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这种伦理学关心的是道德主体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它与笛卡尔开启的理性控制传统紧密相关。泰勒将这种理性控制能力称之为超然理性。超然理性是一种自我监控的理性，它可以开启自身的程序，检查自身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可以检查这些程序的清晰程度。超然理性意味着我们不再依赖于我们的参与感，我们对某些领域的熟悉感，而采取了反身的姿态。我们信任的是方法，一种操作程序。这种超然理性的认识论对道德哲学产生的影响是，道德哲学成为了对产生出抽象原则的程序的讨论。而在这种讨论的背后是一个客观、理性的自我，他反思性地考虑自我和他人都能接受的普遍原则。
这种寻找抽象原则或客观程序的努力可以在许多道德论说中找到，例如，寻找所有伦理共同体都认可的绝对律令（康德主义的）、交往程序（哈贝马斯的）或幸福最大化的功效原则（功利主义的）。
它们都赋予抽象的道德理由相较于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实质性的善观念的优先性。在这种观点看来，“道德”无疑是优先于“伦理”的。“伦理”处理的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人生活的背景，个人的价值选择和生活目标的设定。而“道德”要求我们与自我中心的视角决裂，考虑公共交往的普遍法则，它因而更强调交互主体性和反思性。现代思想家们倾向于把程序性、形式化的原则看作是普遍的，因而具有优先性的，把实质性的、内容化的东西看作是特殊的，所以应该居于下位。这种看法深深地受到了自然主义的影响，它认为在人类社会领域存在一些中立性的框架，它们能够为判定公共性的价值或交往原则提供标准。然而，泰勒注意到，这些所谓“中立的”框架其实也是某种价值观念的表达，只是它们在当今社会被当作无可争议的道德根源被隐匿了起来，成为了具体道德争论的背景框架。
现代道德哲学准则化的特征与抽象化的特征紧密相关。为了将道德理论建立在对人性最低预期的假设之上，现代道德哲学预设了一个理性和孤立的自我，他反思性地考虑自我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自我的利益是首要的，与他人合作或者关心他人利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我的利益。维系合作关系的目的在于互惠，而为了长久的互惠，关系之间的公平性也至关重要。对公正和互惠的关注取代了对好生活和道德完善的关注；对它的另一种表达是我们熟知的“正当优先于善”.但泰勒对这种道德哲学表现出了不满，他认为，“这种道德哲学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到怎么样做是正确的而不是怎么样生存是善的，集中到界定责任的内容而不是善良生活的本性上。”[1]
泰勒首先分析了这种准则主义的道德哲学为什么会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单一准则的道德（single-term moralitie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质的、可计算的道德考虑的领域。泰勒推测，支持准则主义的理由可能有这些：（1）将正义-仁慈的主题置于自我实现和好生活的主题之上，从而简化了道德的领域；（2）从认识论的立场来看，可计算性与超然理性的主导模式相符合。这些单一准则的道德（3）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公平与正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比人类的自我实现和好生活的问题更鲜明，更容易得到解决。好生活的问题似乎允许滋生无数的可能答案，而正义的问题要求清楚明白的解决。区分正义与好生活还有一个原因，它涉及（4）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另一种核心之善。人们认为，对自主性的真正尊重要求对其生活方式采取不可知论的观点，给他们空间去设计自己的生活，这无需得到其同胞的尊重和支持。所以一种尊重自由的道德会严格地区分正义的问题和好生活的问题，会将前者道德化，而对后者置之不理。显而易见，第四条原则与第三条原则是相互支持的。第四条原则在政治理论中还有一个变种。有的人可能会否认第三条原则是一条伦理学原则，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确有与好生活有关的普遍真理存在。如果有的人过着庸俗而卑微的生活，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告诉他们这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些思想家还是认为（5）政治社会应该给每个人自由的空间去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社会不应该支持这种或那种好生活的观点。如着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就持有这样的观点[2].
