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建三绝”中的父子伦理观

　　摘    要：　现代社会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日益迷茫, 再谈父子之伦具有重要意义。徽州作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现存完整度极高的地区, 值得将之作为一个典型范本进行分析与探讨。把徽州的“古建三绝”这一活化石作为切入点, 深入探讨其中所蕴含的父子伦理因素, 以期对现代家庭关系有所启迪。

　　关键词：　徽州; 伦理; 父子; 文化遗存;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modern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ather and the children are becoming more confusing than before. Huizhou, as an area with high integrity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al culture, deserves to b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as a typical model.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living fossil— "Three Ancient Architecture Wonders" in Huizhou, considers the ethical factors of father and son, hoping to enlighten the modern family relations.

　　Keyword：　Huizhou; ethics; father-son ethics; cultural relics;

　　徽州向来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 文物遗存之丰富, 举世鲜有。其中古祠堂、古牌坊、古民居素有“古建三绝”之称, 这些文化遗存向千年后的我们生动反映着徽州社会所蕴含的种种伦理意蕴, 堪称徽州伦理文化的活化石。

　　1 徽州宗族与父子伦理的内在联系

　　“东有大鄣山之固, 西有浙岭之塞, 南有江滩之险, 北有黄山之厄, 即山为城、溪为隍”[1], 自古以来徽州便因其多山的地理优势, 成为战乱时期众多中原世家大族举族迁移的首选目的地。在这种形势下, 徽州形成了典型的由父系血缘关系连接的聚居型社会, 始终保持“千丁之族, 未尝散处;千载谱系, 丝毫不紊”[2]的局面。

　　而徽州地区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这种高度秩序化的社会组织结构, 根本上是立足于各大宗族为巩固自身力量所建立起的一整套适宜于徽州民情的彝伦大序及相应的行为准则。通过全方位的伦理约束, 徽州各族谱系分明, 人伦之序俨然, 族人一举一动均有规可循, 在外经商或做官的族人皆可通过这一秩序与宗族形成一个双向有机的反馈关系。在这种聚居环境下, 父系血缘作为徽州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纽带, 自然便使得父子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 而父子之伦也就必然作为家庭伦理的中心, 被长期置于五伦之首, 受到各族的高度重视。

　　2 父子伦理的要求

　　《礼记·大学》有载:“为人子, 止于孝;为人父, 止于慈”。父母与子女间不断生成着这种源源不绝的爱意———慈爱与孝爱, 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建立在父子间与生俱来的亲子关系上的, 与天道一致, 是人事所当然之则, 是生而随之的本能。父母待子以慈, 子女向父母尽孝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关系表现在父的身上就是“慈”, 表现在子的身上则是“孝”。

　　父之“慈”道, 包括抚养与教育子女这两方面。郭店楚墓竹简《六德》言:“既生蓄之, 或从而教诲之, 谓之圣。圣也者, 父德也”, 就表明了养育与教育同等重要, 二者均是“父德”的体现。《家礼·冠礼》中父母为儿女分别结发行冠笄之礼的一系列要求亦是父母秉持慈道而“抚子”, 最终使子女成人的现实体现。“子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3]214, 孩子出生三年之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 这种父母对幼子满心慈爱, 悉心抚育的行为, 亦是父母“抚子”之慈的突出表现。

　　子之“孝”道, 本质上是人子源自血缘、发自内心的道德自觉。在孔子看来, 向父母尽孝道就是要“生, 事之以礼, 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3]16。“孝”以“敬亲”为基本前提, 主要体现为奉养双亲、顺亲谏亲、葬亲祭亲、子继父业、累世同居几个方面。《论语·为政》载:“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敬亲是其余种种孝道要求的根本原则, 子女应当发自内心地敬爱父母。《家礼·丧礼》中“治母丧做佛事”的事例, 更是鲜明体现出人子“顺亲”与“葬亲”的孝道要求。哪怕违背丧礼“不做佛事”的规定, 也要以顺从母亲的意愿, 用“浮屠法”安葬母亲。《论语·学而》亦言, “父在, 观其志;父没, 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也”。儿子继承父亲生前遗志, 将其未竟之业发扬光大, 这样的人就可以称其为“孝”。

　　3 徽州文化遗存中的父子之伦

　　3.1 祠堂中的意蕴

　　自明嘉靖十五年始, 明世宗允许民间“联宗立庙”, 民间建立宗祠自此具有了合法地位。据有关数据显示, 自明后, 历史上的徽州各族所建宗祠至少有6000多个。在建造祠堂的过程中, 徽州人始终遵循《家礼》中的相关规定, 以“以三纲五常为大体”“明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序亲疏贵贱之仪”为基本要求, 将明彝伦、序昭穆、凝聚族人视为建造祠堂的根本目的。

