宽度、面积、体积等方面的大小对比关系；后者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诸要素在成分含量上的多少对比关系。 适当的大小与比例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显着和谐甚或高度和谐的基础。
　　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在尺度上既大小相宜又比例适度也是美丽中国的形式特质，美丽中国必须具有美丽尺度。 就城市建设而言，按照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方法（SOFM），可以将目前中国主要城市空间形态分为 5 类：界内高密度混合利用式、界内高密度单调功能式、界内高密度界外蔓延式、界内低密度单调功能式和限制扩张式。 不同的城市空间形态因其不同的密度、紧凑度、用地多样性、绿地比重等而对居民生活碳排放具有不同影响，因此通过科学的空间规划， 提高土地混合利用、构建绿色公交网络、建立生态单元与楔型绿地系统等手段优化城市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比例尺度和空间形态，是从源头、过程和结果三方面降低居民生活碳排放、建设美丽城市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就我国村镇民居建设而论，将“生态住宅”
　　模式从少量的散点分布拓展为大量的连片系统，使其中的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水分、空气、野生动植物)普遍按比例良性循环，对于美丽中国尤为重要。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复合体，不仅以空间的对称与变化、尺度的大小与比例作用于人，而且以其绚丽多彩的面貌展现于人。 色彩是人进行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马克思讲过：“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复合体的适宜色彩刺激可以引起人们诸如鲜明、热烈、高雅、喜庆、生意、明快等美感体验，产生诸如愉悦、快乐、欣喜、幸福等怡然心境。 社会主体普遍的色彩审美诉求，使得色彩在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复合体的形式协调中举足轻重。
　　不同色彩可以形成各种组合关系，其中对比与调和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 色彩对比根源于其差异与变化，对比强烈与否取决于其差异及变化程度的大小，所谓“鹤立鸡群”是两者色彩差异与变化程度大而产生的强烈对比，所谓“鱼目混珠”则是两者色彩差异与变化程度小而引发的微弱对比。 色彩调和根源于其搭配与统一，调和与否取决于其搭配比例和巧妙程度，如果色彩搭配比例恰当、结构有序、质感契合，那就达成了色彩的调和状态。 通常认为，采用黄金分割法配制色彩的比例最为恰当；系统整体构成底色，系统要素再局部合理施色，形成的色彩结构往往井然有序；因应场地和环境的差异，选择施以最佳的配色，可以使色彩明暗相宜、冷暖相依、强弱有度、轻重有致，达到质感契合。
　　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在色彩上既对比得当又调和有致也是美丽中国的形式特质，美丽中国不能缺少美丽色彩。 它要求我们在诸如城市、 村镇、园林、景区等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复合体的建设中须考虑色彩的配合，进行天然自然色彩的合理取舍和人工自然色彩的恰当调配， 或形成对比或形成调和，构建适合功能需要、符合审美规律的色彩体系。
　　比如在修建办公楼、研究所时，诸如天然花草的选留、人工颜料的粉饰等，都应以冷色系为主，以满足其“安静沉稳”的功能要求；而在建造公共游园等游乐场所时，因其功能要求是营造“欢快热闹”的环境氛围，故其中的天然因子与人工设施应以暖色系为主。 至于整个村镇和城市，宜采用浅色调，以白色、乳白、黄白、淡黄、淡灰、米色为主，这些色彩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干净明亮，与绿地、树木、碧空相呼应，使人神清气爽、心境怡然。 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我们要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态文明制度的确立，告别蓝天因严重的大气污染而姿色凋衰、青山因盲目的权宜开采而遍体鳞伤、水体因废料的任意倾泻而污迹斑斑的状况，“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二、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作用互利

　　同为生态环境有机组分的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交叉镶嵌，不可避免地进行着物能的交换、化学的反应，因此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引起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既可以表现为相互促进，提高对方的有序程度，比如阳光雨露哺育作物， 作物生长增加自然中的氧气含量；也可以表现为相互促退， 降低对方的有序程度，比如人工废料破坏臭氧气层， 飓风洪水冲蚀人文景观。 促进也罢，促退也罢，在自然界是一个纯客观的过程，无良莠之别，但在人则涉及价值评价，有利弊之分。
　　人类欲求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要设法使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促退。 所谓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作用互利，就是指两者的相互促进。 美丽中国不仅要求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外在形式的协调，而且内涵两者作用的互利。
　　从系统结构的角度看，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作用互利，要求两者宜人结构的相容共生。 宜人结构即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结构。 不管是人工自然还是天然自然，都有有益于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结构形态，从房屋建筑到工具设施，从洁净河流到臭氧气层，均属此类。 宜人结构的相容共生就是要使有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工自然结构形态和天然自然结构形态并行不悖，共处互济。 人类在改造、控制自然的实践中理应根据自然规律，追求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中宜人结构的相容共生，扭转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结构失和相悖的局面。
