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马克思公民观历史性超越的理论基础
近代资产阶级公民观以抽象人性论为人学基础，近代抽象人性论又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为哲学指导，仅仅从生理学的角度对人类的自然特征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来论证人的需要和欲望的合理性。马克思立足现实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对生产关系中现实的人展开具体的考察，逐步摆脱资产阶级公民观的束缚，形成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实现对资产阶级公民观历史性超越。
3.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民观人学基础的超越。
近代资产阶级以理性、自由、平等为其公民观的主要内涵，以抽象人性论为其理论根基，自然权利学说为其理论起点，力图论证公共权力属于全体公民的原则。马克思坚持从现实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出发，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公民观的局限性。马克思对现实生产关系中具体的人、现实的人的进行考察，在人学理论视野上与资产阶级的公民观进行彻底的决裂。
3.1.1 资本主义公民观的人学基础：抽象的人。
资本主义公民身份地位的确立建立在对人性抽象理解的基础之上。他们仅仅从自然属性方面界定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和人所特有的理性上。
代表资产阶级立场的思想家认为，人基于肉体需要而形成的自然欲望和自私自利性不是人的罪恶，而是人的一种自然天性。遵循"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这一原则，人的自然欲望也是合理的，这是人类的一种与生俱来"自然权利",也即所谓的天赋人权。根据近代思想家的解释，人之所以具有自然权利，是因为它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人所共有的，任何人也不可剥夺的人的自由，其核心是私有财产权利的自由。从这种人与人之间在自然属性方面的合理性便抽象地推导出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平等原理。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来看，人与人在占有外界物质世界时应该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与尊严，这就有力地反驳了君权神授的封建主义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提出"天赋人权"时仅仅从人的自然属性视角抽象地对待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恰恰忽略了人的自由与平等需要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按照资本主义抽象人性论思维逻辑，由于人对自然物质占有的排他性与对立性，现实中人的存在方式则是孤立的、片面的"单子"式个体存在，社会只不过是由无数这种"单子"所构成的聚合体。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单子"式聚合体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被割断了一切社会联系，封闭在纯粹的物质领域，满足"单子"式个体的物质欲望和利益诉求。这种从自然属性角度界定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学者眼中真正的人。为此，马克思指出，"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资产阶级着眼的就是这种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关系的抽象的人。
仅仅从人的自然属性方面界定人的本质，是无法区别人与动物的界限的。因此，在承认人的自然性这一基础上，资本主义学者又提出了"理性"这一重要概念，并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标志。资产阶级哲学家洛克认为，理性等同于自然法，全人类都要以理性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人们同等的拥有理性，因而人们彼此之间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不得遭受非法侵害。资产阶级学者高度重视理性在推动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政治状态中的地位与作用，正是由于理性把人类推进到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人类才获得了以自由平等为价值观典范的政治文明高度。为此，启蒙思想家们假设了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状态下的生存状况，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类在没有进入政治状态之前，由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是有限的，而每个个体的欲望和需求却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需求间必然产生矛盾冲突，因而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或对抗性关系，因为每个人的生存是以战胜他人为前提。人基于自然属性而对物质世界的占有是利己的、排他性的，个体对物的争夺关系导致人与人之间必然是一种冲突对立关系。同时，霍布斯指出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正是人类的这种理性一直教导人们想出一种反自然的解决办法。与霍布斯不同，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对自然状态的描述相对是温情的，他认为人们拥有理性，会以理性作为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平等的，在互相尊重和友好的氛围中共享天赋的自然权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自然状态本身存在着许多难以自我克服的缺陷会威胁到人类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权利，他力主用政治社会和政府弥补与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尽管启蒙思想家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不同，但都认为自然状态终结的路径在于使自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公共权力基于个人授权而具有整体约束力，以切实保障人源于自然的自由与平等权利。"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的方法，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体中，每个人都能保证自己的私有财产安全，安稳舒适得生活，于是人类理性的作用日益凸显，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在理性的作用下，每个个体为了保证私有财产安全和获得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愿意让渡部分自然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建立起一种公共权力能够保障人与人以一种"平等地遵守共同规则"的方式展开竞争。每个自然人自愿让渡部分自然权利以此形成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形成标志着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从自然人变成政治人。政治人在近代社会表现为公民这一身份，公民身份的产生内在的表明了其作为公共权力和法的来源的地位本身。近代资产阶级理性、自由、平等的公民观正是建基于抽象人性论基础之上，以自然权利学说为理论起点论证公共权力与全体公民之间的从属关系。
3.1.2 马克思公民观的人学基础：现实的人。
资产阶级学者以思辨、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宣扬脱离现实生活的所谓平等自由的公民观，阐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合理性与永恒性。马克思不满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谈自由平等，因而马克思从现实物质世界出发，考察了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逐渐摆脱并彻底超越资产阶级公民观。
