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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王维人生哲学体系探析
【引言】王维人生领悟的现代价值探究引言
【第一章】王维人生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背景
【2.1 2.2】“空中有生”的生命观
【2.3 2.4】任运自然的处世观
【第三章】王维人生哲学的特点、影响和现代价值
【结论/参考文献】王维人生观念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1 王维人生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背景
人生哲学是以探索人生问题为对象的哲学学说，是对人生中人的价值取向、生命观、人生态度以及修身功夫等问题的系统性理论概述。王维不是哲学家，却有着哲学式的生命方式和心灵体悟方式。他的人生哲学是一部漫长的人生感悟之学，是在生命的困顿与对自由的向往中不断争斗、消融中酝酿而成。王维人生哲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有时代环境影响，也有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影响，不同因素起到不同的作用。其所处的时代和家庭环境起到了土壤的奠基作用，人生经历是推动力，性情的影响更是重中之重的决定性因素。
1.1 王维人生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1.1.1 政治经济概况
隋朝末年，局势动荡，天下反隋。617 年，太原太守李渊乘势兴兵起事，而后扫除群雄，建唐朝而为开国皇帝。后有唐一代历经太宗贞观之治，高宗、武周时期的稳定发展，天下大治局面接踵而来。但此时的唐朝并未称得上盛世，大唐真正的盛世画卷是在 712 年李隆基骊山点兵时重新启用老宰相姚崇的雷霆之势下徐徐展开。
唐玄宗李隆基（685 年 9 月-762 年 5 月），712 年至 756 年在位，是唐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为避清朝圣祖皇帝玄烨之名讳又称唐明皇。唐玄宗即位后，先是拨乱反正任用姚崇改革吏治、根治乱象，结束了后武则天时代盘根错节的朝廷乱局；随后从宋璟、张说到张九龄之前的数十位宰相，都是根据每个时期出现的不同问题，依各人之所专，加以任用。《新唐书》中记载："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
"经过唐玄宗的励精图治，朝廷内三省六部制在皇帝和宰相的引导下更加有效，军队中由以府兵制为核心改为由募兵制的制度为主，将兵骁勇善战，这些使得中央集权制度得到更深层次的稳固；另一方面国家仍延续使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赋役制度，地尽其利，人尽其力，百业俱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根据维基数据和《唐六典》中的记载，学者们推测出在 8 世纪中叶，唐朝全国实际人口超过 7000 万，而当时世界人口中，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 200-300 万，到 16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 5000 万至6000 万，北非的人口是 300 万，即当时全世界人口总共约 2 亿，而此时的唐朝就占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九亩是当今人均耕地的 8 倍。 人民的辛勤劳动，商业发达，国力强盛，万番来贺，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纵观历史，所有盛世的标准都符合开元时期的情况：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辽阔，外交强势。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在其论文集中说道，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欲知人，当论世，正是盛唐的这种环境对王维人生哲学中起到极其重要的土壤奠基作用。开元时期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政局清明使得王维怀揣经世报国之梦追寻，等待，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儒释道三大主流思想的发展也不断给予王维思想的触动，使其诗篇中彰显他人生的儒家之梦，隐逸与自在。
