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内产业发展典型案例分析
3.1成都“城乡统筹”模式
2003年，开全国风气之先，成都拉开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大幕。这是一场“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成都实验”.其核心，就是破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持续6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让7亿2千多万农民兄弟姐妹获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2010年，国家发改委在成都召开了全国试点工作会议，重点介绍成都推进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同年11月，国家部委联合调研组来蓉开展总结推广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验专题调研，对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办法、成效和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在这次试点工作会上，国家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从浦东新区和成都市开始，相继启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验总结工作。通过总结评估，对改革试验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总结推广。这意味着，成都八年实践提供的科学发展的经验与价值，不仅在成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也将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3.1.1成都“城乡统筹”模式产业发展状况
八年的模式推广，成都初步形成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和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良好局面。统筹城乡规划、开展农村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颁证、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创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管理（就业、社会保障等）一体化机制、加强新型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建设等六大经验，己初步“具备了转化为政策和制度的条件”.
3.1.2成都成功因素分析
（1）统筹城乡“全域成都”科学规划
科学规划是统筹城乡的前提和基础。从在全国率先将规划延伸至乡、村一级，变单纯的城市规划为城乡规划；到以“全域成都”理念为指导，在12000多平方-公里市域范围内统筹规划；再到灾后重建中形成的充分体现发展性、多样性、相融性、共享性“四性”原则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再到放眼未来30年，体现“自然之美、城乡一体、社会公正”核心理念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规划，不但促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也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较好地避免了传统城镇化的弊端，使成都逐步展现出“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
（2）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财产权利
2008年1月，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本”,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财产权利和发展机会，成都摸索着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以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为目标，核心是实现“还权赋能”:“权”是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利，“能”则是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把握自身发展和命运的能力。目前，全市2661个村、35857个组集体经济组织、212万户农户、485万宗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己基本完成。这也意味着成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真实地摸清了农村的“家底”.
（3）为600多万亩耕地设立保护基金
成都地处都江堰自流灌溉核心区，600多万亩耕地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保护好耕地资源和粮食生产能力，成都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在全国率先建立耕地保护基金。以市县两级的土地增值收益为主要来源，每年筹资28亿元，按每亩30（>~400元的标准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购买社保提供补贴，惠及全市170多万农户。这一举措完善了耕地发展权的补偿机制，使农民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被充分激发出来，不但有利于提高耕地保护利用水平，也促进了社会公平。
（4）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每一位公民都劳有其位、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成都在全国率先建立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体化制度，让成都人真切地体会到幸福感。2008年11月，成都推出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由财政每年对全市2396个村按每村年均不少于20万元拨付公共服务配套资金，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都还对223个乡镇公立医院、2396个村卫生站实施了标准化建设；由市县两级财政投资近20亿元实施了农村410所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和区（市）县职业学校建设……这项改革在全国第一次对村级公共事务进行了详细分类，第一次将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支出纳入了公共财政预算。