马克思之所以能揭开资产阶级公民观虚幻性的面纱并最终超越了资产阶级公民观，就在于其同资产阶级学者在考察人这一问题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公民观论述的人是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的、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人；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是处在现实物质生产关系中的、具体的、历史的、可供观察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人。马克思抛弃了过往哲学家分析人、看待人的不科学的方法，以唯物辩证法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哲学，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展开了对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研究，开启了他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马克思否定了资产阶级将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的论断，他反对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诸如理性这类抽象的特征，并指出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劳动特征。"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获得了人的本质力量，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人具有理性精神，根本在于人在劳动中获得了类本质。物质生产劳动是一切人类和历史得以存在的首要前提。人们的物质劳动又体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变化中，人们即受到特定的生产力、资金、交往关系等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又在劳动中改变这些社会条件和改变人自身。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生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并且会受到物质世界制约。在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时，人们又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通过一种整体的方式来完成对外界自然的改造。人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建立起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在劳动中实现其作为人的本质，因而处在劳动关系中的人，也就绝不可能是原子式孤立的存在。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自己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又在劳动中结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人要获得其为人的本质就必须存在于社会中，参与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实践，在劳动中建立与他人的关系。"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正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中现实人的考察，真实的揭开了罩在资本主义公民观上的虚伪性与虚幻性的面纱。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必然造成大量贫苦的劳动者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生活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的越来越繁荣而愈加悲惨。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他们是通过被资本家雇佣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而进行生产的，这体现着资本对劳动的对抗性。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支配工人的权力，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资本家虽然没有直接运用暴力机器强迫工人进行生产，但工人却时刻处在资本的强迫中，工人在资本的逼迫中被动进行联合，"这种联合之所以成为强迫的，是因为生产条件是他人的财产并且生产条件本身是作为客观的联合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现代的奴隶制，现代的工人即无产阶级获得了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但是只是劳动工具，作为资产阶级的奴隶而受到奴役。虽然资产阶级在法律层面形式的赋予了全体公民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是建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广大无产阶级仍处于被奴役的境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与生产资料捆绑，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有资格染指公共权力使其成为为私人谋利的工具。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广大劳动者，一方面将公共权力变为自己的私人权柄，在政治上压迫广大劳苦民众。公共权力完全落入资产阶级那肮脏之手，社会本身成了少数人无度索求私人利益的"虚幻共同体",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人自由、平等则不攻而破。
3.2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民观哲学基础的超越。
机械唯物主义从感性直观出发，停留在个人与市民社会的经验描述上，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理论视野，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市民社会的根基。马克思则从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概括出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为超越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进而实现人类解放指明了正确方向。
3.2.1 资本主义公民观的哲学基础：机械唯物主义。
资本主义公民观的人学基础是抽象人性论，而抽象人性论的哲学基础正是机械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由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与科技进步之间相互促进，机械学的方法被运用到了唯物主义的发展中，发展成为以朴素、抽象、直观、机械、理性为特征的机械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公民观思想背后的哲学动因正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也称直观唯物主义。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哲学、经济学等学科虽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人学观点，但它有一个重要的弱点，即机械性，完全否认人的能动性。抽象人性论者正是运用了机械唯物主义作为其观察世界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法论，才导致了其以一种直观、片面的方式来观察和界定事物属性。
在抽象人性论者眼中，人来源于自然亦等同于自然，然而人是具有理性的，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所在，所以人从自然那里天然的获得了自由主体性。抽象人性论一方面将人同自然划等号，另一方面以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将人与自然相区别，然而在抽象人性论者那里人与自然始终处于对立状态，无法获得统一，因为在抽象人性论者的视野中，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并没有因为人具有主体的能动性而使自然变成属人意义的自然，自然始终是孤立于人的主体能动性之外且永远没有属人意义可能性的自然，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人与自身自然的关系上。霍布斯是彻底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物体"独立于人的思维之外，但能被人的思维感知且是具有一定"广延"的客观存在。
霍布斯认为人是由各种器官组装成的机器，属于自然物体，自然界不包含人的精神因素。机械学的原理同样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和现象，机械的运动不仅存在于除了人之外的世界中，而且也同样存在于人本身，存在于权力和道德之间。这种机械运动在人和人之间表现为一种对立、斗争，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他人对立、对抗、斗争，人的利己主义是符合天性和道德的。
正是许许多多像霍布斯这样的哲学家在人的权利问题上的历史积淀，抽象人性论者认为人与人在生理结构上具有一致性，作为个体的人的利己性拥有正当性，所以人与人在权利上也必然具有相同的自由与平等。因此，资本主义将自由与平等等价值观念作为其正义的大旗，以隐蔽的手法遮盖了其曲解人，愚弄人，丑化人的实质。