面对这样辽阔的国土，强盛的王朝，上至王公下至黎民百姓，每个人都有一种大国自豪感。所有用在盛世君主身上的词语都可以用在天宝之前的唐玄宗身上。但是，随着广运潭盛会昭示了唐朝大国实力后，玄宗渐渐怠慢朝政，奸臣李林甫、杨国忠掌权，嫉贤妒能，加上对安禄山不断放权，政治出现腐败昏暗。席卷大半个唐王朝的安史之乱终于在 756 年惊破了长安城的浮世喧嚣，动地而来，将盛世的梦幻踏破，将王维平和的亦官亦隐的生活踏破，为王维本就坎坷的人生添上了最浓灰的一笔，也为王维已经不断消融困顿的人生带来最凶险的一次推波助澜。
1.1.2 文化概况
王维所处的唐朝时期，除去安史之乱的动荡，基本上整个盛唐社会都展现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这也使得王维尽管仕途波折磨难，但诗歌中都有一种广博大气的淡然，就算些许表达愁苦不平的诗中也只是"哀而不伤"式的愁苦。这除了归因于唐帝国繁盛的物质基础，还在于南北文化不断交流相融，酿成的欣欣向荣的文化意识。
盛唐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达到高峰的一个重要时期，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保障。李唐几代君主虽在个别时期对儒、释、道有过侧重不同，但总体上都是采取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补充、三者兼容并取的宽泛政策，促使了三教互相协调，互相发展。虽然过程中也曾出现佛道之争或者儒道反佛，但基本共同点仍是各教派都为了寻得各自的发展均积极向政治靠拢。
从先秦至汉魏又到隋唐，儒家的发展不绝如缕。虽然儒家不称成为儒教，但其已经渗透到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王维生活的盛唐时期，科举已成为新兴而有力的选官制度。科举分常科和制科，常科又以明经、进士二科尤为重要。政府又颁布以孔颖达和颜师古修订的《五经正义》和《五经定本》为科举入仕的学习版本，这也从官方角度昭示着儒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
盛唐时期也是道教发展兴旺的时期，李渊父子自称老子后裔，使道教在唐朝得到了官方的青睐。由于当朝者的强烈支持，道教的地位改善显著，道士的数量大大增加，在全国各地都有道观，道教书籍卷数众多，道教的思想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从重视玄学发展到重视内丹学，其中著名的道教代表学者包括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
对于佛家来说，隋唐时期是佛家发展的构成时期。如果比较一下三家发展，就会发现盛唐的三教中以儒家为本，对道家扶植，而佛教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虽佛教本身源自印度，与中国在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使得备受阻碍，但又因其本身特定的机制在盛唐时期世俗化愈加明显，佛教更加儒家化和道家化，更加中国化，其生存力愈加强大，不断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思想中。此时，佛教开始以宗派的形式林立出现，如法华，三论、华严、天台、禅宗等等。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尤其是禅宗更是深入到中国文化之中，不仅传播广泛，尤其对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起到深远的影响。
在其他方面如隐逸文化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也是重要一方面。隐逸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隐者精神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独特的元素，自古便流传"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山林".盛唐时期，"隐逸"也成为一种文化风尚。
不仅仅简单是一种闲逸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可以步入仕途的"登龙术".在王维那个时代，李白、高适、岑参、王昌龄等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目的之一是隐而为学，为入仕积累学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博得隐逸之名，为走仕途铺就路径。王维一生就曾隐逸几次，其中早期的"为学而隐"以及后期的"亦官亦隐"也都是受到当时文化风气的一定影响。
这是一个文化纷争又融合的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嬗变时期。三教的争衡不仅带来了盛唐的蔚为大观的文化繁荣，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文人的诗词思想中得到彰显，更为随之而来的宋明理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1.2 家世和性情背景
