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生态美学的困境及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天人合一"的观念使得我们看似找到了克服现代性弊端的希望，有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利用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时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没能走出一条通路，都面临困境。
2.1 中西方学者面临的困境。
在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时，西方学者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态度是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且认为其有助于化解当前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最重视的是道家思想，卡普拉就曾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中论述到在所有的宗教中，道家为我们提供了"最深刻和最美妙的生态智慧的表达",奈斯的思想也深受道家影响，他说："我所说的'大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
同样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贝内特（David Bennett） 和西尔万（Richard Sylvan）也认为，中国道家的思想有着深层的生态理念，有着生态学的取向，可以为我们保护生态的实践活动提供一个理论基础。西方学者持的另一种态度是虽然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生态智慧，但是却认为这种生态智慧无法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如萨克赛就说："今天我们因为增长而担忧，担心它脱离我们的控制。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国的智慧感到兴趣。但中国的榜样告诉我们，只用智慧也对付不了人生大计。"因为在萨克赛看来，当我们对"增长"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甚至是彻底忘记这种"增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好处，这就容易使得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而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罗尔斯顿在一篇名为 Can the East Help theWest to Value Nature?的论文也指出东方的思想在解决西方问题的时候不能引导行动。
第一种态度虽然看似找到了医治现代性弊病的良药，但是他们在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却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认识到"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的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物种当脱离了"生物圈"之后，都将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生命生存下去，那么所有的种属也就只能面临灭绝的恶果。因此，他得出结论：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如果不及时反思自己的思想，及时停止自己对生态的破坏行为，那么生态平衡就会打破，大地母亲就会失去生命，而犯下"弑母之罪"的人类面临的只能是毁灭。因此他呼吁人类要拯救我们的大地母亲，与将希望寄托于科技的学者们不同，汤因比认为"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因为我们知道科学是一种纯粹的智力工作，没有任何价值取向，如果对其予以正确的引导就可以造福人类，但是错误的使用也会贻害无穷。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到底科学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怎样的结果不在于科学本身，而是在于科学是被正确的引导还是被错误的应用。汤因比呼吁"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为了引导科学被正确的应用，为了将爱"扩展",他看到了宗教，而且是我们东方的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借助宗教中的万物有灵来抑制人的贪欲以求达到人能够正确对待自然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万物有灵是产生于农业社会的，要想借助这种宗教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的，就隐含着人类要重返农业社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人类的历史是不可能倒退的，在经过了工业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已经相互结合不可分离，成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强劲动力，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此时的人类无法想象重返无科学技术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是如何的。因此在对待东方传统文化的时候，汤因比希望借助"万物有灵"的宗教意识来引领科学的发展，这个思路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当我们用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思想来引导科技的发展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我们当前世界上这几十亿人的生存的。也就是说汤因比的"科学被善用"是试图用万物有灵的宗教思想来限制科学的发展，从而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关系来拯救大地母亲，而这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种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无法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应对当前生态危机的思想资源，却认为这种资源在实际应用时缺乏有效性，无法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德国着名的技术哲学家、生态哲学家汉斯·萨克塞（Hans Sachsse）在《生态哲学》中，通过对自然和科技的论述表明了自己的生态思想，他认为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种过程性的，按照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从人类诞生的几百万年前到农业文明开始前、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在这四个阶段里自然的意义是不同的，"自然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在萨克塞看来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对自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人类认识到技术在影响自然的同时也影响着人类的存在，因为人类是自然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当我们人类在自然这个大家庭中参加活动时，我们是受到这个大家庭的准则和规律的严格限制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类的特殊性，我们可以成为"进化的帮手",但是对此我们也要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因为在自然中自然自身的规律始终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否则我们终会自食私自妄为的恶果。我们应该时刻谨记我们不是大自然中的主人，我们只是普通的一员。技术影响着自然环境，也影响着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人类，由此，人类必需注意到技术的物之间的整体关联，只是将重点放在外部世界的因果联系中。萨克塞就看到了中国整体思维方式在这方面的优势，整体思维方式具有两级互补的特点，能够对事物予以全面深入的理解。但是萨克塞却认为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有主观的因素而且准确性不够，很难运用于科学和技术方面。于是萨克塞最终还是将希望寄托于技术的发展。
