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即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几篇关于旅游扶贫论文范文。
旅游扶贫论文范文第一篇：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理研究
作者：王会战 顾杰杰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在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和条件的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具有天然的衔接性。其中，旅游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为革命老区的产业振兴奠定了基础，旅游精准扶贫的生态效益为革命老区的生态振兴提供了保证，旅游精准扶贫的文化效益为革命老区的文化振兴积蓄了力量，旅游精准扶贫的管理效益为革命老区的组织振兴积累了经验，旅游精准扶贫的社会效益为革命老区的人才振兴提供了条件。革命老区要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综合效益，进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衔接机理；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增权视角下我国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的机制创新与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16XGL008）；文化和旅游部文化艺术和旅游研究项目"文化旅游助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机制与对策研究：增权视角的陕西案例"（项目编号：19DY14）；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增权视角下旅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理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ND0237）；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增权理论的陕北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8KRM056）；陕西省决咨委2021年度课题决咨委项目"关于陕西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建议";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增权视角下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研究--以西安秦岭北麓区县为例"（项目编号：JG216）；西安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重点项目"旅游增权助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0SZ01）；
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叠加期、交汇期。对于主要依靠旅游实现脱贫的大部分革命老区来说，旅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天然的衔接性，发展旅游既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长远举措。
1 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性与衔接性
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的综合效益与乡村振兴总目标之间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其中旅游精准扶贫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助于实现革命老区的产业振兴，旅游精准扶贫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有助于实现革命老区的生态振兴，旅游精准扶贫所产生的文化效益有助于实现革命老区的文化振兴，旅游精准扶贫所产生的管理效益有助于实现革命老区的组织振兴，旅游精准扶贫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有助于实现革命老区的人才振兴。
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性主要表现在两者之间在发展目标方面的接续性。从任务逻辑上看，旅游精准扶贫是首要任务，乡村振兴是深化和保障；从范畴逻辑上看，旅游精准扶贫解决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1].因而，旅游精准扶贫是实现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乡村振兴则是革命老区在旅游精准扶贫基础上的长远发展目标；旅游精准扶贫有助于推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有助于巩固拓展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的效果。
2 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理
2.1 旅游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为革命老区的产业振兴奠定了基础。
十三五期间，在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与条件的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典型的产业扶贫形式，在助推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老区通过发展旅游产业，不仅使许多贫困居民通过参与旅游顺利实现了脱贫，而且直接推动了革命老区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间接带动了革命老区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实现了革命老区农业的规模化开发与经营，并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有效带动了革命老区农副产品加工、旅游纪念品制造等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了革命老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而有助于实现革命老区的产业振兴。
2.2 旅游精准扶贫的生态效益为革命老区的生态振兴提供了保证。
我国的革命老区多位于山区、边远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较好，但囿于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居环境通常较差。通过开展旅游精准扶贫活动，不仅有利于为旅游者营造"诗意栖居"的旅游空间[2],也为革命老区社区居民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契机。许多革命老区在旅游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以村容村貌集中整治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优化生态环境，在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有效改善了革命老区的人居环境，为革命老区的生态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2.3 旅游精准扶贫的文化效益为革命老区的文化振兴积蓄了力量。
我国的革命老区大都具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禀赋，以及富有特色的乡土文化积淀。通过旅游精准扶贫，不仅促进了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和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而且也强化了社区居民对红色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自我认同，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自豪感，进而将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转化为自觉行动。在此过程中，通过深挖根植于本土文化中蕴含的爱国精神、奉献精神、道德规范等，推进了革命老区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改善了革命老区社区居民精神风貌，提高了革命老区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为革命老区的文化振兴积蓄了力量。
2.4 旅游精准扶贫的管理效益为革命老区的组织振兴积累了经验。
长期以来，由于乡村的日益空心化，革命老区的基层组织能力日益弱化。旅游精准扶贫活动的开展，为革命老区乡村基层组织的振兴提供了契机。旅游精准扶贫战略的落实主要依靠革命老区基层组织的领导，基层组织是革命老区发展乡村旅游，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核心力量。在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革命老区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支部书记引领作用和党员干部示范作用，团结、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区居民投身旅游业发展，在此过程中，基层组织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基层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得到了强化，为革命老区的组织振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5旅游精准扶贫的社会效益为革命老区的人才振兴提供了条件。缺乏人才是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掣肘。通过旅游精准扶贫，不仅把革命老区的许多贫困居民培养成了旅游服务与经营人才，而且通过对口帮扶也吸引了一批政治、经济和文化能人参与到革命老区的旅游发展实践中。典型如驻村第一书记，不仅为对口帮扶的革命老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物质帮扶，而且通过畅通人才回流渠道、创新人才引进政策、深化人才精准培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等多重措施，为革命老区培训了诸多实用的人才，进而为革命老区的人才振兴提供了条件。
3 结语
在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和条件的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天然的衔接性。当前，在精准扶贫战略向乡村振兴战略转变的过渡期，革命老区要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文化效益、管理效益与社会效益，进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卢黎歌，武星星。后扶贫时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学理阐释[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0（2）：89~96.