　　全球普遍存在的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结构失和相悖的问题主要有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酸雨毒雪。 工业生产中大量含碳燃料的使用和大量森林资源的消耗， 一方面向大气不断地排放二氧化碳，另一方面消解着陆地上二氧化碳的天然消费者。 二氧化碳的迅速增加使大气的宜人结构变性为笼罩在地球周围的“玻璃棚”，结果导致地球气温升高，产生温室效应，引发气候带移动、自然灾害频发、极端天气增加等气候变化问题，进而危及人工自然的存续和人类自身的发展。 伴随地球原始大气演化而形成的臭氧层，是地球生命的一顶天然保护伞，它挡住了宇宙辐射线的侵入，为生命的起源和演进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结构。 但燃烧汽油所排放、大量使用化肥和燃烧过程所产生的氮氧化物，各类气溶胶喷雾剂、冷冻剂、除臭剂所释放的含氯氟烃，却在日益加剧臭氧的分解，不断扩大臭氧层这把天然的“生命”保护伞的穿孔，形成臭氧空洞。 随之而来的是到达地面的紫外线辐射强度与日俱增，这不仅严重影响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严重损害人的健康。 矿物燃烧和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硫和氮的氧化物污染了大气，大气则以其中的水汽与之化合生成硝酸和硫酸，随雨雪“排泄”
　　到地面，形成酸雨毒雪。 它一来污染水域，杀死养殖生物；二来加速土壤营养物质的淋溶流失，延缓农作物的生长；三来腐蚀城乡建筑，损坏文物古迹。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酸雨毒雪，需要世界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携手应对和解决。 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将难免其害，美丽中国也就难以实现，因此与国际社会合作，致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
　　此外，中国当前还面临城镇化等所带来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结构失和相害的特殊问题。 美丽中国就是要在城镇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自然对天然自然的破坏度，充分考虑天然自然对人工自然的反作用，努力做到“集约、绿色、低碳、智能”，真正实现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之宜人结构的相容共生。
　　宜人结构的相容共生，内在的要求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 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乃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之作用互利性的内在根据。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是指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复合体在其运行过程中各种物质形态和能量形式的重复出现和周期性变化的最佳状态。 在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之间的物能循环主要有碳循环、氮循环、磷循环、水循环、菌循环等，它们是天然生态系统物能循环的延伸。 这些循环的“良性”标志有三个方面：①正反过程的平衡性。 二氧化碳的吸收与释放、固氮与脱氮、水的蒸腾与回降等正反过程普遍存在于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循环之中。 惟有这些正反过程的速度快慢、 所承载的物能多少达成平衡，才能阻止相应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 ②物能利用的高效性。 物能守恒是自然界的规律，不同事物之间物能的转化利用是自在的， 而且往往是高效的。 但人类迄今为止，还只能占有和消费有限的物质形态和能量形式。 如何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将天然资源转化为尽可能多的有用物能形式，促使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之间物能充分循环，仍需人们不懈地付出智慧和汗水。 ③物质构成的宜人性。 即循环所形成的物质构成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有利少害甚或无害，比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水体中氮的含量比例适当，农作物蛋白质、糖类的合成多多益善，化学农药的滞留少少为佳。 这三个方面分别从过程、机制、结果的维度标示出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之间物能循环的“良性”特征。
　　尽管近些年来人们在物能循环问题上开始采取诸如绿色科技、循环经济、低碳消费、生态工程等发展战略及其优化措施，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之间物能循环的现状在总体上仍然是“恶性”而非“良性”：二氧化碳的释放速度大于吸收速度，脱氮过程弱于固氮过程；大气中二氧化碳、水体中氮的含量飚高；资源利用率低，大量有用物质被废弃，造成巨大浪费；人工废料有增无减，大量有毒物质在食物链上富集，形成生态的“倒金字塔”等等。
