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文献综述
2.1民间借贷的概念界定研究
对民间借贷的概念研究在已出版的各类期刊和著作中常常不同，存在一些的争议，本文在讨论民间借贷前我们将首先明确所要研究探讨的民间借贷的内涵和范围。在已有文献中我们经常见到对"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用途、存在的原因、贷款申请条件等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在西方的经济制度下金融机构通常都是非国营性质的，是民间资本大量聚集并自行组织发展起来的，没有政府的千预和监督。"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差异化主要表现在组织、制度的完善程度，而不存在企业的产权性质之区别。关于民间借贷的概念阐述主要有以下观点，有的认为非正规金融机构是民间的自由资金的汇集地，并自行设立的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的金融中介机构。有的认为（2001）民间借贷就是一些资本持有者直接或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进行放贷的金融活动在国家的官方监控和管制之外的活动。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金融部门范围以外就是在地下进行的资金借贷活动，整个故贷、还款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地下金融"这一概念在我国金融领域理论界早已不陌生，而且人们对地下金融与上文所说的非正规金融一样内涵的界定也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认为非正规金融可以被划分为以下两个大类：一类是对经济环境、金融生态具有不利影响，同时又违反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不具有正面的经济意义，且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被法律和法规所认可的金融活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法金融，也被称为"不法金融".如为洗黑钱等进行的筹资活动、高利贷、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的，借助我国金融制度的漏洞进行的投机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金融活动等，其基本特征是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形式上是公开的而实质上是不透明的，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另一类是当前对于经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适应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同时对金融环境没有后果严重的实质性影响，虽然违反了我国现有的法律和法规，但是经过改造未来具有取得法律和法规认可条件的金融活动，如屡禁不止的乱集资现象，私募基金、私人钱庄、很多地区盛行的、标会、合会等，统称为"灰色金融".
2001年江曙霞认为，地下金融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信用形式为基础的、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管制之外的金融组织。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国民间借贷所在的是一种不公开、非正规的金融的活动。李建军认为将我国现有的关于非正规金融概念应从金融机构的功能性、法律特征和金融监管上划分。
我们在本文中研究的民间借贷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背景下，具有特殊内涵的概念。它与国外研究文献中的"地下金融"存在很大的差别。我国"民间金融"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中慢慢萌芽，后续广泛得到了社会关注的组织。有学者指出民间借贷组织和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民营经济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民间借贷促进民营经济长远发展，反过来，没有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就不会有民间借贷的存在意义。我国民间借贷的产权性质是"民间金融"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
也正是由于民间借贷的"产权民营性"才使它具有了其他一系列的特有的派生特征：首先，我国的法律和法规长期禁止和限制纯属民间私人性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造成必要影响的中介金融机构，并对其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其次，金融监管部门将大多数类似民间借贷的"民间金融"活动认定为非法金融活动，民间金融活动必定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且长期游离在我国的金融监管范围之外，所以，而且极有可能成为违法犯罪分子获利的工具。因此从范围上看，我国金融市场中现存的民间金融机构包括占比很少数的金融机构得到国家法律和法规认可，比如各地的城市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和占总量绝大部分的进行各种小额贷款、担保、投资、典当等业务的地下钱庄、金融互助会等中介机构。这种特定的局面也是促使民间借贷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2.2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Levis （2005）认为地域的经济发展就是以地域的资本积累程度为衡量标准，以二元结构转化为发展模式。我们对Levis的发展概念可以总结如下：发展等于区域加权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又等于GDP增长速度。Tulosi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是用资本投资率、利润率、储蓄率、出口率和工农业生产增长率等经济因素来判断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GuereUe（2006）认为发展包括生存、自尊和自由三个基本因素。生存是对生命延续最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的满足，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其人民提供最底层的生活保障它就不能说是完全发达的，发展的基本目标首先是使人民摆脱贫困，同时最大限度的满足基本需求。现代经济学关于金融深化理论产生的标志性著作是IM*Mckinnon（1997）和Edward ? S ? Show（1993）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他们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认为，经济货币化程度低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重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相互分割的两元金融结构：正规金融机构（具有官方背景）和民间金融机构（具有民间背景）。其中，政府的金融管制是造成金融抑制的最重要的原因，比如政府对特别信贷机构的垄断、对利率上下限的行政规定等。
我国对发展的认识是经过不断摸索形成的。建国之初，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不顾实际情况一味的追求一些主要资源的产量，由此对经济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认识到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要追求经济总量的提高，更是要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发展的评价标准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的基本内容。当今世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是现代化和工业化。其次，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物质基础的，包括了劳动力水平、科学技术、管理、资本等多种因素协调的一个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最后，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社会、资源环境和人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白雪梅（1998）曾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她采用TOPSIS （ -种接近于理想解的排序法）和聚类分析法，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天津、北京、上海三个直辖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们已经进入工业化后阶段的第1时期。我们内蒙古像其他山西、山东、吉林、黑龙江、江苏、辽宁地区一样，处于正值工业化中期的第4阶段。总之，她基于中国的区域发展的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二元化发展结构。对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两个部门之间劳动力生产要素存在的差别进行分析，得出以上的特征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内生力量。
