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身体概念探究
【第一章】身体概念的西方哲学史回顾
【2.1】马克思身体概念的理论起点
【2.2】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身体概念的形成
【2.3】马克思的身体概念的内涵
【3.1】身体概念与反本体论思维的形成
【3.2】身体概念与建构论的世界观的提出
【3.3】身体概念与唯物史观的形成
【3.4】身体概念与科学共产主义目标的确立
【第四章】马克思身体概念的当代意义
【结语/参考文献】身体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地位结语与参考文献
3.4 身体概念与科学共产主义目标的确立
马克思的哲学起始于他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人的现实生存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核心内容。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宗教、政治、经济的研究与反思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人的身体遭受压迫和折磨的处境，并且意识到身体的饥寒交迫同时也是历史的基础性动力，于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身体和历史形成了政治经济关系。通过对身体概念的研究，马克思在人的感性身体之中找到发现了私有财产运动和异化劳动发生的理论的和经验（社会历史）的基础。因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致力于批判地澄清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异化与颠倒，并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活动来改造这种现实，也就是解放人的身体，恢复人的感性生命自我实现的要求。
3.4.1 身体对象化活动中异化劳动的产生
马克思对人的异化问题的思考，是在存在的历史意义上来把握的。马克思不满意费尔巴哈单从宗教意识中寻找异化的原因，在他看来，只有深入到宗教意识的世俗基础中，即从人类现实的、历史的活动中去揭示异化产生的根源。对此，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曾评价道：“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马克思认为，人是通过身体的感性-对象化活动而在世生存的，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即劳动。感性-对象化活动是人的现实生命的表现，在这一活动中人使自己的个性和个性特点获得对象化，使对象成为满足我的需求的“为我”的存在，并且还可以通过自身产品的直观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量。正是在这一自主、自觉的对象性活动中人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的，因为人可以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当作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即可以自由地支配、控制自己的生命活动，而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却是直接同一。
然而，马克思发现，在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却产生了异化，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出现了一种外在性，即本来作为“我”的本质的体现的生命活动变得不受“我”支配，对象也变得不是“我”的对象，而是一个异在于我且反过来支配我的“他物”.这便是私有财产存在和运作的感性来源。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人在对象性的感性活动中所积累的财富，是人的感性生命与人自身的剥离和固化，“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这种异化现象随着“资本”的降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世界市场已经建立的前提下，工业资本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并且完成了对人的全面统治。
从对象化活动的角度，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首先是“自我异化”,即这种异化劳动并不是工人自由选择的，因而在这个对象化的过程中工人不是在肯定自己而是在否定自己、丧失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其次是“物的异化”,即作为工人对象化活动的结果的劳动产品并不归工人支配和控制，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存在于工人之外，为了获取这个劳动产品，工人要付出更多的生命活动。从前两个异化劳动的规定中马克思推导出了第三个规定，即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类存在物”与动物所不同的是，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也就是说，作为感觉的、激情存在的身体在对象化活动中蕴含有一种主动的、能动的自身筹划，他不会让自己沉陷于遭遇到的个别对象或者既定的生活情境之中，他要按照自身的尺度去改造对象世界，并以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方式去设计和筹划自己的生活，但是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人的“类生活”并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维持生存的手段。最后是人与人的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异化劳动中人与人之间也不再以自由的类本质的方式发生联系，而是以一种外在于人、控制人的异己物为中介来发生关系，这种中介就是金钱，在金钱的中介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进一步深入到人类活动本身的历史之中去追问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并发现，自从有了劳动的分工和交换，异化现象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当历史发展到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私有制的社会里，这种异化才达到它的极端形式，劳动和资本之间才形成尖锐的对立。这种分析已经突破了单纯的主体-客体二元分析的模式，进入到主体间和更广泛的分析模式中。马克思指出，人需求和欲望的无限性与生产和生命的有限性矛盾，推动人必定走向分工和交换，“分工最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也就是说，导致分工产生这一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肉体组织”所决定的。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分工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分工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发的、异化的分工，一种是自愿的自由的分工（即共产主义力图达到的目的）。分工起初是自发的分工，尽管这种分工的发展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的环节，但是由于这种分工造成了固定化和外在强制，对象化活动非自由性以及物化等现象，使得在这种分工条件下，人的自由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分工的产生的同时也促使了交换的出现。在出现交换之后，即使在没有货币这种不变中介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因为要发生交换关系，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愿望和意志，造成人对物质力量依赖，造成人本质力量的异化。只是当交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为了使交换更有效率，需要形成一种抽象的普遍物，以它作为所有私有财产的价值的衡量。进入到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形式中，在这种新的交换形式下，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不再是简单的人的关系，他们交换的不是特殊的人格而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物。