王维的人生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环境的重要影响，一受到整个大唐的感染，二是在其自身成长中更受到来自家庭的渲染。但以万物归宗的角度来看，其本身的性格特点才是其人生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至关因素。
1.2.1 家世环境
"中国文化有着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留品，而其他社会无之。"士大夫指的是一个阶层， 是战国时出现的一个概念而后存在于历朝历代之中。
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始实行，及至盛唐时代，已经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制度保障。士大夫阶层基本上是由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并且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概而言之，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这一阶层鲜明的特点是以"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 以"忠孝仁义礼智信" 为行为准则。同时在唐代，士大夫阶层对"孝"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完备的伦理要求和行为规范，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也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在"忠"上立志建功立业，力图做到忠孝两全。
王维出身于唐代河东的封建官僚家庭，《旧唐书·王维传》中有云"王维，字摩诘，太原祁县人。父名处廉，官位终至汾州司马，家迁到蒲，於是成为河东人。"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因王维兄弟王缙后居宰相，列出的五代谱系中显示，从魏孝文帝到唐朝，王氏一族在唐朝为五大姓之一，这种盘根错节的唐朝大姓家族势力对皇室来说都甚为忌惮。王维所在王氏虽为庶出并不显赫，但严谨的家风和门第之力仍能为王维提供传统士族修习教育和素养的条件。但是，士大夫与政治是血脉相连的，从本质属性上即决定了他们依附于政治和朝廷的命运，一旦政治昏乱或者与政权集团发生利害冲突，失败受伤的总是士大夫。不幸的是，时局不断变换，纵使王维儒家之梦其心可鉴，政治上的坎坷与求不得也使王维成为历史中不断重复着上演的"被动士大夫"中的一员。
在本身蕴藏天赋的前提下，这种阶层背景又给王维提供了能够更好发展的优良条件，使他从身份上受到影响，立志济世行于仕途，另一方面这也为他思想中带来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种天然的包容性，这也是他不能完全隐逸完全抛弃本来身份的其中一个原因。他的这种对统治阶级的天然包容性在随后的人生中既成为一种仕途坎坷的安抚剂，又成为一种欲罢不能的苦药。因此王维选择的半官半隐式的人生方式，一方面暗藏了本身政治理想的牵绊，另一方面也为他在这种半官半隐式人生路途创生了独特的领悟，带来无心插柳的妙处。
1.2.2 性情影响
德国思想家歌德曾在《歌德谈话录》中讲到"根据一个人的兴趣可以判断他的性格，根据他的性格，可以看透他的心。"如果说王维人生哲学的形成受到时代大环境的氛围影响和本身所处的阶层的影响，那么他自身的性格则是其思想形成的内在动因。性格决定命运，人从出生伊始无所谓命运，命运齿轮的真正转动开始于懂得选择之时，而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恰恰是他的所有选择的因果呈现。
清人赵殿成在作《王维诗集》时评价："其诗温柔敦厚，独有得于诗人性情之美，惜前人未有发明之者。"王维诗风或情感真挚，或静谧空灵，读王维的诗不仅能使人陶冶性情，更可在王维的诗中体悟到王维的性情之美：温润高雅，诚正重情，隐忍淡泊。王维爱好一切美好的事物，正是王维性情中的温润高雅使得自然间中原本常见的事物都成了美景，寥寥几片文字中都能让人读懂他生命中自然而然流露的细腻与淡美。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深夜独处、弹琴吟诵本是大多数文人生活中的平常事，但经王维应心而动，有了林深不知的疑问，添加了明月相照的妙趣，独坐之人有竹林的交互相映，弹琴与轻啸时有了如友人般的明月相伴，人与物经过王维心灵细腻与高雅的沁润在笔端写就成时光中的淡美，蕴含了心灵的高雅剔透。当真诗风的形成源自于诗心。
