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挽救本真性的理想，就要承认道德根源对于塑造人类认同的意义，重新奠定本真性理想的基础，恢复使其有意义的价值背景，并通过人类对话达到有差异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这样既能支持多元化的个人选择，又能保证这种选择的深度，使它获得社会的承认。因此在实践哲学的层面泰勒走向了社群主义，他赞成的社群主义不是由一个封闭的社群来强行决定每个人的选择，而是由一个对话的社群（或文化共同体）来为个人选择提供丰富的选项，具体的选择权仍归属于个人。本真性理想毕竟是一种个人的理想，不过它不是工具主义的个人理想，也不是后现代的无约束的个人理想，而是一种有深度的、有价值基础支持的个人道德理想。
生活在内在框架中的另一个结果是对超越性维度的忽视。在内在的框架中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大获全胜。这种人本主义无求于外地建立在人类繁荣的观念之上，它不承认超越人类繁荣之上的其他目标的有效性[2].泰勒描述了生活在内在框架中的人们感受到的压力。“一个人可能会觉得日常生活没有深层共鸣，干瘪而平淡；也可能会觉得周遭事物死气沉沉、丑陋、空洞；我们为了生活组织事物、塑造事物、安排事物的方式毫无意义，没有美感、深度、道理。在面对这无意义的世界时，人们会感到一种‘恶心'.人们每天都会感到这种空虚，但在那些生命重要时刻时感受尤为强烈：出生、结婚、死亡。这些都是生命的重要转折点，人们也希望如此标记它们，希望它们是特别的时刻，庄严的时刻。所以人们会将婚姻”庄严化“.他们总是将这些时刻与超越、神圣、圣洁、至高无上联系起来。”[3]
现代生活的一个嘲讽之处在于，世俗主义自身以及平面的、同质化的宇宙激发了人类持续的宗教渴望。正如泰勒所看到的那样：“这常常是因为对那种完全困顿于内在秩序的生活的极度不满造成的，这种感觉觉得当下生活空虚、单调，缺乏更高的目标”[4]. 在此，泰勒区分了内在隐忧（malaises of immanence）的三种形式：（1）意义的脆弱感，追寻一种更长远的意义；（2）对于我们将生命中关键时刻严肃化的尝试感到徒然；以及（3）普通、日常的彻底空虚和平淡。除了人类的灵性需求在此受到压抑以外，对超越性维度的忽视也体现于现代规范性的道德哲学中。准则崇拜意味着通过一种道德准则来把握人类生活的灵性维度。康德也许提出了表达这种理解最强有力的一种范式。他的追随者，不管是罗尔斯还是哈贝马斯，都继承了这种化约论。然而准则崇拜往往忽视了让任何准则变得可理解的背景以及超越这一切的垂直维度。它只信任程序理性，相信可以由一条理性推导出的准则来进行最终的裁决。泰勒认为这是一种在水平维度解决困境的思路，它寻找的是在两方或多方之间的公平正义的解决。以战争和冲突后对施害者的惩罚为例，这种解决方案虽然是正义的，却可能会给冲突的双方带来巨大的伤害，让仇恨继续延续。这是公平的，却绝非唯一可能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在垂直维度而非水平维度来看待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就能打开一种新的可能性。
承认超越性意味着拥有超越生命之上的目标并据此转化我们的认同。只有在垂直维度上，这种转化才有可能。在垂直空间中，我们的关系可以被转化，我们的道德困境也将会改变。一旦我们将道德困境看成是双重维度的，那么看似相冲突的道德主张就会变得好解决了。现代道德哲学的弱点在于，它将困境隐藏起来，尤其是那些包含了垂直维度的困境。它不考虑垂直运动的可能性，因为它看不到垂直的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本主义对人性的估计太低。事实上，现代人本主义常常对人提出一组非常高的要求。当然，这些要求是有所选择的，人们被认为应具有很高的平等意识，不会歧视性别、种族等因素，能够避免暴力和过激反应等。但另一方面，人们又被假设难以在动机方面发生根本改变。他们总是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尽管他们会学会尊重他人的权益，以达到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自由主义的文化向我们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性的要求，这些要求提出我们应当去推进正义、博爱、自由、团结，减少苦难，等等。为了证明这些要求的合理性，它解释说这是因为人类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作为自我授权的行为者，人们有无限的潜能去行善。但对人性过于乐观的估计，对人类潜能的无限信心，当血肉之躯的人类无法应付自如的时候，就会带来可怕的幻灭。过高的预期可能会蜕变为对真实的人的愤怒和鄙视。在人类缺陷的现实面前，对人类之爱也可能蜕变为仇恨和侵略。这种愤怒、仇恨和鄙视最后可能会准许无限制的暴力。