[2]杨振之。论旅游的本质[J]旅游学刊， 2014, 29（3）：13~21.
文献来源：王会战，顾杰杰。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理研究[J].现代农村科技，2021（11）：12-13.
旅游扶贫论文范文第二篇：后扶贫时代背景下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困境与对策
作者：王会战 顾杰杰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摘 要：当前随着中国全面脱贫任务的顺利完成，扶贫战略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对于精准扶贫阶段主要依靠发展旅游实现脱贫的许多革命老区来说，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其旅游扶贫的对象更为复杂，在旅游扶贫识别、帮扶与考核中面临诸多的困境，通过构建旅游扶贫识别标准体系、按需帮扶与综合考核等措施，以期提升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效果。
关键词：后扶贫时代；革命老区；旅游扶贫；困境；对策；
作者简介：王会战（1976-），男，河南孟津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扶贫研究，（电话）18629072923（电子信箱）huizhanwang@xust.edu.cn.;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6XGL008）；
Abstract:At present,with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tas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has changed from solving absolute poverty to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For many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that mainly re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o get rid of poverty in the stag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the object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are more complex,and they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identification,assistance and assessment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system,on-demand assistance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other measures,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Keyword:the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dilemma; countermeasures;
2020年底，随着中国全面脱贫任务的顺利完成，扶贫战略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尤其在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过渡期，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面临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难题。在理论层面，关于相对贫困的概念、内涵以及相对扶贫的模式、机制、路径、效应等理论尚缺乏系统的认识；在实践层面，关于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帮扶与考核等尚缺乏成熟的经验。其中，在精准扶贫阶段主要依靠发展旅游实现脱贫的许多革命老区，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差，尽管如期实现了脱贫，但其相对扶贫的任务依然艰巨。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如何巩固拓展革命老区的旅游脱贫成果，对于助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目前，关于后扶贫时代旅游相对扶贫的研究刚刚兴起，侯薇等[1]探析了相对贫困背景下乡村旅游扶贫的发展困境和路径，认为当前乡村旅游扶贫面临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旅游产业链短、资金严重缺乏、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可以从激发贫困居民内生动力、延长旅游产业链、创新融资渠道、健全利益保障等方面加强乡村相对贫困的治理。而关于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研究主要围绕绝对扶贫问题展开[2,3,4],关于相对扶贫的研究尚比较缺乏。革命老区的相对贫困问题与一般贫困地区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性，亟需相关理论的及时跟进。因此，通过探究后扶贫时代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困境与对策，以期为后扶贫时代革命老区的旅游扶贫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1 后扶贫时代背景下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对象界定
扶贫对象的界定既是扶贫研究的理论起点，也是实施扶贫的实践肇端。在精准扶贫阶段，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与条件的革命老区的旅游扶贫对象为绝对贫困居民，其识别标准主要依据国家现行贫困线。在后扶贫时代，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相对性、多样性、隐蔽性等特征，既难于识别与平衡，又易于增长与再生[5].因此，相对贫困居民的识别标准更为复杂。根据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特点，后扶贫时代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对象至少包括以下3类相对贫困居民。