这种抽象的普遍物虽然也要连接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但它连接私有财产的关系的时候，它不是以货币本身的自然属性来连接的，而是以货币的抽象属性来连接的，从而使这种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关系成为抽象的关系。在这种抽象的交换关系中，进行交换活动的人不是作为人来相互对待，进行交换活动的物也失去了人的个人财产的意义，甚至失去了作为物的特殊个性的意义。因而，马克思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么融合成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社会活动的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磨砂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在第二个阶段，无论是人还是一般的私有财产，抑或是货币本身都发生了全面的异化。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理解已经跳出了单纯人道主义的立场，进入了历史的客观性中。这与马克思身体概念的理解分不开。正是因为从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即“感性-对象化”的或“劳动”的身体）出发来看待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马克思发现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秘密：一方面，人的现实生命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因为分工和交往是最大限度满足人类需求的必然结果）；但是另一方面，人的现实生命的历史发展又要求消灭这种私有财产（当私有财产这种异化力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造成人类社会的全面异化，使生命活动由目的沦为手段），而且，消灭私有财产的运动也要依赖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通过物质革命即共产主义运动）。
3.4.2 身体与剩余价值的生产
异化劳动最直接的表现是身体的异化，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身体独特的存在方式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所在，而且身体既是劳动的结果又是劳动得以展开的基本条件。异化劳动改变了人类身体的存在方式，身体作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被卷入到了整个资本循环过程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秘密：即榨取身体的剩余劳动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在于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掩盖之所以成为可能，即在于人作为身体所具有的双重特性，即一方面是对象性的、受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又是能动地进行对象化活动的社会存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花招”就在于把“人”片面化为“物”,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而意识形态家们则进一步把这种“物与物”关系观念化，使之成为一种神性的、无限的异化力量反过来统治现实中的“人”.所以，马克思的任务就是深入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之中把这一被掩盖的“秘密”给揭示出来。
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资本如何利用身体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二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对身体又造成了什么影响呢？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身体是被还原为一种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即“可变的资本”来使用的。工人作为“可变资本”的循环过程表现为：劳动者将自己的唯一所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从而换得工资，并以此购买资本主义制造的商品以维持生存从而重新工作。当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 “商品”出售给资本家时，这种劳动的交换关系就为商品的交换关系所取代了，换句话说，物与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的关系。于是，资本家顺理成章地把工人当作一般“物”来对待，尽情地榨取工人的劳动力；而工人可以具有的惟一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工资）不再由他所投入的劳动及其产生的有用的社会效果决定了，而是由“一种特殊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由交换价值来决定。所以，工人的身体基本是在一种类似奴隶的条件下被资本家接管，“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不仅劳动，工人的消费也处在资本异化的状态下，“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劳动力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马克思发现，在这一异化体制中，工人被分裂为了两个部分，即作为个人、身体、意愿的劳动者和从作为商品的劳动身体中榨取出来的劳动力，这一区分也是他进行异化批判的基础。资本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地压制劳动者作为人的个性和意愿，以尽可能地从工人的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力。资本要不断地努力按照自身要求对劳动身体进行塑造，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锻造新的能力、挖掘身体劳动的极限；另一方面通过规训性的管理机制把身体活动降低为机械性的运动以遏制其不稳定性因素。在资本面前，工人遭到了全面的异化，其一切生命特性和个性都遭到否定，其身体的完整性频繁地被违背、抑制、残害，其感觉的丰富性被异化为单一的冲动--即占有。
尽管如此，马克思指出，嵌在可变资本循环这一社会过程中的身体从来就不是完全被动的和温驯的（故而马克思总会在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劳动前面加上“活的”这个定语来强调它的动态性和创造性，而且着重指出改变现状的生命力和破坏力存在于什么地方），资本在塑造、压制身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激发和展开工人的身体欲望、需要和社会关系（有时公开表现为集体阶级、共同体或以身份为基础的斗争），因此当这种压制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并且上升为一种普遍压制之后，工人必然作为一个“阶级”奋起反抗，走向联合的暴力革命。
可见，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动机和目的不仅仅在于揭示这种异化对工人身体的摧残，更重要的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推导出一种扬弃异化和解放人类的现实道路来。正如哈维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框架经常被解读为一种悲观主义基调，描述了身体是如何被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所塑造，认为身体是承担某种特定述行经济角色的被动实体，但正是这种分析激活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考虑，人类抵抗、渴求改革、放抗和革命，这些改革作用的过程如何能够并确实发生。”
3.4.3 共产主义运动与身体的解放
马克思异化批判的要点是：资本主义是如此频繁地压制、残害甚至消灭工人劳动身体的完整性，以致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活动，而是在自然分工下的片面且机械的活动，不是目的，而纯粹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
这里工人身体的“普遍贫困”是资本得以支配工人的条件，同样也是工人成为一个“阶级”并走向集体反抗的支点。正如哈维所说，“身体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可以是一个积累策略”,但它也是政治抵抗的场所。因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扬弃私有财产的身体解放的运动，而且，这场运动不是在理论上将身体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而是通过现实的身体革命运动将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给彻底推翻掉。