　　“良性循环”是美丽中国的应有特质，美丽中国不能离开“良性循环”。 它要求人们扭转“恶性循环”的局面，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一方面，必须研究和运用绿色科技，施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工艺与农艺，发展循环经济，统筹生态城乡共同体建设，按照“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天然自然。 另一方面，必须开源节流、变废为宝。 开源节流就是要开发利用再生能源，在生产和生活中按照“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厉行节约，普遍推行低碳消费，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 变废为宝就是要通过技术开发加强循环中废气、废水、废渣的综合利用，将废料污物转化成有用物品，弥合物能变换链条的断裂，从而根治污染、省料增产。 这实质上是废料污物的资源化，因此也可看做“开源”的一种路径。
　　从整体过程看，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作用互利要求其复合体的熵增最小。 熵本来是热力学中的一个概念，用以表示系统分子运动混乱程度和系统状态实现可能性大小。 热力学系统的熵越大，说明其分子运动越混乱，实现的可能性也越大。 推而广之，所谓熵就是指事物内部诸要素或事物之间混乱而无规则的组合与运动，或不能做功的能量。 诸如一堆垃圾、一潭污水、滚滚浓烟、连连雾霾、散热辐射等混乱而无规则的物态、运动或能量都是熵的表现。 由此可以归纳出熵的两层基本含义：系统结构的无序性和能量形式的无效性(不能再做功)。 与此相联系，熵产生及其所引起的熵增加，就是系统结构的无序化和能量形式的无效化。 熵产生最小原则，就是要求我们在改造天然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社会实践中， 尽可能少地破坏环境有序结构，并尽可能少地产生无效能量。
　　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但是，任何人工自然的创造都需要从天然自然获取有序结构，而天然自然有序结构在被人类利用中所发生的改变，则意味着天然自然原有秩序的破坏。 因此，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就是创造和破坏相统一的过程。 采石开矿，对建筑、产业来说，这是创造；对青山绿水来说，则是破坏。 开荒垦田，“创造”了耕地，却破坏了山野，缩减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 这也就是说，人工自然的有序化必定伴随着天然自然的无序化，即在人工自然的熵减少的同时，必然会有天然自然的熵产生及其所引起的熵增加。 我们所要做和所能做的事情是， 在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结构尤其是宜人的天然结构的破坏。 这恰好与前面所讲的“宜人结构的相容共生”殊途同归。
　　创造人工自然不仅要改变天然自然的结构，而且要消耗天然自然中的有效能量。 天然自然的有效能量不可能全部在人工产品中凝聚，其中总有一部分要沦为热辐射等形式散发到外部空间，变成不能为人所用的无效能量。 这就意味着人工自然的熵减少的绝对值小于天然自然的熵增加的数值，其低熵的维持是以不断把有效能量变成为无效能量为代价的。 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复合体在内部总体上的熵产生具有必然性。
　　但我们的地球不会因此而无休止地无序化，直至“热寂”而终。 因为它并非处于孤立状态，而是处于开放状态， 与外部世界有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它通过其水生和陆地植物可以直接利用太阳能进行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源源不断地补充自身的有序结构和有效能量，同时消解着自身过剩的二氧化碳等废物。 人类需要努力的是，压低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整体过程的熵产生，将其所产生的无效能量控制在植物将太阳能转化成的有效能量的数值之内。 这一要求也正是前面所讲的“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
　　概言之，宜人结构的相容共生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作用互利的外在表现，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是其内在根据，熵产生最小原则则是其外在表现与内在根据的统一。 只要我们在改造天然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实践中遵循熵产生最小原则，就有可能实现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复合体向低熵高序状态不断演进，美丽中国就能够应运而生，中华民族也就有可能获得永续发展。

　　三、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意蕴相洽

　　凡人都“生活在来自过去的事物之中”，当他审视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复合体时，难免要受到种族发展、民族发展和个体发育中所积淀的精神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人的眼光里，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形式和作用不仅展现着特定的实在性内容，而且象征着许多观念和价值的意义，蕴含有不少思想和感情的因素。 这就是内在于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精神文化意义， 亦即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 “意蕴”。 因此，美丽中国作为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璧合，除了两者形式达成统一、作用能够互利之外，还需要两者意蕴能够相洽。
　　从静态的角度看，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意蕴相洽，要求两者意义彼此相通，即要求两者内在的精神文化意义能够融通统一。 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诸要素都有各自的形式，或色彩入目斑斓，或线型曲直各异，或方向纵横有别，或形体阿娜多姿，或质感粗细纷呈， 当这些形式成为人的观照对象时，人们将按照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定型的形式感规律赋予其精神文化意义。 例如在中国，红色象征着喜庆、幸福和好运；黄色象征着忠义、威严和尊贵；绿色象征着青春、生意与和平；蓝色象征着宁静、清雅与纯洁；紫色象征着庄严、奢华与优雅；白色象征着朴素、高雅与衰亡；黑色象征着坚固、沉重与悲哀；灰色象征着朴素、平淡与沉闷。
