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中国企业政治策略研究
4.1 当代企业政治策略
在现代社会，政府调控市场的面会变得越来越广，既有宏观性的产业政策、税收规则，又有微观性的职能性法规、特定产品规则等；既可以采取直接强制性地行政措施，也可以通过税收等进行间接地调控。企业面对这些复杂的规则、规范，就必须通过配备相关的管理者来协调和规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通过关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政治行为过程来分析决策自己的前途和发展，也就是不得不实施某些政治策略。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的竞争者增加了许多包括质量、成本、环保、公共价值、合法性等方面的执行标准，并且这些标准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要在以上这些方面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就必须采取行动对政治施加影响，以获得发展先机，因为政治因素成为了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把政治现状融入企业经营战略之中，企业领导层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必须把企业的政府关系管理和政治战略和策略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西方企业最早认识到企业政治参与的重要性。早在 20 世纪初，美国的企业、劳动、农业等利益群体开始关注影响政协的政策，美国的企业家在制定各种销售协定的同时，组建了许多地方性的商业协会，而后这些商会逐渐发展成利益集团，通过直接游说、“旋转门”（利益集团内部的非正式政治关系网）、影响选举、诉诸公众等方式来进行政治参与。如，1996 年,美国加州政府对旨在保护投资者,打击证券诈骗的Proposition211 法案进行公众投票,加州硅谷的信息技术企业认为这项法案会使他们陷入法律诉讼的麻烦，于是就联合起来反对这项法案。硅谷的信息技术企业和行业协会纷纷发布申明,阐述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指出这项法案将会打击硅谷的经济活力,对加州地区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并联合起来在互联网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法案的签名活动，最终,这项法案未获通过。
4.1.1 当代中国企业政治策略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不仅通过政策和法规影响企业，还大量地在微观上干预企业。中国政府的每一轮宏观调控都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迫使企业采取政治行为应对其所带来的冲击。
我国企业的政治参与很大一部分内容来源于企业的政府公关，或者说，我国企业的政治参与和企业的政府公关的内容是有交叉的。比如，企业家的政治公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兼任政府职务，成为新一代的“红顶商人”。2003 年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以私营企业主的身份，成为重庆市政协新一届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是改革后首位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私营企业家。企业家身兼双重角色，通过个人的参政议政和从政，成为企业与政府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不仅很好地完成了人民赋予他的使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促进了企业甚至本行业的发展，实际上，这也是企业的一种高层次的政府公关。①企业家的政治公关也可以看作企业家作为企业的代言人，进行的一种政治参与，也是企业实施政治策略的一种方式。
我国企业参与政府的政治活动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企业的高层领导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美国的议员必须是全职的性质不同，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兼职的，企业高管在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的同时，仍然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这样制度设计更可能给企业带来利益，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使政府决策利于自己的行业或者是自己的企业。
4.1.2 当代中国企业政治策略的特点
（1）从手段和行为的庸俗化向合法化、规范化转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完善期，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依然存在，政府拥有经济特权，掌握进出口配额制度，主导行业规制等，经济资源尚未完全由市场来配置。鉴于政府一方面制定、实施经济政策，掌握、分配着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所以，如果企业能在信贷、技术、宣传等资源上获得政府照顾或在行业内获得政府规制庇护，必将获得竞争优势，容易且快速地扩大自身规模，实现丰厚利益。为此，一些企业就是通过与相关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借助政府官员在政策制定与批准方面的权力来庇护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但随着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和各种监督制度的建立，这种非法的、灰色的、庸俗化的手段就给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法律风险，由此推断企业将来会更倾向于使用合法化、规范化、体制内的手段与政府进行沟通，获得信贷等政策支持或影响政府政策制定。
（2）从政治策略实施的间接性向直接性转变。从民主制发展的大方向来看，代议制民主是大方向、大趋势，从卢梭以后的民主理论来看，代议制民主理论占绝对的领导地位。代议制民主的代表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的第三章中详细地论述了“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代议民主模式在国家民主和广泛的地方民主实践中获得了成功。代议民主的核心就是政治代言人，各种利益团体和公众诉求会寻找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参与国家管理，也就是说，企业的代表可以在现有体制内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企业界人士，可以代表企业直接表达一定的利益诉求，不需要通过任何中间人，以这种方式来逐步替代过去与具有决策权力的政府官员进行沟通与往来，利用政府官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展开游说，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从而推动政府出台对该企业有利的政策。这种直接的参与有利于企业经营管理阶层人士的成长，有利于企业的成长，也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的民主政体。
（3）从非正式性向纳入战略管理体系中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要根据政府的计划来行事，企业的管理者由政府来任命，这样的企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不用也无法通过实施政治策略来影响政府政策制定，更谈不上企业战略管理。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的企业逐渐取得了独立地位，成为市场的一部分，企业自主经营，政府依法管理、宏观控制，这就要求当前中国企业必须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重视政府的政治行为对企业的制约能力，将企业政府关系管理纳入企业管理体系当中，把企业的政治战略和政治策略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企业政治策略也就经历了从非正式性向逐步规范，纳入企业战略管理体系中转变。