泰勒注意到，对人的高要求与对垂直空间的不敏感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一些可怕的后果。以暴力问题为例，人们通常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某些性别差异。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常常有好斗的动因，正如我们在许多冲突中看到的那样。但专家们通常建议的补救措施是以合适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规训。暴力被看作一种男性的行为模式，专家们相信我们能够将它根除。另外还可以从文化上着力，让年轻男性对好斗的行为感到羞愧，从而尽量放弃各种形式的暴力。如果你假设一种一维的动机，那么所有这些措施将会构成解决暴力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泰勒相信还存在各种垂直转变的观点，它们表明这种一维的解决方式并非唯一。也许人们可以做的，不是去诋毁这种暴力的、好斗的行为倾向，而是转变它，将它转化为一种有着完全不同关注点的能量。在此，他举出了基督教圣徒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从战士转变为圣徒的例子[1].泰勒批评说，由于现代道德哲学对超越性维度的忽视，它无法理解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同样地有效，同样地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它看不到基督徒是如何分享意义和共契的。它也难以理解佛教僧侣献身的意义。它将意义局限于人类繁荣的目标之上，而将一切超越人类繁荣的目标都看作可疑的和虚幻的。同样盲目的另一方面是，它看不到自我的转变如何可能激励和造福于他人。但他相信，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致力于比生命更高的目标，不仅让人远离世俗，也将人带回繁荣。用基督教的话语来表述就是，即便放弃自我让你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去除了自我中心化，由于上帝的意志是人类的繁荣，那么你又被带回了对这种繁荣的肯定，圣经中这叫爱（agape）。用佛教的话来说，觉悟不仅让你远离尘世；它还打开了慈爱和同情之门[1].
针对历史上由不同宗教信仰惹起的暴力纷争，泰勒提出一种差异统一论。他认为，应当允许精神追求和实践方式的多样性。从基督教的角度可以这样来理解，基督耶稣通过道成肉身来实现救赎，而人的生命是不同的、多元的、不可化约的，道成肉身的救赎因此带来了和解和统一。“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一种差异的统一（unity-across-difference），而非同一的统一（unity-through-identity）。这不仅是因为人类从男、女的差异开始的多元性，也不仅是因为上帝的生命与之相交织的人类肉身，使我们不得不把这作为对于同一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好的解决方法，也不仅是因为人类与上帝之间的任何统一都必须是一种超越差异的统一。而是被理解为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生命本身就已经是这样的统一。人类的多元性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一部分。”[2]
四、 结 语
可以说，在泰勒这里，对现代主流道德哲学的批评就是对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的批评，对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的批评又是对内在框架的质疑。他竭力表明，内在的框架不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被建构出来的一种社会想象、一种信念的框架。他相信，内在的框架虽然肯定了人类日常生活的幸福，却无法穷尽生命的意义，满足人类对完满性的追求。因此，明智的选择不是对内在的框架做一种封闭的解读，而是将它阐释为向超越性开放的一个背景框架。
超越性的渴望与肯定人类日常生活之间确实存在张力。但泰勒论证说这两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的弃绝和牺牲观念，不是对人类生活之善的简单否定，而是通过人类之善与超越人类之善的对比来说明，这种放弃和牺牲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同样，基督教并非简单地区分欲望的善恶，然后压制恶的欲望，褒奖善的欲望，因为它们都同样植根于人性，这么做难以解决问题。它强调的是对欲望的转变。他相信，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囚禁在封闭的内在框架中，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生存经验将会促使我们冲破这种禁锢，去寻找意义的终极来源。
的确，如果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意味着伦理生活可以被完全归结为一种由论证和信念加以控制的理智主义，那么这种看法太过自大。我赞同泰勒的看法，没有任何伦理观点能被完全归结为基于自身的明确论证。在晚近的现代世界里，这种世俗的人本主义所能提供的滋养过于稀薄，以至于难以作为一个中性母体对规制各种信仰之间的关系发挥作用。泰勒的贡献在于，他看到了道德根源在人类道德行为中的基础作用，也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基督教上帝的恩典是西方文化传统中最强有力的道德根源。泰勒认为世俗时代的精神危机问题需要通过发掘一种超验的道德根源来解决，但同样重大的问题是，如果这些超验的道德根源的支持者之间发生冲突，如何在他们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
在此我们还需要一种宽宏的氛围，它可以容纳不同信仰之间的平等对话，以及一种自省和克制的态度，反思自身文化和信仰传统的不足，汲取其他文明中的优秀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