（5）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建立社会管理的城乡一体化机制。成都实施了城乡贯通的“大部制”改革，对规划、农业、交通、财政、教育、卫生、社保、民政等30多个部门实施撤并和职能调整，推动政府管理和服务向农村覆盖和延伸。2008年，成都实现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统一、待遇一致；2010年，成都建立城乡一体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并轨；成都将农村劳动者按常住地纳入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并建立起覆盖城乡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体系，成都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6）新型村级民主治理机制
新型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是成都实践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贡献的一个创造。在农村产权改革、灾后重建和村级公共服务实施过程中，成都各个村社纷纷涌现村民议事会等新型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议事员多由德高望重的村民担任，由村民自主选举产生。通过这种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建设，真正实现让民做主。“这六条措施，不是独立的和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有机联系的。”成都的统筹城乡实践，不是单兵突进的选择性改革，而是全面、整体、深入推进的系统工程。
3.2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的发展大概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指导阶段。主要解决了当时的城市功能究竟应该如何定位问题，强调上海不能再单一的作为工业基地和工贸城市，应该大力发挥城市的服务功能，应该迅速发展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随功能定位的转变，形成了 “退二进三”产业调整政策，为南京路、淮海路等商业区的打造和工业企业外迁郊区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快了上海主城内环以内地区城市形态的设计改造和商业贸易的发展。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迈向21世纪上海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上海抓住浦东新区的高起点建设和要素市场的跨越式发展（证交所、外交所、粮交所、金交所等）机遇，将城市功能定位到进一步发挥资源配置和资源集聚的功能，逐步推进现代服务业和新型工业发展的产业发展政策，建设模块化分布的城市建设形态。从那以后，上海保持了多年的两位数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上海奇迹”.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转移等因素的巨大变化，使促进上海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因，发生了相应的改变，90年代初以来支撑上海经济增长率的那些动力源（如土地批租、浦东开发政策、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等），都出现了效应递减，使上海在诸多方面无法占据优势，城市功能、产业选择、建设形态三者之间出现了不和谐的状况。上海敏感的意识到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再次对当前上海的城市功能有一个新的定位，对产业选择有一个新的认识和考虑，对城市建设形态有一个更为科学的设计。在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的驱动下，经过科学的思考、务实的论证，上海逐步形成了新的城市功能定位，即“一都市、四中心”（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根据功能定位，上海产业选择定位于从“产业宽化”向“产业深化”转变，提出了抓紧发展现代制造业、全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调整方向。按照新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政策，上海继续强化了高标准、模块化、注重内部肌理客观规律联系的城市形态设计和建设，使上海保持了增长的强势、稳健的走势和发展的态势，走上了健康、均衡、线性、有序的轨道。目前，城市功能定位、产业选择调整、城市形态建设的和谐统一，已开始对上海新一轮发展显示出积极的效用。陆家嘴、黄浦、卢湾、静安、徐汇互为支撑的中央商务--商业区己经形成；东北角的钢铁业、西北角的汽车业、西南角的化工业、东南角的半导体一一通讯业，阂行的成套电站和航天制造业、松江的工业园、外高桥造船业及航空港和深水港经济区已初具规模；高架环线和轨道交通构成全方位的福射系统，内环“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崇明优质生态区，中环、外环、郊环森林网带正在形成。城市功能定位指导城市产业选择，城市产业发展支持城市形态建设，城市形态建设促进城市功能提升的良性循环路径正成为推动上海发展的最主要动因。
3.2.1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模式发展状况
通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和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中国经济热点分析、民营经济发展实践、“三农”和县域经济问题解决的实践与探索、社区管理、电子政务、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政府公共服务、城市综合执法、区域竞争力和城市发展规划、创建学习型政府、信息化带动城市管理现代化等政府转变。目前已形成了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等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明显成果，同时，上海快速的工作节奏、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市民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动参与和思考及体现出的较高素质。上海的快速发展实际是城市功能科学合理定位、产业选择因势而谋、城市形态有序演变的和谐统一的结果。
3.2.2上海成功因素分析
上海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始终坚持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推动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方针，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在具体推进中，关键是依托“四个中心”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依靠新技术、新模式、新制度。