　　3.1.1“敬亲”的根本意蕴与“祭亲”之孝的意蕴

　　祠堂首先是子孙后代“敬亲”与“祭亲”的统一, 通过祭祀祖先, 既安妥了祖先之神灵, 也使族人得以追行孝道于先祖。它代表的是族人一片赤纯的“报本返始之心, 尊祖敬宗之意”[4], 同时由于宗族社会的高度封闭性与自治性, 祠堂也是教化族人, 对不孝族人执法的地方。

　　徽州的古村落中往往不止一个祠堂, 而是多个祠堂间根据宗祠、支祠、家祠的等级秩序, 基于血缘之远近, 以亲为序、层级分明、布局严谨。其中宗祠作为徽州古村落中的核心建筑, 建造规格皆处于各类祠堂与建筑中的最高级别。祭祀细节方面, 《家礼·丧礼》规定道, “斩衰衣裳皆用极粗生布, 以示孝子之心, 无心修饰故也。”这种对丧礼中孝子衣着的严格规定, 也是人子“祭亲”之孝行与“哀亲”之孝爱的生动表现。空间形制方面, 祠堂严格遵循中轴对称的原则, 共分三进, 从仪门到享堂、寝殿, 高度依次升高几阶。其中寝殿作为祠堂的核心建筑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 居于最高地, 以示祖先的崇高地位及子孙后代对历代祖先的满腹孝心与敬重之情, 这正是子孙后代“敬亲”之孝的直接显现。

　　3.1.2“顺亲”之孝的意蕴

　　明朝弘治年间, 呈坎前罗宗庙修建了徽州最早的女祠。此后伴随明代后期新儒学的兴起, 徽州女性在族中男子常年在外的情况下, 逐渐成为宗族内部生活的支柱与维系族人情感的纽带, 地位不断提高。在这一局势下, 女祠的数量日益增长, 但相比规模形制更高的男祠, 直至“清懿堂”出现, 女祠整体建制规格仍处于较低状态。

　　其中, 呈坎罗氏28代祖为安妥亲母神灵, 顺从母亲生前遗愿, 破再婚女性不得入祠的旧例, 于东舒祠内部专立“则内”女祠。声明再婚者与年老未嫁者均可入此祠享祭祀, 以安妥母亲与罗氏众多女性神主之灵, 祠内祭祀活动也与男祠大致相同。此祠的兴建是罗氏先祖“顺亲”的表现, 更是徽州社会重视母恩, 子之“孝道”大于传统“妇道”这一伦理特征的体现。

　　3.1.3“抚子”之慈的意蕴

　　呈坎罗氏为族中未出嫁便因病早逝的女儿单独修建了徽州唯一的女儿祠——“罗氏姑姑祠”, 父之“慈道”在“姑姑祠”中尽显无遗。为了安妥早逝女儿的魂灵, 罗氏的父亲们专修女儿祠, 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是极其罕有的, 由此更体现出这种父母对儿女发自本心的慈爱之情。

　　此外通过匾额、雕刻等外部装饰, 众女祠时刻提醒族中女性要铭记人伦之序, 为母则“慈”, 为子则“孝”。清代嘉庆十年, 棠越鲍氏二十四世祖鲍庆运为纪念为徽商发展做出重要牺牲与贡献的鲍氏女性兴建了“清懿堂”, 这是女祠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清懿堂独立于男祠, 整体营造规格之高丝毫不吝于男祠, 祠内匾额多为名士手笔, 例如享堂中“贞孝两全”的匾额便是清朝名臣曾国藩亲笔所书。堂中八字墙的雕刻题材更是凸显了鲍氏重母恩的特点, 乃是徽州砖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如在墙面中部雕以“金枝玉叶”的花纹象征女性神主之尊贵地位, 同时在其间雕刻小牛匍匐在母牛身下的形象, 象征着母亲抚育子女的恩情, 生动体现了母子之间自然的慈爱与孝爱之情, 寓意深刻感人, 是鲍氏子孙重视回报母恩的孝道显现。

　　这种专门营建女祠以祀女主、颂母德情形的出现, 既是徽州各宗族对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突破, 也是徽州宗族看重族人经济实力与社会贡献, 愈发重视女性的体现, 更是根于子之“孝道”, 人子对母亲的孝顺与感恩之情的表现。

　　3.1.4“教子”之慈的意蕴

　　《礼记·祭统》有载:“祭者, 教之本也”, 这种祭祀活动及祠堂建筑本身就蕴含着祖先对子孙后代的“教子”之慈。因而徽州祠堂的种种细微末节, 如碑文、匾额、雕饰等均隐含着先祖对族人的道德教化与行为要求。