4.1.3 当代中国企业政治策略的层次
企业的政治策略是有层次之分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企业的政治策略比较初级的层次是企业家与官员们发展个人关系，寻求官员个人对企业的支持。这种情况最为普遍，见效也比较很快。如果企业家结交的政府官员掌握了比较大的权力，将对于企业发展有火箭式的助推作用。因为官员可以用手中的权力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税收优惠、项目等，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就是，企业的命运维系于官员个人，一旦这个官员离开了原来的职位，所有前期的付出将会成为巨大的沉没成本，一切将来重来。
第二个层次，是把企业发展与地方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在与地方政府的交往中获得了是更大限度的安全保障。企业家结交的重点不再是官员个人，而是一个官员群体，企业与地方发展相互关联，企业获得的成功就也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俱荣俱衰。同时，企业的发展一旦与一方的发展相关联，自然而然就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许多资源来支持企业发展。因为，两者之间是利益共同体，有时政府更会主动帮助企业，比如，在引进人才方面的优惠政策向企业倾斜，在贷款政策上向相关企业倾斜，税收优惠等等。当企业发展遇到大的困境时，地方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理。政府支持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可以展示政府的执政能力，地方官员也可因此积累政绩和资本，获得上级重视。当企业需求与政府需求一致时，企业和政府就会成为相互的支持者。这种情况下，企业家需要维系的不是与个别官员的关系，而是与当地发展的关系。
第三个层次，是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法律与政策制订。在目前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还缺乏群体式的、机制式的代言人，他们无法在现有体制中实现利益诉求，因为中国现有的政治生活中缺乏游说和博弈机制。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少数拥有双重身份的企业家，即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企业家，或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利用他们的政治身份和资源，通过正当的、体制内的渠道影响立法及政策制订，不断地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奔走呼吁，为企业界争取更好的法律与政策环境而努力，这就是目前中国企业实施政治策略的最高层次。
企业政治策略的不同层次也代表着企业政治策略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也附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从现代的政治文明发展来看，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应该走向有更多法制化和透明度的境界，政府应更多地扮演好服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强势的利益争夺者。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不能仅系于官员个人的品德和良心发现，而必须用法律、制度和机制加以维持。
4.2 我国企业政治策略的内容
田志龙等（2003）将我国企业政治策略分为七种，分别是直接参与策略、代言人策略、信息咨询策略、调动社会力量策略、企业经营活动政治关联策略、财务刺激策略、制度创新策略。本文在分析上海电力的案例后认为，企业政治策略主要指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谋求有利于自身的生存环境从而影响了政府政策和法规制定过程中的所实施策略，并归纳出我国企业常用的政治策略有直接参与策略、代言人策略、信息咨询策略、政策响应策略、政治沟通策略。
（1）直接参与策略。直接参与策略是指，以本企业的名义参加行业协会提出行业标准、规则，或者帮助政府实施政策、法规。如，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就涌现了一大批由私营企业主自发组建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温州的私营企业主阶层通过这一新的利益表达机制开始广泛地参与到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中来，政治参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温州食品商会成立以来，针对市政协、市工商联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搞好“米袋子”、“菜篮子”工程、深化改革、拓展经营等重大问题，组织力量进行调研，先后向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报送了《粮食市场混乱，亟待治理整顿》等 40 多篇情况反映，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温州市长随即召开现场协调会解决问题。①企业中的人担任政府顾问班子成员或通过行业协会或充当某一政策问题专家而直接参与政治的行为，是中国与西方共有的现象。
（2）代言人策略。代言人策略是指，企业寻找一定的代言人，在一定的制度体系内表达企业政治诉求。一是寻找企业内部的人员，如企业主或经营者作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进行参政议政。二是企业找到与政府关系比较接近的人员或者直接找到政府官员，希望他们为企业说话。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所采取的代言人策略非常相似，只不过在西方，企业可以通过雇用非常发达的政治中介，即专业游说家来充当政治代言人，从事游说活动。而在中国，不存在政治中介这样的组织，一些中国的企业会利用驻京或驻省会城市办事处来帮助申报项目、打通关节，这样的机构也就成为了一定意义上的政治中介组织。
（3）信息咨询策略。信息咨询策略是指，企业通过向政府提供一定的信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是企业内部人员被聘为政府决策咨询人员或顾问。二是针对影响本企业及其所在行业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从行业的角度提出分析报告，呈送给有关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以生产影响。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在信息咨询策略也是有差异的，中国企业虽然和西方企业一样可以站在企业或行业的角度对影响本企业或本行业的立法活动和执法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西方企业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提供民意调查结果和到国会就某一立法活动作证等方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一点，中国企业是无法做到的。
（4）政策响应策略。政策响应策略是指，企业通过响应国家的政策来获得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如提供一些公益性的服务或响应政府号召，投入政府想要发展的经济领域，以获得政府对企业的理解和支持，进而影响或参与政府对该领域制定的政策等。
（5）政治沟通策略。政治沟通策略是指通过与各级政府建立一定的、有效的沟通机制，经常就一些有关民生的或对公司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与政府进行沟通，获得政府方面的理解与认同的一种策略行为。
4.3 企业的政治策略对企业的影响