首先，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从能动的对象化活动的角度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马克思为扬弃私有财产找到了根本途径。当马克思追问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历史前提以及本质来历时，他发现，私有财产不过是人在对象化活动过程中的本质力量异化的产物，而异化的根源即在于由“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自身生产和生命的有限性与需求和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第一要否定私有财产的异化形式，具体说来就是否定任何人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去占有他人劳动的特权；第二又要保留私有财产的积极价值即保留私有财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对象化的条件的价值。所以，共产主义对于私有财产的扬弃，“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就要求一方面否定私有财产的剥削形质和压迫性，另一方面又要扩大个人占有，为人的自由权利的发展准备条件。这里马克思隐含了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评，因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强调通过革命重新去分配外在的、现成性的劳动产品，使原来不具有劳动产品的人占有劳动产品，而在马克思看来，他们之所以坚持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扬弃私有制，把私有财产看作是现成性的外在的劳动产品，乃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而不关注人的对象化活动本身的丰富和自由与否，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从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人的富有和贫穷，也没有从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人的独立和自由。
第二，这种异化的扬弃必须通过人的现实活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实现。马克思指出，“异化的产生和异化的扬弃是同一条路”,因为异化发生在人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之中，它“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同样，扬弃异化、扬弃私有财产同样需要通过肉身化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来实现，必须通过物质世界的革命运动来实现。因而，只有从马克思的身体概念出发，才能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在此，马克思将自己的科学的共产主义与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共产主义区分开来了。前者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础的，而后者则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之上。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在扬弃私有财产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在意识上和哲学上揭示异化劳动的普遍存在，在思想上扬弃私有财产，达到哲学的共产主义；但是，又不能停留于此，因为这种扬弃的目的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共同体，并且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人的主观心理的调整或者其他方面来实现。所以为了要现实地扬弃私有财产，还必须要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马克思发现，在这种理论和意识中的矛盾实际是物质中（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的显现，而物质中的矛盾实际上来源于人本身的生存矛盾，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这一矛盾首先由人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因而，共产主义运动的动力和承担者是人的“肉体组织”而不是“思想意识”.因此，“身体”要由经济中被压迫的对象转向政治革命的主体，进行自我解放。
而这一解放的前提就是要砸碎压迫劳动身体的旧的国家机器及其虚幻的“共同体”观念，取消原有的阶级对立。为达此目的，马克思指出，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整个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使这种阶级对抗极端化，使争取身体解放的运动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阶级问题”,使工人的身体彻底贫穷、彻底沦为社会的和阶级的身体；二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让普遍交往得以建立，让身体的联合打破狭隘的地域限制，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力量，从而使全球对立尖锐化、阶级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无产者都是世界历史性的革命者，当全世界的无产者都联合起来之后，消灭资本主义和异化的斗争才能真正地开始和有效。
第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承诺了人的一种理想生存状态，即身体感性活动的自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将扬弃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在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愿的、自由的分工取代了自发的、异化的分工，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每个人都能在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中达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没有生存的压迫和没有被迫的分工的状态下：第一，人的生活没有超出自身之外的任何功利目的，而是直接指向人的感性生存本身；第二，人能自由从事任何活动，因而人的一切感觉的丰富特性都能在对象性活动中得到自由释放;第三，人能自主从事任何活动，身体能在活动中获得意识的自觉，“直接成为理论家”;第四，身体既是自然有机体，又是社会有机体，因而每个人的活动既是自己个性的体现，也是类本质的体现。
最后，共产主义要实现人向自然的复归和自然向人的复归，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的统一。“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当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照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利己主义的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扬弃之所以是身体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是因为这种扬弃能使身体的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也就是说，要恢复身体感觉的二重性质--自然性和社会性。而在异化劳动中，身体感觉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处于分裂状态。人以异化的、动物的方式面对自然，人对自然的关系囿于一种“粗陋的需要的感觉”,因而人的类本质并没有对象化到自然中去，人在自然中是自我的丧失而不是自我的实现。所以，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要不断改善人的五官感觉使它成为真正人的五官感觉，使它具有让自然以人的方式向人呈现的能力。从而让自然以“类”的（社会的）方式成为人的对象，也就是说，让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存在，使自然不断以人的方式向人生成。因而，自然相对于人复活了，自然的人道主义实现了。另一方面，人也要以自然的方式面对自然，承认自己是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实现人和自然之间和谐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并不断地向着自然生成，不断充实和丰富自身的存在。所以，身体自由的感觉和自觉的对象性活动中，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强调，这种共产主义对历史的目的以及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有了自觉的认识。因而，他解答了历史之谜，实现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以及“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当然，马克思同时强调，要想让自然界以“类”的方式向人呈现，人首先必须是一种类的存在。而要想使人成为类存在，只有在理想的社会中才能完成。这里马克思预示了一个条件，即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