（1）靠新技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主要抓了三个环节：一是核心技术的突破。重点是承接实施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同时启动了一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二是新技术的产业化。积极争取国家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核电等重大项目落户，启动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商务、生物医药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工程。三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不仅支持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改造，也支持服务业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新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2）靠新模式。正确认识上海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选择符合自身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有了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传统产业同样可以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新模式是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立身之本，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新模式的关键是大力支持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条件下的商业模式创新。一是把握服务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趋势，依托信息化平台，推动互联网金融、网络购物等新业态加快发展。二是充分发挥本市制造业基础雄厚、配套能力强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符合自身特点的商业模式。积极鼓励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利用自身资源，延伸产业链，发展“两头”产业。
（3）靠新制度。新技术、新模式的广泛应用，必然需要一套相对应的体制、机制、税制框架。多年来，上海着力研究解决制约新技术、新模式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断完善工商登记、股权激励、融资担保等体制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90年代以来，上海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力度和结构的把握上，坚持“量力而行、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奸灭战”的方针，把投资重点放在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上。
3.3浙江“机制创新”模式
浙江省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以前的农业经济时期，当时浙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农业占全省生产总值的38. 1%,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5.5%,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第二阶段为1978年以来由“资源小省”迅速成为“经济大省”的腾飞阶段。在此期间，从1978--2003年，全省生产总值由124亿元增加到9395亿元，年均增长13. 1%,由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由331元增加到20147元，年均增长12. 1%,由全国第13位上升到第4位，己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
3.3.1浙江“机制创新”模式产业发展状况
纵观浙江省的腾飞与发展，主要显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充满活力。以制度和机制的创新作为腾飞发展的先导和保障，在农村经济体制创新、产权制度创新、流通体制创新、投资金融体制创新等众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全省的发展建立和完善的动力机制，即使在1997年以来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和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浙江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全国3. 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分别高于全国10和11. 4个百分点，显示了强大的发展活力。二是协调全面。浙江省始终将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方针，民营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完成了区域性的资本原始积累，并在达到资本溢出时成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步入了更高发展阶段，稳固的经济基础，使得目前的浙江在社会阶层和发展态势，主要社会矛盾的综合状况，以及环境与经济社会和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各个不同层面，都更好地反映出发展的协调性和全面性。
从县域经济发展层面看，具体又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的主要特点：一是县域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浙江县域经济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远远调于大中城市，市场机制已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二是民营经济成为县或域经济主力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功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98%的乡镇企业已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增加值、税金、利润等项指标都跃居全国第一。三是市场建设和营销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全国有名的“市场大省”,从在省内办市场和省外、国外办市场，从传统的摊位市场到现代网络市场，持续发展，长盛不衰。四是产业发展从多样化转向特色化。区域块状经济以主导产品、。