西方学者在进行企业的政治策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都会基于一个潜在的假设，就是“企业政治活动能够对组织绩效产生显着的影响”。而我国的学者也认为，我国企业或企业集群的影响政府决策和资源配置过程的政治行为的成功与否极大地影响着相关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并且我国企业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政治活动远多于西方企业①,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对经济影响和干预的范围及深度要比西方国家大得多，对工商企业的影响更大。
4.3.1 企业的政治策略对实现企业战略的影响
企业战略是企业用来在各种环境中进行自身定位的战略反应，其中也包括了包括政治环境。企业把政治行为融于企业战略之中就构成了企业的政治战略。企业的政治战略是企业为了在社会中获得包括资源分配、行业准入等政治、政策优势而所采取的战略行动。企业与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政府的一个作用就是调节许多不同组织，包括企业、不同个人在社会中的利益，如果公司没有政治战略和策略，那么它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政府方面的充分保护。当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个人发生利益冲突时，或即将发生利益冲突时，企业政治战略和策略的实施就能解决这类冲突，保证公司获得政治力量的庇护，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企业要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从战略上构思一定的目标，并进行政治战略选择和实施一定的政治策略。
4.3.2 企业的政治策略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企业运用代言人策略进行政治参与，有利于企业的融资。胡旭阳（2006）以 2004 年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样本，通过对数单位回归模型，分析了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中国金融业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的影响之后，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了民营企业的融资产生正向影响。②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也就是本文所指出的，代言人策略，即企业主或经营者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胡骑（2010）用信号传递理论解释了企业实施政治策略能显着影响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能力。
4.3.3 企业的政治策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卫武认为不同企业具有不同政治的资源,会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对企业政治绩效有着不同影响。他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企业政治资源对企业政治策略有显着影响，而企业政治策略也对企业政治绩效产生显着影响。企业建立良好的政治声誉与形象，就有可能花费较少政府公关费用和人员获得更大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研究也显示企业通过与政府部门或官员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关系也可能使企业是获得持续政治竞争优势。
4.3.4 企业的政治策略对企业形象的影响
梁建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实施的政治策略，如政治参与对促进企业慈善有积极作用。①企业在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使企业的战略目标以某种特定方式与社会价值相吻合，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社会合法性，同时，企业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更有利于企业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4.4 我国企业实施政治策略需要注意的问题
（1）企业应把与政府的关系管理作为企业政治策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企业要与政府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关系，争取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对企业的了解、信任和支持，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争取良好的政策环境、行政支持和社会政治条件。
（2）企业应把战略目标有效地转化为合理的政治诉求。企业在规划战略的过程中，应把政治环境作为重要的外部环境来进行分析，把握政策的走向，对政府政策倾向及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
（3）企业应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政治策略表达了企业的政治诉求。在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应使用不同的政治策略，成熟期的企业应更多地采取多样化的政治关联策略，其中包括企业公关策略、参与策略、参观策略及媒体策略；而蜕变期的企业主要采取政治参与策略及参观策略。
（4）要使利益诉求和政治资源良好地对接。企业在政治活动中会投入一定的政治资源，而这些政治资源的拥有情况又会影响企业政治策略的实施情况, 进而影响到企业目标的实现情况，即企业的利益诉求的实现情况。所以企业的制定政治策略目标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现在的政治资源，使拥有的政治资源与企业的利益诉求相匹配，这样才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利益诉求，进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5）遵守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研究企业政治行为的学者来说，“企业的政治活动是合法的”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同时，学者们也认为，企业的政治行为必须受到相关伦理的约束，即企业的政治行为不能以损害他方利益和公共利益为代价。对于企业来说，法律更是不能触及的一条高压线，任何违法法律的行为都会为企业的发展埋下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政治策略时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如触碰法律这条红线，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正如 2013 年 7 月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爆出行贿事件所导致的后果一样（葛兰素史克利用贿赂手段谋求不正当的竞争环境，导致药品行业价格不断上涨。因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GSK 中国〕部分高管被依法立案侦查，公司还将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法律制裁）。
（6）注意平衡成本与收益。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是为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或创造获取利润的机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这种成本不仅包括产品资料、设备与技术等，企业在实施政治策略的过程中也投入一定的成本，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所做出的决策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制定企业政治战略和策略时要充分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以争取做出对企业最有利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