　　棠越鲍氏世孝祠始建于嘉庆六年, 由清代大盐商鲍志道所建, 用以专门供奉族中有突出孝行的孝子之牌位。碑文方面, 在清代大书法家铁保亲笔所书的《世孝祠记》碑中, 鲍氏强调“夫孝者, 百行之原也”, 把“孝”看作人们所有行为的基础, 要求子孙后代切实践行, 以孝悌为本。祠内两壁上记载着鲍氏历代孝子之孝行与名讳, 时刻教育后人要铭记鲍氏先祖之孝行, 把先祖当作道德榜样来学习, 可见鲍氏对父子之伦的重视。

　　西递明经胡氏宗祠的敬爱堂中央悬有朱熹亲笔手书的“孝”字匾额, 此字变化多端, 角度不同形象亦不同, 上似孝子, 下似畜牲, 其间变化无一不是胡氏先祖对后世子孙的谆谆教诲。胡氏宗祠素有“木雕艺术厅堂”的美誉, 正厅两侧隔扇门上的20幅荷花图更是其中代表之作, 设计者借“莲”字与“念”字的谐音, 寄托子孙追念祖先的孝思, 整体构图之巧妙、技艺之精美、寓意之深远实乃徽州木雕艺术之巅峰作品。通过这些教化性的匾额和雕饰, 胡氏先祖时刻提醒并教育后世子孙要重视人伦之法, 以敦孝悌、重人伦、睦宗族为行事之本, 依伦理要求严格规范自身行为。

　　3.2 牌坊中的意蕴

　　《明会典·旌表门》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下诏, “凡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志行卓越者, 有司正官举名, 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 转达上司, 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朝廷鼓励百姓重伦, 百姓于是争做孝子贤孙、义夫节妇, 一座座牌坊也就应势而起。徽州地区自唐宋以来现存牌坊100多座, 棠越牌坊群无疑是其间的一大代表。棠越鲍氏素以慈孝着称, 乾隆下江南时也为之题联“慈孝天下无双里, 锦秀江南第一乡”。

　　3.2.1“敬亲”的根本意蕴与“继亲”之孝的意蕴

　　在棠越牌坊群的七座牌坊中, “忠”字坊所纪念的鲍象贤为官持正不阿, 镇守边疆有功于朝廷, 是其忠孝两全, 孝祖敬宗的表现。而在“义”字坊中, 大盐商鲍淑芳为补全“忠孝节义”四类牌坊, 大力行善, 共捐粮十万担, 捐银六万两, 修堤八百里, 在家乡修祠堂、办义学。其子鲍均“子承父志”恪守祖训仍致力于此, 最终得以建成乐善好施坊。这既是鲍均“继亲”之孝的表现, 也是鲍氏父子二人一心光宗耀祖的“敬亲”之孝的体现。

　　3.2.2“善事父母”之孝的意蕴

　　而“孝”字坊中人子或与父争死, 或因父母双脚病疽, 为父母吸吮脓血治疗疮疾直至痊愈的故事, 更是堪称“善事父母”之孝的最佳诠释。书法方面, 慈孝里坊两旁分别雕有明成祖为鲍家父子特写的慈孝诗一首, 左诗曰“父遭盗缚迫凶危, 生死存亡在一时有子诣前代求死, 此身遂保百年期”, 右诗曰“救父由来孝义深, 顿令强暴肯回心鲍家父子全仁孝, 留取声名照古今。”为的是纪念鲍宗岩与鲍寿孙父子俩路遇强盗, 为了保全对方互相争死, 以至感动盗匪令其难以下手, 最终幸得双双得救之事。此御制坊无疑是统治者对鲍氏“父慈子孝”的高度赞赏与大力歌颂, 更是古往今来鲍氏先祖对儒家慈孝之道再三宣传与教化的结果。

　　3.2.3“抚子”与“教子”之慈的意蕴

　　“节”字坊中所纪念的两位寡母立志守节几十载, 不辞辛劳以致劳累成疾, 最终得以“抚子”成才的行为, 亦是母亲竭尽心力扶育子女、教子有方的慈道显现。而人子为尽孝心, 多次上书皇帝请求立坊纪念母亲的行为则是鲍氏子孙“敬亲”之孝的体现。牌坊上的种种装饰, 无论是表明牌坊功用的匾额还是装饰性的石雕, 亦或是嘉奖性的书法铭文, 都直接或间接地象征着对牌坊之主德行的宣扬, 与建造者对子孙后代的道德教化, 这也是徽州宗族的先祖们“教子”明伦之慈的显现。