王维是家中长子，由于父亲早丧，很早就懂得自己的责任，少年后便为己为家在外漂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是情真意切的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王维友人众多，如孟浩然、杜甫、裴迪，如张九龄、裴耀卿、崔希逸，还有隐士、道人、和尚、居士等等，都有深交。苑咸，这个人不仅是他的好友也是李林甫的亲信，当其友有意提拔他却留下"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的诗句宛然谢绝，温润如他，诚正如他。王维重情更是在其大多数诗中皆有体现，在王维仅存的 400 首诗中仅友情诗就占了四分之一，如千古绝唱"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情义在王维身上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闪光的特点。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中说："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其义为为人方正，但却没有锐利的棱角割伤他人，别人有小过错，也不要去用言语割伤他的心灵；为人清正廉洁，又处事方面很厚道不会疾恶苛刻；为人率直，可是决不过于放肆，表达看法，要选择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有了光芒， 但是保持温润低调， 决不过于耀眼显摆， 否则伤害了他人的骄傲成了刺眼。这句话用到王维身上很是恰当。他有自己的感情抒发方式，既不会伤害他人的骄傲也以平和真挚的情感让别人会意，从而改变了他人的命运。如为卖饼之妻所作 《息夫人》；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唐代孟棨《本事诗》撰："宁王宪（玄宗兄）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晰，王一见属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云云（按即《息夫人》）。……王乃归饼师，使终其志。"王维在本有的故事中引经据典，平和自然的写出情感的曲折纠结，令人恻隐，息夫人的故情与卖饼之妻的真意，都经王维的所感所思情真意切的表达了女子不为荣华富贵所迷惑的志向。世事姻缘巧合，今日高堂之上名满京城的王维明他人之志竟一语成谶，映衬了数年之后乃至延及一生的自己的经世之心的深藏。
君子爱竹，王维更是钟情。竹之于王维，正如菊之于陶潜，梅之于林和靖，竹清高独立、洁白有韧性，以竹寓志在王维的诗中咏赞松竹的诗就多达 50 余首。
少年王维名满京华，一身豪情壮志，一心建功立业，然而在他最意气风发之时，现实捆绑了他的羽翼，贬谪，等待，被遗忘，等待，踌躇，等待，这些都不曾磨灭王维心中的经世理想。但王维亦是清醒的，相对其他不得志的文人学士，他在朝廷待的时间很长，他更明白君主的提拔和倚重多么的重要，得遇明君，才有理想实现的可能。
无论是曾经的年少时的积极进取，还是经年流转后的亦官亦隐，王维的心始终不曾变过，变的只是时事环境。他隐忍淡泊，游走于仕隐之间，在那里孕育倾洒自己的为政理想，在那里静静的享受命运给他酿的苦酒，正是这种洁白坚守使得王维在困顿的人生中都能演绎出命运之上的超脱和淡泊。大浪淘沙，历史中真正能有多少功成名就的人在历史风云榜上中镌刻上自己的名字，没能兼济天下，却能在漫漫人生之中深藏于心的人更值得人敬重，更让人记忆深刻。
1.3 人生经历及其思想发展
在儒、释、道合流的盛唐，作为文人思想也难免受到影响，这也使得其中很多人的思想既有共同的复杂性，亦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都是根据各家在其身上的显著特征而被誉名。王维身上有儒家积极入世的影响，有清净自然道家思想的影响，更有佛家般若、尤其禅宗自性解脱的影响。若说将王维的思想以儒释道进行明确的阶段性划分并不可行，更不正确。因为三家思想从进入王维人生开始，在王维以后的人生中就都存在，但又其一生履历曲折，思想在经历中确实有着不同变化，呈现出不同时期以不同思想主导的特点。
因此，概而言之：王维早期是据儒，怀抱经世济国理想；中期依道，游离隐逸；后期归佛，平和超脱。最后在经历安史之乱后，怀抱心如止水的心境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3.1 追步儒家--早年积极阶段
王维出身在官宦世家，生长于钟灵毓秀的蒲地，从其高祖王儒贤至王维父亲一代，均为朝廷命官。其父为官至汾州司马，其母崔氏亦是以礼法相称的大家之女，自幼便深受书香门第的文化渲染。在专制社会的中国，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学而优则仕，为官已经成为学子们不二的职业选择，仕途更是他们兼济天下的乐土。王维天资聪明，从小就受到儒家的正统思想教育，加上又身处大唐最为繁荣的时期，士人普遍具有积极乐观的求仕之心，王维也不例外。
