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 20 世纪年画史看年画未来的发展
20 世纪中国年画的变革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 20 世纪初的改良年画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新年画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新年画运动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年画新时期。
清末民初（20 世纪初）的改良年画（见图 1）是一种极具新意的、主动的创造。此前，前殖民时代所输入的只是商品和有限的商业文化。而殖民时代给中国带来的是政治制度、文化、知识、科学、生活习俗等全方位的改变。一直以来，以描写社会现实生活以及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主的民间年画，怎能在国门洞开、大量新鲜事物涌入之后无动于衷呢？面对新文化的涌入，一方面，民间文化对旧有习俗惯常性的保有，保持着经年累月几乎不变的文化习惯；一方面，藉由对新鲜事物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开拓自身的审美范围，由一种能动性主导对社会时风与市场形成自我适应。这种适应市场与审美变化的改良年画在很长时间内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因为民间画师创作的改良年画虽然新颖却并非颠覆，它延续着传统年画的体裁，画面中的人物形象也没有突兀的变化，这对于民众而言较易接受。又因为改良年画描写的是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新”,本能追逐新鲜的人们自然而然会主动购买，这就使得年画艺人的创作更加游刃有余。
然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随着社会形势的变革，民众对新世界的渴望与对殖民文化的抵抗日益强烈，伴随着战争的打响，木版年画逐渐成为一种革命伴生性的媒介（见图 2）。民众过往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被投射到这种最重要的传统民间艺术品中，它的功能被激发、被放大。一方面，木版年画连接着一个意想中的幸福新世界与真切的现实，在年画中一个个幸福的图像或革命的图像被真实而具体地呈现着；另一方面，民众通过年画这一媒介认识到通向新生活所必须经历的革命的重要性，它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热情与对新生活的盼望。昔日作为迎福纳祥、趋利避害、敬神祭祖、装饰欣赏之用的年画，此刻演化为重要的革命宣传媒介。本质上，这时的民间能动性诱因是一种对环境与命运的焦虑与担忧，一种迫切需求的具体化。只有通过这种具体化，人的恐惧与焦虑才能被释放与转化。在此背景下，年画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对抗战与革命都发挥了重要意义。不容忽视的是，民众在工农兵的身份转换中，对民间艺术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民间艺术被普遍赋予了一种斗争性，这种能动性与斗争的自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审美特征。从民间艺术自身的历史看，斗争性的审美特征使年画本身自动地逐渐抽离传统吉庆、禳灾等固有的审美内涵。今天木版年画所反应的民间审美与传统的真正断裂，实际上与其革命媒介的功能密切相关。如果从文化自身规律的角度讲，民间文化被诱发、转换和异化了，我们在肯定其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应清楚地认识到文化自身所发生的这种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木版年画（或已转型为胶印宣传画）政治宣传功能的单一性更加加深了它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沟壑。对传统文化“落后”观念的定性，和与之相承的全民对“四旧”的摒弃、对传统文化遗存的仇恨等一系列事实，都让民间文化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中消失（见图 3）。丰富多样的传统民间艺术被千篇一律的符号取而代之，并且不断地重复再重复，与一个时期的无差别个体一样，画面呈现同样的主人公，同样的鲜花，同样具体化的幸福。
这时期的民间文化，依然是“对应群体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依然是“从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到各种精神生活的需要”的作用物，依然行使着“顺利生活和规范生活”的功能。但它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作用下的自觉文化。因而说，此时的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听从意识形态的调遣，这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因此成为文化传承的阻碍。
与改革开放一道，上个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民间文化也翻开了历史新篇章。总的来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民间文化既在不断地反抗殖民主义，同时也在积极消解传统文化中落后的部分。
然而，在民间对传统进行追溯且尚未完成的时候，西方霸权文化、大众文化之风却猛烈地吹进本土，民间文化对殖民主义（或至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他者”）的抗争仍在继续。当下的文化表象是，民间文化一方面传承那些得以留存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主动地接受着各种外来的新鲜文化。
民间文化凭借其稳定的部分，放任人们的各种需求以一种无序的方式来延续民间传统。相应地，对民族文化传统断裂的接续却越发困难，照此发展，最终它们极有可能相当程度地淹没在强势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中。幸而文化拥有自身的选择功能，即“通过异端、多样性和异见来实现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就使得传统文化中始终稳固的部分 , 在文化开放中对外部影响免疫或转化。
历史地看，中国近一百多年以来，经历了社会的大变革。“在这一变革中，旧的受到冲击，新的得以成长，但是在新旧之间，如何正确地处理对于历史遗产的继承，即在旧的事物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去滋养新事物的发展，还没有解决得好。”如果从年画史预言年画未来的发展样貌，这无疑是困难的，因为如同上个世纪所发生的，年画自身历史的几近断裂。倘若没有历时十年的“中国木版年画普查保护工程”为代表的各项国家政策的保护，它势必会异化或淹没在大众文化的洪流中。
由此，在新的时代，在霸权文化、大众文化全球化与民间文化保护的角力中，年画必须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寻求变化。首先，文化是动态的，年画作为文化事项也一样，在保证它一直存在的基础上，民间文化的能动性会促使年画随时代而演变。在此过程中，与年画关系最大的非大众文化莫属。大众文化、西方流行文化既然已经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对年画的内容与艺术特征产生影响，那么如果年画要继续生存，民间就会不自觉地向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靠拢。其次，年画演变中主动的因素，通常来自官方与民间两方面，一方面是官方对民间文化环境的主动保护和对民间文化创作的主动引导；另一方面是民间的觉醒，民众日益建立的文化自觉促使他们能够在认识自己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实验与创新。第三，年画演变中外力作用下的被动因素，社会经济环境始终是包括年画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最大威胁。民间的拜金风气、地方政府用 GDP 指标衡量一切的习惯等，这些都是国家内部的发展现实，同时伴随着西方流行文化，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吞噬传统民间文化，促使其被动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