　　美丽中国要求乡城园林具有各自的个性而非千篇一律、“以同裨同”。 姑苏水城的小桥流水固然典雅别致，但山区、高原的城市建设决不能依样葫芦。 我们在微观上应该遵循形式感规律贯通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诸要素的精神文化意义，从而塑造乡城园林的个性：既有姑苏水城的小桥流水，又有重庆山城的逶迤粗犷； 既有皇家园林的威严华贵，又有公共游园的轻快欢乐； 既有城市的繁荣景象，又有乡村的田园风光。
　　美丽中国还要求整个中国具有精神文化的主题，如祥和有序、活力勃发、诚实守信、和睦友善等。我们在宏观上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按照形式感规律整合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精神文化意义，凸显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主题。
　　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诸要素都有各自的作用，当人们考察这些作用时， 将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参照，映射出其精神文化意义。 一般地说，绿色植被的光合作用、净化功能，环保设施的防污治污、化废为宝，对人的意义是“美”和“生”；人工产品对天然资源的低效高耗， 人工废料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给人的感受是“丑”与“死”。 就此而论，我们应该去丑取美、减丑增美，起死回生、变死为生，使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复合体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让祖国大地映现出美丽的倩影。
　　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意蕴相洽，要求两者氛围相互烘托。 在人的联想世界中，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诸要素可以形成正反馈联系，即某一要素的精神文化意义可以强化另一要素的精神文化意义，另一要素的精神文化意义又反过来强化这一要素的精神文化意义。 由此便使人感受到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诸要素内含的精神文化意义经互动强化后的更加鲜明的个性和主题。 就某一要素的精神文化意义而言，是因自身的存在经由中介强化自身，展现出一种自催化的机制。 这就是说，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两者氛围的相互烘托，实为两者内含的精神文化意义在人的联想世界中的正反馈和自催化。 当下，建筑的生态设计与城市生态学已成为建筑师广泛关注的重点，将具有时代感的建筑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将建筑使用功能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关注场景文化，提倡新建筑与古建筑的对话，建造花园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设计智能建筑、仿生建筑、生态建筑，无一不是对氛围相互烘托的追求。
　　对精神文化的需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需要，因此美丽中国内在地要求从生产到生活再到旅游以至休闲，从房屋建筑到园林设计再到城乡规划以至“中国梦”的总体构思，都要考虑到其精神文化意义的相互烘托，而且烘托出的氛围应该是活力四射、公平正义、扬善去恶、祥和有序、平等自由等等，能促使人际更加相互理解与包容、更加彼此和睦与友善，社会更加活力勃发、安定有序、公正平等、民主和谐，有益于个人与群体目标相容、利益相依、发展相偕，人民群众进取臻善、创新达美、安居乐业、幸福怡然。
　　从动静合一的整体观感探讨，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意蕴相洽，要求两者意象圆满规整，即要求两者内蕴的精神文化意义和外在的具体物象高度统一，能够使人体味到杂而不乱、规则整一的寓意之象。 江南古城苏州，桥梁杂陈、水埠林立、舟楫穿行、房舍不一、粉墙照影、蠡窗映波，难说它不杂，但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清新素雅的整体风光，主要建筑群在一条明显中轴线上的有序分布，却化杂多不一为圆满规整，使人领略到一幅完美的水乡立体诗画。
　　意象的圆满规整是美丽中国的当有特质，美丽中国不可缺少美丽意象。 它要求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中，根据人的需要和行为规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地方文化的传统和特色、天然自然的区位特征、人工自然的功能定位等来传承和创新姑苏等名城意象，将区域文化和时代精神凝聚到有限的具体形象之中， 并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心理规律综合运用，使物的具体形象与人的精神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升华不同层次的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复合体的审美价值，使人民群众体味到圆满规整的意象，享有那美丽的惬意。 这在时间顺序上可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运行机制上表现为创造与体味的双向运动，在结果上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生发美好意象的生态环境。
　　形式协调主要体现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之外在形式的璧合；作用互利所侧重的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之内在作用的璧合，意蕴相洽则强调了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在精神文化上的璧合。 于此我们揭示了美丽中国在生态环境向度上的特质，“外在形式—内在作用—基于外在形式和内在作用的精神文化”，层层深入与推进，循序展开着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璧合的丰富内容，彰显出生态环境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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