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众多的着述当中，其核心的关注是由世俗化带来的精神危机问题。在他的巨着《世俗时代》（2007）一书中，他详尽地追溯了世俗化的漫长过程，并试图提供一种理解世俗化的现象学路径。现象学的世俗性关注的是一种“世俗的”存在经验，在此世俗性被看作是自足的和封闭的，人们不仅对宗教不感兴趣，而且对超越世俗的内在框架的任何形式都不感兴趣。主流的看法认为，祛魅祛除了宗教的迷信，从此人们能以客观理性来审视这个世界。但在泰勒看来，与其说这是科学祛除了迷魅，不如说这是意义框架的更替。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视野，它无需诉诸超越性就能证明现代社会的构成具有正当性。这种新的伦理视野被他称为“内在的框架”（the immanent frame）[1].内在的框架取代了原先由宗教提供的那个无所不包的意义框架。宇宙的、社会的以及道德的秩序现在都被理解为内在的世俗秩序，缺乏超越性。泰勒认为，正是这种在内在框架中生活的现象学经验，使得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世俗的时代。泰勒通过阐述世俗性的问题来反思现代性的精神危机，其中的核心关注即是对现代西方主流道德哲学的深刻反思。
一、内在的框架
泰勒认为，现代性的发展与一个内在框架的展开可以被看作是同义的。这一内在秩序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始于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会改革，其关键转折是自然神论在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所经历的人类中心论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结果被他称为“神佑意义上的自然神论”（Providential Deism）。它降低了“超越”的地位和作用，改变了对人与上帝的关系的理解，并刻画了一种新的自我形象：人类不应活在原罪的谴责中，相反，人类的善是自足的。只要人类能够从过去的迷信与恐惧中解脱出来，他们就能够在自己的身上发现改造人类生活的力量。内在秩序对世俗的幸福给予了极高的肯定，然而它也将西方人日益推向一种封闭的伦理视野，在此，“封闭”指的是“没有给‘垂直的’或者‘超越的’的东西留下任何地盘，反而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它们排除在外，使他们变成不可接近的，甚至是不能想象的。”[1]
具体来说，内在的框架由四个面向构成：
第一个面向是由现代科学带来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不仅将自然祛魅，驱除了困扰前现代人的魔力与魔法，还带来了一种新的自我观。这就是独立的、漠然的主体，他反思性地控制着自己的思想过程，用胡塞尔着名的短语来说就是“自我负责的”.与之同步发展的是一种独立的、自我控制的、自我负责的漠然理性（disengaged reason）。它拒绝由对权威的顺从而来的简单舒适，拒绝迷魅世界的慰藉，拒绝向感官刺激投降。它要求我们没有先见地去观察我们的经验，尽量做到客观中立。它相信，只要我们能打破错误的形而上学和宗教观带来的适意幻象，知识就会不断增长，我们就能最终获得对世界的真实把握。
第二个面向是由化减的故事（subtract story）带来的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exclusive humanism）。世俗性被看作是人类已经失去了或抛弃了某种早先受限制的视域、幻象或知识的局限，或者人类已经从凡此种种之中将自己解放出来的过程。当人们从前现代那种错误的形而上学中脱身，经验路径成为获取知识唯一有效的路径后，超越性的要求就变得不再有效。尤为关键的是，人们像个人那样行为，被看作是他们不再被旧的宗教、形而上学和习俗所掌控后的“自然的”行为，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化减故事的逻辑就是：一旦我们抛弃了服务上帝或者参与其他超越实在的关怀，那么人类利益就理应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关注。
第三个面向是现代社会空间的兴起。前现代的社会是一个等级互补的社会，在此社会按互补职能组织--例如，神职人员为所有的人祈祷，领主保护所有的人，而农民为所有的人耕耘，但这些职能不具有平等的尊严。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再需要归属于某个网络才能参与到整个社会的活动或者参与到宇宙秩序的维持中。摆脱了身份对人的束缚之后，人们进入到一个通过签订契约来合作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平等自由的个体组成，它被泰勒称之为直接进入的社会（direct-access society）。这种社会秩序有四个强有力的价值标杆。它们分别是（1）自由：这个步骤意味着解放；（2）权力：意味着能够自我授权；（3）互惠：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点；以及（4）理性：自由、权力、互惠能否被获得以及如何被获得，是理性讨论可以判定的。
第四个面向是自我授权的现代观念。它是前面提到的现代人本主义的伦理产物。过去人们从那些外在于他们的权威--从上帝、众神，或者从存在、宇宙的本性--之中获得他们的规范、他们的善、他们关于最终价值的标准。但他们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更高的权威只是他们自己的虚构，并且意识到他们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权威去建立规范和价值。如果说现代科学敦促人们从幻象中解放出来并开始建立关于世界的真实性的话，那么自我授权的现代观念则召唤人们自己来支配他们生活的终极价值。
泰勒认为正是这四个面向的相互作用使得现代性看上去像是一个封闭的内在框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为植根于超验的道德根源的完满留下位置；它避开了“超越的视角”.因此，人们将追求那种平均状态当成完满本身；而灵性的探索被认为会破坏这种人性的幸福。对日常生活的现代肯定，带来了对代表“高级”生活方式的主张的怀疑，因为这些主张有悖于人类参与日常的目标和活动。在这一内在的框架之下，西方主流的道德哲学也呈现出一种抽象化、准则化的特征。它注重对道德义务的说明，而非对人类良善生活本质的探究。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它将人类世界描述为一个中性的宇宙，并竭力压制对作为道德根源的善的理解，因此只能将行为者各异的道德选择看作主观情感的投射。它将超越性的善观念斥为不真的，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人与人平等尊重、互利互惠的世俗伦理。但泰勒认为现代道德哲学面临种种困境，它缩小了我们的道德世界，从精神上将我们矮化；它将追求一种平均状态定义为幸福，忽视了人类对完满的渴望；它将人类繁荣作为唯一有价值的目标，拒斥超越性，带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系列弊病。
二、现代道德哲学的特征
现代道德哲学首先呈现出一种抽象化的特征，这与韦伯所说的“祛魅”不无关系。世界祛魅的过程让人类从先前的价值秩序中解放出来，现在人们可以用客观的理性来评估世界了。由于世界已被祛魅，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类就不再是存在秩序与存在者之间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联结，而是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一种认知关系。“祛魅”后的世界是一个中性化的宇宙，它不再是意义秩序的体现，而成为一部人类知识可以控制的机器。笛卡儿在他的《方法论》中骄傲地宣称，现在我们成为了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他提出了一种理性控制的新模式，认为“心灵”与“物质”之间就是一种工具控制的关系。在泰勒看来，这种理性支配的观念造成了道德根源的内在化。一旦理性控制成为物质世界的主要问题，那么良善生活的优越感以及过这种生活的志向必定来自主体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尊严[1].笛卡尔进一步将自我的明晰性和主体的尊严建立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他认为，个人运用判断去决定他是谁，通过判断，自我得以感受自身。个人的连续性就是从判断中产生的。个人通过他的自由意志作用于世界，从而独立于世界。
这种认识论深深地影响着现代道德哲学。现代道德哲学将道德主要理解为一种判断和抉择过程，并且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够按照抽象原则行为的个人。道德行为是否正确取决于个人是否具有将自身从环境中抽象出来的反思能力。自我的意志而非外在的权威成为行为的源泉，我决定这么做，我就会对这种意志行为负责。意志行为指向特定的目标，这些目标是可预见的，通过关注意志行为及其目标，我们就获得了理性。当我们被要求解释我们的行为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诉诸这种行为的目标所具有的价值。我们的行为也因此被赋予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