泰勒认为，单一准则的道德观只考虑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的道德义务是什么，而不去追问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是善的，这是错误和狭隘的。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忽略了善的视野，将关注点放到了指导行为的原则、戒令或标准上。道德只狭隘地关心我们应当做什么，却不关心什么东西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或我们应该热爱和欣赏的。事实上，做某事的义务（obligation to do）与存在方式的善（goodness in being）是同一个意思的两个方面。当我们认为出于正义的义务我们应该去做某事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成为公正的人是一种好的存在方式。传统的美德伦理学不是这样的，基督教的道德神学也并非如此，它们都看重对美德和善的刻画，并认为对美德或善的阐释将激发人们的道德潜能。
三、泰勒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反思
泰勒论证说现代道德哲学之所以刻意忽略对善的描绘，是因为它假定我们不必去探寻什么是善就可以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哲学应该帮助我们澄清义务。这种理解在两个方面是浅薄和短视的。第一个方面是它对道德根源的忽视，第二个方面是它对超越性维度的忽视。
生活在内在的框架中的第一个结果是对道德根源的忽视。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区分了生活之善与道德根源。生活之善是指一种善的生活的某些方面或组成部分，如在传统的基督教生活中，善的生活包含了对上帝的信奉和虔诚，在现代社会中则包括自由、仁慈、普遍的正义、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等。道德根源是某种对授权我们行动或行善的东西之爱，它让生活之善成其为善的[1].在传统的伦理学中，对生活之善的阐述会自然地导向对道德根源的阐述。此外，搞清楚道德根源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定义生活之善。在神学的例子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所有的生活之善中最重要的是对上帝的爱和崇拜。但我们在柏拉图那里同样可以看到，要获得对由理性主导的生活更深的理解，必须首先热爱存在的秩序即善的理念。向善之人会受到激励根据善的秩序来塑造自身。类似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当我们理解了我们是拥有逻各斯的动物后，我们就会知道应如何在生活中组织这些善。
然而，在内在的框架中，所有的道德根源都被当作错误的神学伦理学或形而上学的产物，被驱赶出了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以为自身是一种中立性的框架，但它其实也是对某种道德根源的承诺。只是在此道德根源的位置已由人类自身所占据了。例如，在康德那里，作为理性行为者的人类凌驾于万物之上，理性主体是道德根源。理性主体无限地高于宇宙的其余部分，它向人类颁布道德生活的法则，赋予人类生活以尊严。而在现代文化中，将他人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尊重基本人权被许多人当作道德根源，它起源于否定等级制的社会观念，并在今天的家长制和两性关系问题上继续扩展其应用范围。这说明道德根源不仅在序列上高于社会中其他的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挑战或拒斥它们，通过对道德根源的阐释，我们能获得对生活之善的全新理解。
泰勒认为，道德根源塑造了我们精神生活的面貌。它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完满而丰富。单一准则的道德不仅遗漏了对生活之善的阐释而且遗漏了对道德根源的阐释。阐释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定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且它还会激发我们对善的热爱与忠诚，从而激励我们去做道德的行为。对道德根源的阐释不仅帮助我们定义我们想要什么和该做什么，而且激励我们去做善行。
此外，对道德根源更好的理解将改变我们朝向它的位置。我们的自我认同就是根据它而得到定义的。泰勒在此发展出一种道德空间学说，他论证说，知道我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对你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2]
生活在一个拥有性质区分的空间里，进而具备评价我们欲望的能力，对于一个人自我认同的形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意味着进一步把“我是谁”的问题阐释为知道“何物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意味着我们能够去评价我们的欲望，选择那些符合我们人格期望的欲望。泰勒将这一类评价称为“强评价”.在强评价中，“我们的欲望被区分为高一些的和低一些的层级，具有美德的和邪恶的，实现程度更大和更小的，优雅的和粗鄙的，深刻的和肤浅的，高贵的和卑鄙的。因为其所归属的生活方式上的质的差别，它们得以被评价为：断裂的或完整的，异化的或自由的，神圣的或完全世俗的，勇敢的或胆怯的，等等。”[3]
强评价的存在，暗示存在一个有着性质差别的道德空间，这个道德空间因为不断地被阐释而处于流变中。失去了这种空间感，一个人就无法做出真正有价值的选择，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为，因为不管他做什么都无所谓，都没有意义。这就是虚无，是在道德空间中的迷失。所以恰恰是通过朝向定义我们的道德根源，我们才得以做出价值判断。换言之，我们的道德判断并非无源之见。完整的伦理生活不仅包括应该做什么，还应包括我们想成为什么；不仅包括这两者而且还应包括对道德根源的热爱。
对道德根源的忽视和对道德空间的否认，致使现代人误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无差别的价值空间中，这带来了对自我选择的一种浅薄理解。在《本真性的伦理》一书中，泰勒详尽地阐释了这一问题。他将这种“忠实于自我”的现代理想叫做本真性的理想，“它滥觞于18世纪末，以个人主义的雏形为基础，例如笛卡儿首创的超然合理性的个人主义，要求每个人自负其责地为他或她自己思考，或洛克的政治个人主义，它试图使人及其意志先于社会责任。但是，本真性也在某些方面与这些早期形式相冲突。它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儿童，对超然合理性和不承认共同体纽带的原子主义持批判态度。”[1]
然而，现代的本真性理想滑向了两个变种。一个滑落是走向了“自恋主义文化”,即一种自我实现理想的自我中心模式。这种文化的信条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行为与选择不受制于任何外在的约束，它通向利己主义和自我放纵。支持这种自恋文化及相对主义的是对社会的一种中立性理解：既然价值已经从历史、传统、社会、自然和上帝中被驱赶出去了，那么选择就无需任何来自外部的证明了，只要它是“我”做出的，就是无可指责的。第二个滑落是滑向后现代所宣称的某种“高雅”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尽管受到本真性理想的激励，却将它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后现代主义与它反对的工具理性一样，为自我提供了一个不设立标准的世界，但却没有为自我的实现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后现代主义将本真性理想引向与道德的对立之中，这固然暗含着反叛陈规陋习的意味，却和工具理性一样可能导致对整个意义世界的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