中国学者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态度基本上都是承认其生态价值并且坚信这种生态价值对我们建构生态美学的理论有很重要的意义，且能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中国学者大量的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资源，如"生生为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心斋"、"坐忘"、"宜居"、"归乡主题"、"气韵"、"境界"、"比兴""月令".此外，还包括对中国古代山水诗人对自然的重视，魏晋的咏物赋，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老子，庄子，淮南子，当然为了研究上的整体性，还有论述先秦、汉朝、魏晋南北朝等历史时期的生态智慧。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者总是不自觉的陷入到浓浓的怀旧情绪中，毕竟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给了中国学者很大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使得我们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保守",否则会落个"崇洋媚外".我们还在张扬民族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一味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性，地域性，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需要解决生态危机这种具有全球性的现实问题时，这种在"民族性"、"地域性"里的智慧是受了束缚的。同时与西方学者总是将自己置身中国传统文化之外不同，中国学者总是自觉的让自己回到古代，知人论世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了解一个人一定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时也将自己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做法不对，相反，这值得肯定，这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想借鉴先得了解，这可以避免西方学者们理解偏差的错误。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让自己深入进去只是前提，深入进去不是让我们一味沉浸在古老智慧的迷信中，我们还要走出来，只有走出来这种生态智慧才能被我们审视、改造，并解决当下的问题。一味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必将使得我们在将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具体运用到现代问题的解决这个环节上做的不够。
2.2 走出困境--借鉴中国古代生存智慧之可能。
正如前文所说因为在中国古代还没有出现生态问题，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生态智慧，因此生态美学能够借鉴的智慧称只能是生存智慧。但是为了本论文表述的一致性，下文中还是表述为生态智慧。当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时，中西方学者都面临着困境，对困境也有所反思（前文中已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让中西方学者们感到自己面临困境的原因很简单，即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解决生态危机时，其效果总是那么不尽人意，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并不能克服现代性中的那些造成生态危机的认识误区。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为何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在面对现代性的认识误区时失效？
罗尔斯顿曾说："东方所提供的观念是古老的和宗教的，而西方所面对的问题则是现代的和科学的。"这个说法虽有绝对化的嫌疑，但是却给我们查找原因以启示：古代与现代，宗教与科学，这两两相对中就注定了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克服现代性的认识误区时难以操作。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产生于古代，而生态问题是现代社会遭遇的问题，时代背景不同。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带有某种蒙昧和迷信色彩，尤其是汉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迷信化、封建化倾向，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科学的。在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都不同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然克服生态危机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曹孟勤教授在论证生态伦理的实践转向时曾说："任何撇开历史、现实的逻辑分析，任何远离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理论构建，很难获得真实可靠的科学结论。"虽然曹孟勤教授最终的结论是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建构一种新的合理的物质生产方式（这与本论文的观点相左），但是这句话却给我们以警示：对中国的传统的生态智慧我们应该加以理性分析。这对生态美学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生态美学所倡导的观念被大众认为是合理的，并指导人们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地，生态美学才会健康发展下去，而这一点也正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价值所在。
此时，我们还是回到生态危机的根源--现代性中的一些认识误区，这些误区造成生态危机的三个特点是：过分张扬理性，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做的是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资源中的生态智慧来克服这三个问题，而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决定了我们古代生态智慧的价值。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出来了，即怎样才能使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走出历史的局限获得普世的价值。虽然当前利用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难以解决生态危机，但我们并不可以就此得出传统文化无法应对现代生态危机的武断结论。当前我们要做的是转变方法，当然我们也要警惕迷信古典、热衷复古、沉迷于传统文化的神秘感中的这些态度。我们要想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重新充满活力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首先我们要跳出古今之分，持一种就问题而论问题的态度，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盯在理论上就会发现理论是杂多而喧闹的，而人类面对问题的根源性却只有一个。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问题的解决时就会避免一些无价值的争论和成见。
从解决问题的高度来看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就可以挖掘出其在克服现代性解决生态危机时的价值。其次，我们在诠释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时要采取理性思考的手段，在这里理性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虽然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理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是理性作为一种手段仍是不可抛弃的，理性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只有经过这种理性的思考，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才有可能融入生态美学理论中，从而解决生态危机。
当我们采取这种跳出中西、走出传统，就问题而论问题的态度时，我们的心中也许会夹杂着些许的不舍，但是我们的目标并非古典思想的研究，而是生态美学的构建，是对现代性弊端的克服和生态危机的解决。也许一些学者呼吁我们要保持中国的文化特色，认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拒绝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这种"处理",但是我们要知道，"处理"的前提是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如果反对将其经过"处理"后的普遍化，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种僵死的东西，而我们将之与现代文化的比较互补中创造出新的文化理论也并不会令其失色，孔夫子五千年前就曾论到"和而不同",或许就是这层涵义吧。
生态美学要想利用好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做的是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语境，面向世界，对传统的认识中加入现代的理解。生态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人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是古今都存在的。中国古代就有很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性表述。艾略特曾说："传统是相当广阔的、具有深意性质的一个实体。它无法被继承，如果你需要它，就得经由巨大的苦心力作才可获得。"就生态美学而言，能利用的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资源自然是很多，我们需要找到古代的审美文化资源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点。这个过程自然是非常复杂的，为了减轻历史分析的复杂性，更好达到本论文的目的，这里以天人观念为例来思考生态美学如何利用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资源这一问题。之所以选择天人观念，一是出于论文写作的可操作性， 天人观念是一个着力点，可以在硕士论文这个小篇幅中说明问题。二是因为天人观念作为我国古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表述，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核心理念，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与现代生态美学理念相契合。当然，本论文的任务不仅是天人观念的历史分析，更是我们方法的运用，通过对天人观念的分析而找到一种新的生态思想，来克服现代性中的认识误区，解决生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