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各种途径认识到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包括年画在内的传统民间艺术的生存境况已大为好转。但现阶段全民精神层面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年画必要性的深度自觉，人们年节意识的淡薄以及年画使用功能的弱化，极大地阻碍着年画恢复昔时普遍使用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传统张贴方式存在的年画数量只会越来越少。由此推断，年画进入博物馆似乎将成为其最终归宿。依照西方 , 特别是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观与既有经验，进入博物馆往往意味着这一物质遗存以及与其相应的非物质性行将消亡。那些古代的陶器、瓷器等日用品，古人用来生活，今人却视作文物，这是由内在的文化价值决定的，即民间艺术处在应用时期，是消费性的，因而不被重视；然而一旦成为过去，变为文化，便可以是稀罕的文物。这便不难解释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将“过时”的年画看作宝贵的文化财富。不过，博物馆保护只有与活态的传承并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保护。近些年，关于年画保护的提议不少，但是这些提议都应该建立在符合民众意愿的大前提下，民间大众才是民间文化的主角，正如刘铁梁先生所言，“民俗文化的某些形式由于受到科技进步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影响，也会消失和发生新变，而不切实际地保留或恢复这些民俗形式并不是解决文化危机的根本办法。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于原有的文化必然要有所取舍、有所创新，但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
三、民间文化的自身规律探析
无论是木版年画还是其他形式的民间艺术，它的嬗变始终是与它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不可分割的。虽然任何文化艺术创造是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即“一是艺术结构来自现实因素，二是它本身独特的、纯粹的美学结构。”但在文化学的大背景下，以年画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始终连动整个社会，并对全球化的外部力量有所响应。
在中国社会结构尚未发生变化之时，农耕文明背景下的民间艺术创造、使用与流通是一套完整的“一任自然”的建构。此时的民间文化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
首先是从生理与精神需要的角度。在农耕社会，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主要精力是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各种劳作，但即便如此，他们通常也有副业（比如制作年画）的收入来源。因为年画可以换成粮食果腹或者换成相当价值的钱币贴补生活。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文化，首先也是出于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满足如克服饥饿以及安全需要等的生理需要。“既然一种原始或发达文化的集体整合功能提供满足生物需求的手段，则集体生产的每一方面就其最广的含义而言，就像全面充分执行所有的关键序列一样，是生物学上的必要。”在此基础上，生活需要、生活情感的表达也同样构成主动创造的发生原因。与此同时，年画也反过来成为这个时期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在创造的同时享有这一成果，并且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从社会文化环境出发去考虑。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决定了民间年画长期以来的稳态传承。民众在这个静态的文化环境中安然创造与享有。在此阶段，“人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维持和发展了自己的人文世界。”民间以一种无觉的状态安然创造与享有“人为的，也是为人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相对来说是静态的，虽然它也不可避免地被周边文化所影响，但中国民间文化犹如大海一般，凭借强大的能动性不断地将这些周边文化、外来文化吸纳，并转化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农耕时代保留至今的文化遗存来证实这种包容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无论是精美器物还是宗教，在外域溯源的文化源源不绝地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北魏的佛造像，唐宋的青花瓷，无不是本土对外域文化转化的作用物。正是由于民间文化的这种能动性，华夏文化才能在几千年中不断传承，即使在不同文化民族统治的历史中，也没有停止本土化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创造。
第三，从文化自信与主动所产生文化的相辅相成。古人常言“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语已能窥见。在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国人并不认为有任何外来的文化可以和自己的文化相提并论，在这种潜意识甚至无意识的“文化自信”作用下，民间主动地改造外来文化，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民间文化中固有的惯习（一种存在的方式）还可以在当时创制的木版年画中找到影子，年画中大量出现的新鲜事物，如电灯、电话、自行车、火车、轮船等，它们围绕着画面中本土的主人公，成为叙事性的衬托或纯粹的装饰。这种自由的创造，为这个时期的精神原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明证。
回到我国当下的现实，由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多个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相继开展并逐步深化。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紧随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步伐，成为载入世界非遗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这无疑体现出中华民族具有的厚重文化基础和内在活力。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文化保护来自“得君”,那么第二阶段的保护还须“觉民”.包括中国木版年画保护在内的民间文化保护，其最终目标应当是全民的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原文“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见，文化自觉不仅是国家发展强大所伴随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抵御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全球化的必要条件。
需要再次明确的是，“抵御”并非主动为之，而是全民文化自觉背后的文化基因所自生的免疫系统，也只有以全民的文化自觉为前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前途才有可能实现。（图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