王维十五岁即与其弟王缙离家去长安游学，以出众的才华成为王侯高门的座上宾，也成为京城诗人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可以显示少年时期的王维盛名京城，意气风发。王维在真正的入仕之前就表达了强烈的儒家兼济苍生理想，这从他早年大量创作的游侠诗和边塞诗就可读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四首《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一）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二）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三）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群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四）王维少年的这些诗中展现了盛唐少年游侠的豪气干云、英姿飒爽，更是表明自己兼济苍生的豪情热血。开元九年即 721 年，王维积极的参加考试中进士，任太乐令。那一年王维 20 岁，少年英气，洁白无瑕，他以为这是他济世愿望的开始，却没料到不久后在他最意气风发之时就被贬外放离开长安。
史海钩沉，历史长河中被流传下来的不一定是事实的真金，也可能只是掩饰事实的碎片。学者王从仁在《王维五考》中对对王维被贬原因的提出不同见解，认为王维被贬济州"是做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原因在于王维名满京城，性情、才华皆得高门王府欣赏，其中与岐王、宁王、薛王都有密切交往，与岐王关系更是颇深。岐王李范，是唐睿宗四子，玄宗之弟，其门下雅士能臣云集，颇得贤名。在君主集权大于天的封建专制社会，有政治就会有利益纷争，再浓的血缘关系也抹不掉因皇权威胁而起的猜疑，于是王维只是诸王利益相争倾轧减除对方羽翼的牺牲品，黄狮子舞案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笔者也认为此考察并非没有道理。
721 年秋天，唐朝千万个大案中不甚起眼的黄狮子舞案已经告一段落，身为太乐令的王维在这场人生意料之外事故中受到牵连，被贬济州赴任司库参军。承受着与自己理想的乐土渐行渐远的苦楚，王维离开了长安。他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他人生波折的第一场序幕，只是随之而来蔓延他一生的关于理想与现实、困顿与自由人生战斗的开始。
从年少热衷政途，经黄狮子案被贬济州，四年后辞官先后在淇上、嵩山隐居，后在 729 年归长安，现实的艰辛和时运不齐一点点的将王维的政途至于云雾之中，但王维仍旧在沉浮之中遵循着儒家先贤的教诲，在前途晦暗中坚持着对儒家之梦追寻。这段时间王维诗中虽有不平和归隐的想法，但总的来说儒家的积极思想占主导地位。
1.3.2 道家为显--中期游离隐逸阶段
王维一生存有儒家报国之心，但现实使王维的身上的思想色彩不断流转变化，王维受贬谪济州四年后即 725 年辞官，先后去了淇上和嵩山隐居，随后 729年回到长安，闲居长安内心仍抱济世之志，但更多出了几分对现实的惆怅和对政治的清醒。三十岁时妻子的离世对王维有彻骨大痛，心灵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后三十年一直无子嗣独身。735 年张九龄拜相，王维作《献始兴公》表达了"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的志向，被张九龄擢维为右拾遗。
张九龄的出任宰相和罢相是王维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是王维在仕途之路上苦苦等待的最后一株稻草，渴望可以因此重拾一片绿洲，再次经营自己的儒家之梦。
只是好景不长，张九龄罢相、李林甫粉墨登场，让他的政治理想间接地破灭，王维思想中对理想的执着和现实带来的困顿在这次强力的冲击下由冲突愤然转为平寂与安然。此后十年半官半隐。
王维在受贬谪后诗中如在《济州四贤咏》中对崔录事、成文学等人不为明主所识的抱憾，在《哭祖六自虚》中为友人祖自虚的怀才不遇倍感的悲痛，既是写人又是喻己。一方面仍抱守儒家的济世理想，继续等待重新出仕的机会，另一方面现实使王维真实的感觉到政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前路的渺茫，这一时期道家思想与王维的人生关系愈来愈密切，思想中的游离隐逸思想愈来愈明显。
王维与许多学道之人都有联系，在其作品如《归嵩山作》《赠焦道士》、《送张道士归山》、《漆园》、《游悟真寺》、《终南山》、《送方尊师归高山》、《送土尊师归蜀中拜扫》中，道家的虚静、丧我、物化等等思想频频出现，这种思想不仅是对在外身不能行儒家梦的事实性描绘，还反映出在内通过与物相融、消融自我以消除痛苦展现的这种闲适又游离的心理状态。《文心雕龙》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展现出来的这种文思意境，正是此时王维诗风呈现出的状态。王维不少诗歌中都展现了"与道相融""万物无争"的心境，如在《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一方面，王维用自己主观思想的无为思想刻画出客观世界的车马闲闲与流水有意的闲适景象，但另一方面诗中的主体又若隐若现般的贯穿在整首诗中，使整首诗展现出一种既真切直接又含蓄缥缈的姿态。在自然的动态与静态交汇中，诗人信手随意又精雕细琢的将自己与山川、与车马、与山中水流相融，游离、闲适、清新、淡泊皆在其中。又如《山中士弟》中的"山林吾丧我""不是老夫身"等等都是其中期思想的呈现。这种丧我，万物无争的体悟不仅使王维因仕途不顺而积累的不平失落得以舒缓，更使他的艺术创作更加成熟，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与道相融、气象万千的维间天地。