在发展中国家诸多金融抑制的原因中，核心因素是贷款利率的管制。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釆用赶超策略，在这一策略的实施过程中政府为了压低发展的资金成本，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实行管制，人为压低资本价格，造成资本价格扭曲，使信贷资本市场上利率对均衡利率产生偏离。同时，金融体系不够健全，中央银行不独立，使得货币的发行不受法律的严格规范，导致货币的过多发行，产生通货膨胀，造成实际利率为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利率为负。这样利率水平下的低成本贷款，造成了超额的贷款资金需求和存款资金的下降，金融机构在信贷市场不能达到自身动态平衡的情况下实施信贷配给，这导致原本就稀缺的资本投资率再次受损，从而抑制资本的形成，最终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影响。
McKinnon和Shaw' S （2001）认为，采取反应资金稀缺性这一特点的一系列措施，比如降低准备金率、取消对特别信贷的管制政策、实行利率市场化等。
在发展中国家放弃金融管制政策，可以刺激民间的储蓄，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从而提高投资收益率。在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条件下，这些措施可以推动整体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McKinnon还强调在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必须通过适当的经济措施来保持整体物价水平的稳定，稳定的物价水平与正的市场储备利率呈正相关，让储蓄者和投资者看到市场上资金价格的稀缺，缩小资本吸引力水平。
同时，长期正的利率水平还能形成健康的储蓄循环，形成更多资本，使储蓄和投资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虽然在著作中McKinnon和Shaw' s指出了阻碍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金融管制，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客观存在的资本稀缺以及与其相关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的分析只是基于静态模型的，存在着一定的不足。Capur在McKinnon and Shaw' s的研究基础上，Capur运用动态化的模型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揭示了在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闲置，劳动力过剩的欠发达经济体系中货币的非中性。货币与经济的增长呈现正向相关的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可以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Capur同时还认为，在商品和货币构成的经济体中，商品的过度需求必然会有过度的货币供给，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的过度增长，相关部门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步入均衡增长模式。例如可以减少货币供应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再贴现率等。Capur还指出在滞涨时期，一国如果出现贸易逆差或者赤字，就应该控制汇率，防止因短期外国资本的迅速流入导致本国的通货膨胀加剧。Fry在1976年建立的动态模型中得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第一是实际通货膨胀率如果大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就会刺激企业的资本投入，增加生产，从而增加实际收入；第二是如果存款利率低于预期通货膨胀率，会导致对私人企业投资的"挤出效应";第三是政府通过对不同的产业出台不同的政策给与扶持，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导致的结果是非均衡经济的发展以及实际利率的下降。
McKinnon和Shaw' s、Capur、Fry等学者采用不同的模型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金融抑制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解释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落后的原因，但是没有针对具体的发展中国家应用他们的理论，对落后的金融状况进行实证分析。Gordon Smith用相关的计量分析补充和发展了 McKinnon等人的金融深化理论、指出了金融深化的具体标准。Gordon Smith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了金融发展的历史，得到了金融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发展的一般性结论。金融机构发行并持有大量的金融工具，各国金融机构由各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不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增长速度是不同金融结构间差异的主要体现。衡量金融结构的重要指标有：金融工具的总量、金融工具与储蓄总量的比例、金融工具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等。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即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之比",按照金融相关比例高低的特征，Gordon Smith将金融结构划分为以下三个类型，第一类为金融相关比率较高的金融结构，其相关比率大致在3/4-2的区间变动。此种结构下金融机构的类型日趋多样化，银行体系的地位逐渐下降。多见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第二类为金融相关比率较低的金融结构，其相关比率大致在1/5-1/2之间变动，此种结构下债权凭证规模远大于股权凭证规模，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金融发展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三类为介于上两类之间的结构，在这类的金融结构中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金融结构中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发挥的作用比较大。
Gordon Smith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占金融资产总额中的比重、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由此分析，尽管各国的经济发展的起点、速度不同，但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发展表现就是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即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事实上，大部分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统计数据都支持了这个结论，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基本上都伴随着金融相关比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金融的发展。虽然我们看到了经济与金融的共同发展，但是它们之间有何因果关系呢？是经济发展促进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Grange因果检验关系如何，他并没有更深一步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从金融抑制和金融结构方面解释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依照的基本逻辑为：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抑制从而导致金融体系合理配置资本的能力下降，影响了资本的形成，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这样才能推动其金融发展，加速资本的形成，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这种分析是基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得出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并不完全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类似。因此，要用这一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现况还需进一步的对该理论加以充实。