骨干企业、大型市场为龙头，以众多的家庭工业、中小企业配套协作为基础，以特色工业园区为载体，实现了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目前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的区块已达400多个。五是以城镇化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县级城市和136个中心镇，都按照中小城市的功能要求进行科学规划建设，许多县和中心镇在二、三年时间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率已达到48.67%.六是效益农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力改变“小而全”和自求平衡的农业区域格局，着眼市场和区域比较优势，着力培育区域特色支柱产业和品牌农产品，建设区域化、规范化的生产基地，形成近300个万亩以上，总面积700多万亩的特色农业产业带、产业群，农村合作组织已发展到5000多个。
3.3.2浙江成功因素分析
（1）县域经济的跨跃式发展，必须创新体制，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浙江县域经济之所以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当别的地区还在为企业转制争吵不休、左右为难的时候，浙江己经开始并完成了企业转制等制度创新，通过股份制和私有化等措施，比其它地区提前发掘了生产要素的潜能、释放了生产要素的活力，经济快速增长，资本原始积累顺利完成。浙江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民营经济，首先必 1须解决平等对待各种经济成分的问题，进一步消除对民营经济的偏见，大力培育龙头企业，着力打造民营经济航空母舰，激活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2）县域经济跨跃式发展，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虽然县域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但各地都存在相对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应扬长避短，注重依托各地的特色资源、区位、技术、市场、人才等经济要素，发挥比较优势，从一草一木中寻找特色，在一针一线间培育规模，选准角度、找准空间，精心策划和打造一批叫得响的拳头产品、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把产业做大，把企业做强。
（3）县域经济跨跃式发展，必须产销互动，经产品兴市场，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义乌“鸡毛换糖”竞换来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和日用小商品生产基地的“头衔”.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重视发展现代物流业，另一方面要壮大农民经纪人、专业协会、营销队伍，逐步编织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市场网络，提高其组织化程度，扩大流通规模，尽快实现传统流通与现代物流的对接，拉近农民、农村及农业与市场的距离，实现产品与市场的连接，形成产品向市场要信息，以信息指导生产，靠产品创造效益的良性循环。
（4）县域经济跨跃式发展，必须抓住机遇，扩大开放，借助外力求发展。国际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产业西移态势已日渐明显，这种国际、国内产业调整局面，为我们承接福射，实现跨跃式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必须借鉴浙江经验，抓机遇谋发展，构筑新的开放格局，优化组合县域经济的生产要素，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3.4对X实验区产业发展的启示
成功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城市功能定位是城市发展的方向，产业发展选择是城市发展的支撑，形态设计和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需而动，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持续不断的和谐互动，才能找到一座城市健康快速发展的正确路径。无论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是在我国，凡能处理好三者关系的城市必能得到大发展，反之则长期徘徊不前，甚至退步落后。为此，在现代新昆明建设中我们更应注重先进发达地区在发展中处理好城市功能定位、产业选择、形态规划三者之间关系的成功经验和给我们的启示。
（1）没有机遇意识和审时度势，就没有科学合理的城市功能定位。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的三次演进是分别准确的把握了全国甚至全世界发展的战略机遇，把握了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契机，并迅速转变观念，审时度势，事先意识，提前准备，顺势而为，逐步提高，无缝调整的结果。城市功能定位没有大的波动，没有后者否定前者的风险和成本，完全得益于对自己实际情况和所处环境的清醒认识，得益于对机遇的深刻理解及熟悉，得益于抓住机遇后与自己发展需要的完美结合，为自己度身订制的城市功能经验可能比引进企业、引进资金、引进技术更为重要。
（2）没有现实观念和竞争意识，就没有正确的产业选择。浙江成功经验表明，城市产业的选择必须高度注重本地企业的现实状况和自身潜力，立足于鼓励本土企业适应和学会产业层级提高的需要，与适度引进的符合自己产业提高导向的外来企业进行竞合，才是产业发展的正确选择。产业发展选择应关注此经验，把优势产业和本土优秀企业的蹄选扶持放在首位，并立足于促进自己产业群发展，引入能激发优势产业发展的外来企业，尽量避免和杜绝盲目引进、照单全收的情况，特别要注意隔离产业转移过程中高环保代价企业的进入。
（3）没有品质保证和科学标准，就没有特色与功能同样出众的城市形态。上海城市形态设计和建设进入郊区城市化和城市生态化阶段后，应该更加注重把城市形态与城市功能、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选择、与特色鲜明的品质特征及严格执行的标准形成整体均衡发展的模式，城市形态发展较好的解决了功能目标所需的面貌缺味、文化缺位、生态缺质、统筹缺台的现象，使城市产业布局更为合理，模块化、规律化的局面已形成。要加快城市建设，争取城市特色和功能的共同发展，必须坚持自己的城市特色和产业需要，并坚决执行既定旳标准和规范。
（4）没有整体意识和压力机制，就没有功能、产业、形态的和谐统一。任何割裂城市功能定位、产业选择及形态设计建设之间关系的决策，都将是不正确的。只有城市功能定位为产业发展提出导向、为城市形态提出要求；城市产业选择及发展为功能定位提供载体、为城市形态建设提供经济支撑；城市形态建设为功能定位提供硬件支持、为产业选择发展提供新的空间这一互动机制建立，城市才能良性发展。这项机制的建立与所在城市危机感成正比，与责任感受成正比。而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大局视野、整体意识、危机压力、竞争观念及历史责任感。
如果能够在城市功能定位、产业选择及发展、城市形态设计建设方面取得和谐统一的重大突破，而且，这个突破又能够与本地区实际结合起来，激活微观活力和社会发展取向，那么，本地区的建设就完全有可能短期内取得重要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