1.3.3 皈依佛家--晚期圆融空灵阶段
无情者至情，深情者至孤独。情之一字的牵绊，于王维来说感受会比常人更深更沉重些。王维心灵早慧，9 岁父亲早逝使他意识到自己于家的责任。31 岁妻子的去世，对于心灵的刺激很大，以至于随后的三十年一直独身。紧接着 38 岁时好友崔希逸去世，44 岁挚友殷遥去世，近五十岁时母亲的去世，好友亲人的离去不断的打击着王维的心灵。而 756 年，王维一生中的最大的磨难随着安史之乱的战火蔓延而来，玄宗仓皇入蜀，王维因来不及逃离被俘。被俘期间王维服药称病，但因名气大被拘于洛阳菩提寺，被迫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下狱。因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这一年王维 57 岁，已接近暮年。上元元年，王维转任尚书右丞，任期一年后，次年七月，逝。
一个人思想的发展与其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的，王维一生重情，有仕有隐，他的一生是一段漫长的与"爱"相关、"隐"字相间的曲折旅程。他爱人、爱理想、爱自由、爱世事万物，却也因爱而痛，因爱而困；他隐而为学、隐而为仕，又为仕而隐，为心而隐。"一生多少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这是王维后期对于靠向佛门禅宗的直接表述。佛说人生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求不得".这些苦，无论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还是爱憎不得的主观苦楚，都使王维自己饱受折磨。然而这种苦痛只能是人从主观上进行消除。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时最为鼎盛，八宗兴起。经过不断的与中国的道教、儒家思想的融合，佛教更加中国化，更加融入到人们的日常和思想之中。其中禅宗更注重强调人的自性解脱，突出自我意识、不假文字及 "渐悟"、"顿悟"、"妙悟"的观念。禅宗是一种社会化的宗教，强调入世，重视发挥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禅宗力主顿悟，不倡苦修为士人敞开了于凡尘间修行悟道的大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文人一贯的仕隐矛盾，打破了二者水火不容的状态。
王维举家信佛，其母更是师事北宗大师 30 年。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一文中写道："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受家庭影响使王维从小就对佛教耳濡目染，王维的字摩诘也出自重要的佛经《维摩经》，此经中的主人公维摩诘居士，是一位修行非常高的在家菩萨。王维如此取名字的缘因，也是为了表示对这位在家的大菩萨的敬慕和效仿之心。
佛教思想一直伴随王维的生活，更在王维经历生死爱离别之后，深入骨髓，不断参禅领悟解脱。据清代赵殿成的《王右丞集注》之《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一文中，叙述了王维与当时的名僧道光禅师的关系："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
"王维后又拜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高足荷泽神会禅师为师。据《神会语录》载，王维曾求教神会大师修养心性和求解脱之事，与神会大师反复参究佛经数日。晚年时的王维，更是过着僧侣般的生活。
佛教尤其禅宗使王维从根本上对爱、恨、生、死加以理解，之后再去执，对他们消融，放下。通过思想的转变给生命解压，给生命转向，也是给生命出路。
试想，如果王维一直苦究命运的时不我待，那他的人生只会是一场青丝成霜、生命成殇的挽歌；而王维没有，他不断对生命的理解，使得与失都在平和中转淡，以更珍惜之心在辋川别墅与朝廷中超脱行走，得以安然。只是诸行无常，王维逐渐安宁的人生再一次因安史之乱的烈火陷入颠簸中。被俘，受伪职，又在平乱后身陷囹圄，又平反。浮浮沉沉，最终在心如止水的境界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