J.Stiglitz（1986）、T. K. Murdock （1996）、Toraas. Helman （2001）较早的发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亚洲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体制差异。他们比较亚洲中部、东部和西部的金融发展都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发展的作用。这种结果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不尽相同。所以，近几年关于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促使学术界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影响经济运行。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实行促进信贷的政策，解决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刺激企业不断扩张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通过这一方法来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形成良性的信贷循环。
政府可以借助金融资源的掌控能力对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础领域研究开发项目等关乎老百姓生存的领域加大资金投放，从而实现小康社会提供保障。用这一方法克服了金融自由化下竞争性的信贷市场外部性。政府还可以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实行上下限，压低资本价格，使贷款企业得到超额收益，有利于企业资本的积累。金融机构也同时享受到了金融约束带来的红利，"金融特许权"使得金融企业享受垄断收益，不断的做大资本，获得高额利润。从宏观层面分许银行业的这种特权有利于在一段时期里推动经济发展。
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一样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職而就，没有打好坚实基础而走金融自由化之路，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而稳定的增长，但是也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拨，用市场失灵做挡箭牌，实行金融约束政策，这会在长期内影响经济发展。我们要关注金融发展的微观层面这样才能为金融发展打好基础，使金融与经济共同促进共同增长。彭兴啤1（2002）认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自由化要按照有其固有顺序逐步实行，金融自由化是建立在金融的微观基础完善的基础上。他认为要完善我国现行的金融微观环境必须建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工商业企业的现代管理制度也包括金融企业自身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才能使企业经营的道德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实施金融自由化才能得到双赢。
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一理论，循序渐进不断前行。谈儒勇（1999）在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发展之间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得出了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由此可以推导出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中介机构这当中包含了大多数的民间借贷机构，它们的蓬勃发展对国家及区域经济的增长是有促进作用的。温涛（2005）在对温州地区区域金融发展下的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农业发展进行了定量化研究后，得出了温州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温州地区的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其金融发展促进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2.3区域经济增长研究文献综述
李讳（2001）认为，区域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金融发展刺激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其次是是基于金融发展带来对资本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贡献；最后从总量上进行分析，区域金融发展直接对区域经济发展总量产生贡献；同时，他还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出发，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金融发展于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资本的形成、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创新过程、基础升级等相结合起来，研究区域金融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之后支大林（2002）的研究结论与李炜的酒宴结论一致，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之所以能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区域金融发展有效的提高了区域经济增长的资本投入同时也有效的提高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资本的使用效率。
国内其他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实证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各省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第二类以某一省份作为研究样本，分析该省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三专门研究区域范围内经济结构与金融发展某一层面的关系。周立（2004）通过建立金融市场化比率、全部、国有金融相关比率三个关键指标，系统化的衡量了我国各地的金融发展程度和金融发展差距。他采用Levine和King（1993）所采用的研究思路，把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解释变量，将投资增长率指标、未来经济增长率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定量化的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要素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可以被区域金融发展差距部分解释，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该地区金融发展的初始水平限制，金融发展初始水平较低的地区，其经济的长期增长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如果在一个发展周期内，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则得到提高。
钟永红、周好文（2004）通过对1988年至2002年我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地区之间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发现，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同经济增长的指标之间具有长期的显著性。他们选取了区域内非国有工业生产总值、资本形成总额和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选取了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与银行中介效率指标来反应金融中介的发达程度。通过Grang因果检验，他们发现西部地区经济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而东部地区正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关系，这反映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市场化进程。