　　牌坊两侧设有镂空花板, 既为减小风力、稳固牌坊, 同时也起着装饰与教化的作用。例如通过在花板上刻画凤凰、仙鹤、鸳鸯、鹡鸰、黄莺这五种鸟类形象, 来分别对应世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根据《易经》中“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的说法, 以鸣鹤相和来象征父子间的亲爱之情, 也是通过微末细节处的道理, 隐喻父慈子孝之道, 教化子孙遵守伦理规范。

　　3.3 民居中的意蕴

　　徽州古村落多是同一父系血缘的单姓大宗族聚居, 整个宗族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细胞, 使原本主要针对家庭内部成员的伦理规范扩展成了涵盖整个宗族的道德准则, 从族人的衣食住行到对族子的日常教育无不贯穿着纲常伦理的教化。《家礼》对徽州每个宗族都影响至深, 古民居作为徽州“古建三绝”之一, 自然也就处处体现对“慈孝”之道的宣扬。

　　3.3.1“敬亲”之孝与“抚子”之慈的意蕴

　　选址方面, 徽州人极重风水, 往往愿意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多次迁居。这种对风水的信仰使徽州村落的风水意义往往不是局限于小家庭内部, 而是涉及整个宗族的吉凶祸福, 深切关系着所有族人, 甚至影响着历代先祖与后世子孙的福祉。因此徽州村落大多倚山环水, 与自然和谐一体, 这一方面便利了村中族人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寄托了子孙期望祖先神灵能今世安息、来世得福的“敬亲”之孝, 以及父母希望子孙后代能人丁兴旺、修身立德、耕读传家的“抚子”之慈。

　　3.3.2“累世同居”之孝的意蕴

　　徽州大族内的各个小家庭往往聚居于一个村落之中, 这种聚居模式的出发点是对血缘之“亲”的维系———既是从家庭中的父子之“亲”向宗族内部“宗亲”关系的延伸, 也是从“父子有亲”的理论依据向聚族而居之现实情境的发展, 在这种模式下, 父慈子孝的道德规范也就自然得到了强调与守护。

　　在个体家庭内部的建筑布局方面, 由小家庭所组成的大家族往往表现出横向并联的形制。徽州大族人丁兴旺, 世世代代都遵循着“累世同居”的伦理准则, 因而古民居便以“进”为基本单位, 呈现出多进式的形制结构。同时又专设边门, 以便于族人之间日常往来、共祭先祖。通过这种座座紧挨、进进相通的形制, 徽州各族成功在强调小家庭之间的区分与秩序的前提下, 保持了个体家庭的独立性。同时凭借建筑内部的互通以维护同一父系血缘下子孙间的亲密关系, 最终实现对慈孝之道的长期维护与加强, 这亦是对人子“累世同居”这一孝道要求的现实践行。

　　4 徽州父子伦理遗存的现实启迪

　　无论是以祠堂、牌坊还是民居为媒介, 又或是借建筑中的细节进行熏陶, 徽州各族的一系列伦理教化活动的目的均在于教子明伦以成人, 接连促进整个宗族的发展。以最终实现儒家伦理道德纲常的教化, 使族人明人伦, 践行慈孝之道。通过对徽州文化遗存中的父子伦理因素进行分析, 我们应当肯定父子伦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历史证明, 经过这种长期的无微不至的伦理环境浸染, 徽州人无不具备一颗全心为族, 保本感恩, 光宗耀祖之心。重教的文化氛围, 也使徽州涌现出大批的优秀人才与孝子贤孙, 棠越“慈孝里”与休宁“中国状元第一县”的美称便是有力证明。

　　与此同时, 也应承认封建社会后期的伦理纲常, 如“父为子纲”等思想与“郭巨埋儿”等行为确实存在着脱离人性, 压抑个体生命力的地方。但是在现代社会家庭内部关系日益迷失的现实情景下, 我们更需加强对传统慈孝之道的理解与教育, 剔除封建后期父尊子卑的不平等因素, 明白父子伦理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源自天性、发自内心的慈孝之爱, 物质条件永远无法替代这种源自血缘的慈孝之爱。子女在幼儿时期, 父母慈而扶育子女;父母在老年时期, 子女孝而赡养父母, 这种情感与行为是天道所当然之理。正如《诗经·小雅·蓼莪》中所写:“父兮生我, 母兮掬我。抚我畜我, 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 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周极!”

　　参考文献:

　　[1] 夏銮.徽州府志·卷一[M].1828 (清道光七年) .
　　[2]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一[M].1696 (清康熙三十五年) .
　　[3] 陈晓芬, 徐儒宗.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 2015.
　　[4] 朱熹.家礼·卷一[M].1880 (清光绪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