第一类为在精准扶贫阶段低层次参与旅游扶贫的贫困居民，如旅游土特产品售卖者、农家乐经营者与帮工等，虽然实现了脱贫，但受革命老区旅游业的淡旺季和敏感性等影响，收入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一旦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或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极易再度返贫。例如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与条件的革命老区在春节期间本是接待游客的旺季，但受疫情的影响，几乎没有游客到访。因此，在未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5年过渡期，这部分返贫风险较大的居民理应成为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重点对象。第二类为在精准扶贫阶段享受革命老区生态补偿政策的贫困居民，如生态环境建设者、生态移民、生态保护岗（如护林员）、保洁员等，这类脱贫居民的收入虽然相对稳定，但却相对较低。在后扶贫阶段国家现行贫困线标准可能适度上调的情况下，这部分脱贫居民也应成为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主要对象。第三类为在精准扶贫阶段未被列为贫困居民，但其收入比国家贫困线标准高出不多的边缘群体，这部分居民不仅较少享受革命老区各级政府关于旅游扶贫的各种政策福利，而且可能在与当地贫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正常竞争中，由于贫困居民具有优先权而处于劣势，在后扶贫时代，这部分边缘"非贫居民"也应成为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主要对象。
2 后扶贫时代背景下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困境
在后扶贫时代，要想巩固拓展革命老区旅游脱贫攻坚的成果，逐步实现相对贫困人口的脱贫，依然需要贯彻精准扶贫的理念，遵循精准扶贫阶段旅游扶贫的经典路径，后扶贫时代革命老区的旅游扶贫实践同样需要在旅游扶贫识别、帮扶与考核等3个方面做到精准。然而，由于相对扶贫问题的长期性以及相对扶贫对象的复杂性，以上3个方面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面临一定的困难。
2.1 旅游扶贫识别困境
相对贫困往往与多维贫困相伴而生[6],而多维贫困是一种包含了收入、健康、教育、居住和饮水等方面匮乏的综合性贫困[7],表面上看是基于基本需求的可行能力贫困的具体表征，从更深层次看则体现为不平等权利贫困和发展能力贫困[8].因此，从本质上看，绝对贫困主要衡量物质贫困，相对贫困既衡量物质贫困，也衡量精神层面的权利贫困、能力贫困，从而增加了相对贫困居民的识别难度。
从物质层面看，如何从收入角度确定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标准面临诸多难题。一方面，现阶段不同地区的革命老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不尽相同，因而，在制定相对贫困居民的收入标准时，很难采取绝对扶贫标准"一刀切"的做法；另一方面，相对贫困不具有固定衡量标准，相对贫困标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8],但何时变化、如何变化都面临操作上的难题。
从精神层面看，相较于物质层面的经济贫困，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更难衡量与确定。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丧失"[7],权利与机会不平等、制度政策壁垒和社会歧视、起始条件和基础资源禀赋等存在的客观差异，是导致相对贫困的深层次原因[8].对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与条件的革命老区来说，大部分贫困居民的致贫原因在于缺乏参与当地红色旅游发展的权利，然而社区能否取得和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在当地旅游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即参与权利）取决于社区与外部的力量，如政府、开发商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权力较量[9],即旅游参与权利的获得既需要革命老区各级政府、旅游扶贫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他增权",也需要贫困居民自身的"自增权"[10].同理，能力贫困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身体条件、文化程度、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等条件的限制，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安于现状、怕苦怕累、谨小慎微、目光短浅等性格特质的束缚。由于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的相对主观性，因此从精神层面衡量相对贫困也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
此外，在革命老区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还可能发生瞄准偏误问题。由于相对贫困识别标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革命老区地方政府难以准确了解当地居民真实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情况，而居民自己则比较清楚，由于一旦被评为相对贫困人口，就可以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的帮扶，因此，部分居民为了自身利益，会刻意隐瞒家庭收入、资产、就业、权利与能力状况。甚至有少部分生活水平较好的居民，为了享受国家的扶贫政策，不惜伪装成贫困户，使得当地政府组织在对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11].