徐明圣、艾洪德（2006）通过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他们采用了与钟永红、周好文相同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发现区域经济增长同区域金融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区域金融发展同区域的投资发展之间却没有因果关系，全国整体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和东部地区这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之间这两者几乎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滞后效应。他们通过研究还发现，开放的金融市场不一定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是很有可能通过幵放的金融市场引发本地金融资源外流，造成当地区域经济发展资本短缺，有损于区域的经济发展。
华晓龙、王丽平（2004）的研究则认为我国各地的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基本没有相关关系，金融的深化对经济增长也基本没有贡献。他们在考虑到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釆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处理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他们把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各地区近三年来银行的存贷款余额设成解释变量，把1999-2000年全国各省份的人均GDP增长率设成变量进行分析，得出上述结论。
张兵、胡俊伟（2003）将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作为样本区域，研究该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深化之间关系，通过运用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和经济证券化程度（S/GDP）这两个指标，对该地区经济增长同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得出该地区金融深化同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而经济增长与经济证券化程度呈负相关的关系。苏华等（2004）通过选取东部沿海江苏省内几个县市作为样本，研究了在相对更小的区域中经济增长同金融深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研究得出：
在县域范围，区域金融旳深化推动区域经济的长期增长。张杰等（1994）进一步对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区域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倒U型曲线假说，区域金融的发展也存在这一现象，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距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直到加大到临界值时，差距又开始缩小，最后接近于趋同增长，这一发展过程呈现倒U型曲线。他还在研究中同时注意到了政府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包括中央政府的政策，也包括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他强调这些政策对U型曲线的收敛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调节区域资源、改变投资政策倾向影响区域金融的发展，在初始阶段积极推进"趋异"过程到达临界点。
在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中，Aryeetey和Nissanke（1997）通过对非洲的四个国家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得出了民间借贷小至一个家庭的储蓄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问题，大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Anders Isaksson（2002）以肯尼亚的支柱产业制造业的发展为例，调查发现正规部门的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主要的融资渠道就是民间借贷市场。
随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研究的深化，近年来，我国在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对充实和完善区域经济研究的方法起到了重要的实用价值。通过归纳总结，区域经济实力综合评价主要有以下方法：标准化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主成分与因子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和层次分析法。刘传明（2003）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区域竞争能力，利用人均GDP为主要的评价区域竞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效率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
2.4民间借贷的效用研究
以下是我国民间借贷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效用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温州地区。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研究者们已对民间借贷的含义、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含义，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方法的理论模型和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呈正相关性阐述得面面俱全，对本文打下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第一、在理论层面，现有的文献已经对民间借贷这隶属于非金融投资、融资方式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了一定的研究，对于我们在本文中研究的民间借贷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有一定的理论基础。McKinnon和Shaw' s等人提出的观点是金融发展理论从以下两个方面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是金融结构，二是金融抑制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出了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抑制从而导致金融系统有效的配置资本资源的能力下降，要解决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政府实施放松金融的管制，实行金融的自由化才可能推动发展中国家金融的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推动其经济的长期增长。
第二、在民间借贷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如何影响的效用研究已经在温州地区展开，所以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方法值得我们_写过程中借鉴。如丁聘骋（2009）以温州为例，从民间借贷的产生、民间借贷的特点入手，分析民间借贷资本作为重要的资本要素，研究了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通过什么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等问题。
有少数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南方地区，例如温州地区涉及民间借f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必要性及效应等，并对如何规范民间借贷发展也有一些研究。现肴的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的，很少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2、现有的关于民间借贷的研究者大部分都停留在单一的宏观层面或者微观层面的研究，在本文中我们有效地将宏微观结合起来研究欠发达区域的民间借贷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然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