近代资产阶级将民主制度被视为人类社会最为理想的政治价值模式，并将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观竭力宣扬，认为人的利己性是人从自然界传承下来具有永恒性的天性，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是高度符合人的利己天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平等的享有排他性的自由竞争，最大限度的激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然而，资本主义公民观中的自由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遵循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其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主客体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始终处于无法调和的对立状态，人无法通过主体的自由能动性达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机械唯物主义不仅否认了人对外界客观自然的主体能动性，而且否定了人对人自身自然的主体能动性。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外界客观自然的过程中不仅使外界客观自然具有属人意义的改变，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结构自身也随着人对外界客观自然自由能力的不断发展而改变，在人类社会与外界客观自然交相变化和共同影响下，人自身自然也必然会发生改变，人的自由能力得到不断提升。人类自身自然的这种变化往往体现在人的观念形态发生改变上，这种改变又是以不断变化着的外界客观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基础的。
机械唯物主义不承认人与自然可以通过人的社会实践获得统一的关系，以直观的、机械的、片面的眼光认识人，强调人需要让渡部分权利以形成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社会权威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这种处在外在强力束缚中的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机械唯物主义承认了人来自于自然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在人的来源问题上遵循了人的物质性，但它否认了人具有依据自身主体自由能动性对自然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这直接导致了它无法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什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机械唯物论者否认了人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活动，认为人的理性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所以在人类历史观问题上，机械唯物主义必然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漩涡。这种建基于机械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公民观根本无法科学揭示出人的本质和价值，其所宣扬的人的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必然天然带有虚假性和欺诈性，根本无法真正得以实现。
3.2.2 马克思公民观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
资产阶级掌握的机械唯物主义从感性直观出发，停留在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经验描述上，无法达到对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马克思则从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虽然运用的是费尔巴哈式的主体与谓语颠倒方法，但是马克思立足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对市民社会理论做出了深入剖析，他得出了振聋发聩的结论：
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结论意味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开始萌发。家庭和市民社会为国家的确立奠定了最基本的条件，即提供了自然条件和人为基础。然而，黑格尔却错误的认为是国家决定了家庭和市民社会。马克思用市民社会说明国家，尝试着从市民社会的现实的个人出发初步考察市民社会的矛盾，就必须认清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克服的路径，这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了解决令马克思深感疑惑和苦恼的问题，马克思写了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性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意味着马克思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发现迈出了重要的步骤。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根源，要消灭异化劳动，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实现人的解放，使人向自己类本质回归。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提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被恩格斯誉为"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全面清算，马克思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感性直观和抽象思辨的缺陷，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为全面创立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了正确的立足点。马克思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先天不足，指出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彻底清算了以往的旧哲学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物质生产劳动的人出发说明社会结构和政治国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克服了过去一切唯物主义脱离现实物质实践的不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生活中的直接生产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基础，而这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正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人类需要生存下去，离不开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要繁衍下去、要创造更加灿烂的人类文明，首先就是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的第一个、首要的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类在能够自我保存的前提下才能去创造历史，而自我保存，马克思、恩格斯从既定社会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他们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历史的基础，以此来说明社会结构、政治国家及其意识形态，这就突破了机械唯物主义对于个人与市民社会直观式的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市民社会中的人不是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基于生产关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处于一定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中的人。建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国家维护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它只是虚幻的普遍利益的共同体，而其宣扬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观也只是虚幻的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深刻地揭露出资本主义在表面形式上自由平等掩盖下的内容上的不自由、不平等，从而阐明了无产阶级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