2.2 旅游扶贫帮扶困境
在精准扶贫阶段，广见于贫困地区的"养懒汉"现象在革命老区同样存在。"养懒汉"现象的根源在于精准扶贫阶段对物质帮扶重视有余、对精神帮扶关注不足。在后扶贫时代，由于以上旅游扶贫的识别困境，"养懒汉"现象不仅仍将继续存在，而且可能比精准扶贫阶段更为突出。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由于旅游扶贫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广泛存在，大部分居民无论收入高低、权利多少、能力大小，都有争当贫困居民的道德风险。尤其在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更为复杂，也更具主观性，增加了相对贫困人口识别过程的"寻租"风险。因而，抑制后扶贫时代革命老区相对扶贫中的"养懒汉"现象，任务艰巨。
另外，相较于物质帮扶，针对革命老区相对贫困居民的精神帮扶难度更大，也更具挑战性。一方面，由于旅游扶贫对帮扶对象有一定的能力与素质要求，对于革命老区的相对贫困居民来说，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权利意识不强，缺乏旅游经营与服务的基本技能，因此，无论是旅游增权还是教育培训，其见效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根据矛盾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通常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精神帮扶要想真正地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相对贫困居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激发，只有其心理状态从"要我脱贫"转化为"我要脱贫",旅游帮扶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然而，这种心理意识的培养无疑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成为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一大挑战。
综上，考虑到革命老区相对贫困居民的致贫原因不同，帮扶诉求各异，加之旅游扶贫中频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要做好按需帮扶工作实为不易。
2.3 旅游扶贫考核困境
在精准扶贫阶段，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绩效的考核指标相对单一，主要考核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在后扶贫时代，由于相对贫困标准的多维性，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绩效的考核指标比较复杂，要根据相对贫困居民的物质或精神脱贫状况，实行综合评价。
对于相对贫困居民来说，单从物质层面评价其脱贫状况相对容易，但精神层面的脱贫状况评价则相对困难。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等精神贫困指标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如何科学评价相对贫困居民的精神脱贫状况面临操作上的难题。而综合评价相对贫困居民的脱贫状况则更为复杂。
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在精准扶贫阶段存在一些已经脱贫的贫困户刻意隐瞒收入信息，不愿退出脱贫行列，继续占用宝贵的扶贫资源。在后扶贫时代，由于革命老区相对贫困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相对贫困标准的多维性，其退出考核机制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判断相对贫困居民是否脱贫，不仅要考虑收入因素，还要考虑非收入因素，不仅要考虑物质因素，还要考虑精神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相对贫困人口的"扶而不为，富而不退"的道德风险行为以及"伪"相对贫困人口的逆向选择行为。
3 后扶贫时代背景下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对策
缓解相对贫困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这是一项长期性和战略性的任务，需要不断创新扶贫政策，并将其制度化、体系化[12].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在此政策背景下，后扶贫时代革命老区的旅游扶贫，既要保持精准扶贫阶段主要帮扶政策的总体稳定，又要根据相对贫困人口的特点分类优化、按需帮扶，同时还要考虑旅游扶贫的综合效应，以逐步实现旅游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3.1 旅游扶贫识别优化
当前，中国对于相对贫困人口的标准划定尚未明确，导致对潜在贫困群体无法充分做出估计[11],因此，当务之急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考虑到中国不同类型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差异性。各地应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贫困地区的脱贫状况，合理制定当地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做法。第二，动态性。相对贫困标准要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进步而逐步调高，但短期内要保持相对稳定，以便于相对扶贫工作的开展。第三，渐进性。设定相对贫困线应充分考虑帮扶范围与帮扶力度的平衡关系，新贫困标准不宜与精准扶贫时期的标准差距过大[8].第四，综合性。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既要考虑相对贫困居民的收入水平，又要兼顾相对贫困居民权利的赋予与能力的培养。有研究表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重合度仅为30.62%,这意味着仅关注收入这一指标，将遗漏69.38%的多维度贫困户[13].
根据以上原则，参考一些国家和地区制定相对贫困标准的经验，并结合中国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特点，可以构建一套包含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两大因子的革命老区旅游扶贫识别标准体系，其中物质贫困因子主要包括旅游收入、旅游就业等相对客观的指标，精神贫困因子主要包含参与旅游权利、旅游经营与服务能力等相对主观的指标，通过专家调查确定物质贫困因子与精神贫困因子相关指标的权重，进而通过调查综合评价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为了尽可能减小识别偏误，可以把以上识别方法与其他相对贫困的识别方法同时使用，寻找不同识别方法的交集。例如，从革命老区相对贫困人口的构成看，利用综合评价方法识别出来的相对贫困居民是否包括利用其他方法识别出来的脱贫户、贫困边缘户等群体，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角看，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上但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个人或家庭的发展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仍然十分脆弱的群体是否在相对贫困人口之列[8].
此外，针对革命老区相对贫困人口识别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要求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的制定要具有一定的"信号传递"功能，以增加"伪"相对贫困人口逆向选择的成本。通过增加"非贫充贫"的机会成本，使"伪"相对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得不偿失，从而使其自动区分出来。例如，通过减少旅游扶贫中的年终分红帮扶，而以参与旅游服务与经营帮扶替代，可以把一些并不愿意参与旅游发展的"伪"相对贫困人口自动排除；强调旅游扶贫中的权责对等，重视就业帮扶，要求有劳动能力者享受旅游扶贫政策必须参与当地提供的旅游就业岗位，从而提升"伪"相对贫困人口申请相对贫困资格的门槛。
3.2 旅游扶贫帮扶优化
由于相对贫困的多维性，因而针对革命老区旅游帮扶的困境，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按需帮扶。其中，对于主要表现为物质贫困的革命老区相对贫困居民，要想保持其收入的相对稳定与持续增长，最关键的就是要保证其旅游就业的稳定性，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革命老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在精准扶贫阶段，许多革命老区的旅游业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帮助下才刚刚启动，大多不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因此，在后扶贫时代的初期，精准扶贫阶段的许多帮扶政策仍应延续下去，只有革命老区的旅游业有了直面市场的能力，才可以逐渐弱化相关政策的帮扶。
对于主要表现为精神贫困的革命老区相对贫困居民，要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因为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更多还是要依靠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12];对于权利贫困者，要实施旅游增权，增加相对贫困居民参与旅游的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等，使其真正参与到革命老区的旅游发展中去；对于能力贫困者，要通过旅游教育与培训，提升其旅游服务与经营能力。通过旅游增权与教育培训，弱化贫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激发其旅游脱贫的内生动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效果。
3.3 旅游扶贫考核优化
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角出发，后扶贫时代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考核既要考核微观层面相对贫困人口的扶贫绩效，也要考核宏观层面相对贫困革命老区的扶贫绩效。
对革命老区相对贫困居民扶贫绩效的考核，根据相对贫困标准的特点，应实行动态考核的方法评价旅游扶贫的效果，即不仅考核相对贫困居民的现有旅游收入，还应考核其收入增长的速度和空间；不仅考核其现有旅游参与权利与旅游发展能力，还应考核其旅游增权与旅游教育培训的持续性。对于革命老区整体旅游扶贫绩效的考核，既要重点考核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还应评价旅游扶贫的社会效应、文化效应、生态效应和管理效应，以逐步实现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1]侯薇，范潇潇相对贫困背景下乡村旅游扶贫的发展困境和路径分析[J]农业经济，2021（4）：98-99.
[2]沈克，王文超，郭文茹革命老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意向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19,32（3）：409-414.
[3]何筠，熊天任，胡海胜江西革命老区旅游精准脱贫的路径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8,51（3）：108-113.
[4]黄鑫，储德平，林婷，等。旅游产业融合对革命老区减贫的作用机制及其实践模式[J]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7,33（5）：599-603.
[5]曾福生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构建[J].求索， 2021（1）：116-121.
[6]吴振磊，王莉。我国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现状研判与治理重点[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0,50（4）：16-25.
[7]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玟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8]李鹏，张奇林，高明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相对贫困：内涵、识别与治理路径[J]经济学家， 2021（5）：93-101.
[9]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 2008 ,23（4）：58-63.
[10]张彦社区旅游增权研究-基于山东三个历史街区的探讨[D].济南：山东大学， 2012.
[1]李青原精准扶贫过程中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形成机理及规避措施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2019.
[12]高强，孔祥智论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难点及应对之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0,41（3）：120-128,2.
[13]冯贺霞，王小林，夏庆杰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关系分析[J].劳动经济研究， 2015,3（6）：38-58.
文献来源：王会战，顾杰杰。后扶贫时代背景下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困境与对策[J].湖北农业科学，2021,60（20）：206-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