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影响
云南陆军讲武堂被朱德称为“革命熔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讲武堂的办学对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影响，二是讲武堂出身的师生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其教育成效的体现。
第一节 云南陆军讲武堂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
云南陆军讲武堂对中国的近代军事教育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它的军事教育的特点部分显现出军事现代化的特征。
一、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特点
（一）招生的开放性
一是地域的开放性，一般的地方性军校，主要招收本地区域的学生入校学习。例如东北讲武堂，招收东北地区的学员及学生入校，服务当地军队；云南早期的军事教育学校（包括云南武备学堂、云南陆军小学堂等）都只招收云南籍学生。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建初期也只限于云南地区学生报考，随着讲武堂的发展、声望的增长，报考学员也多了起来，讲武堂由此扩大了地域的招生范围，开始招收周边省份的学生，后唐继尧在主政时期出于种种考虑，大幅拓宽了讲武堂的招生范围，全国省份、南洋华侨、甚至朝鲜、越南等地的青年均可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使讲武堂有了国际色彩。
二是职业背景的开放性。现役军官和社会学生均可。不止轮训现役军官，还面向社会招收 16-22 岁中等文化程度以上“品行端正、文理清顺、身体强健”的青年。招生范围广，但质量却有严格的标准，社会青年入校还要进行笔试和身体检查，择优录取。
（二）管理的制度性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管理制度是系统且完备的，有完整的机构设置、系统的的编制及明确的职务安排，规范的经费预算安排，全面的规章条例，成文的规定前后有《云南讲武堂试办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堂改订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务条例》、《云南讲武学校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内务细则》，从衣、食、住、行、学习、训练、精神风貌、礼仪礼节、风纪军纪等全方位的对学员生做出了要求，在什么情境场合提倡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违反了怎么惩罚都有明文规定，教职人员亦然。对于这些规章制度的引导和执行，讲武堂采用了值星的体制，在管理上是“层层节制、绝对服从”的，在校务管理上实现了人力资源利用的优化。
（三）课程的科学性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课程设置得较为科学，基本仿照日本军事学校的课程体系，但又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进。普通学课程既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学、伦理、历史、地理等，又要求学生掌握算术、代数、几何、化学等西方科学基础，讲武堂内还置有专门的实验室，以方便学生进行试验，同时还要学习至少一门外语，有英语、法语和日语可供选择。军事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即军事学理论课程和军事学应用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要分为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辎重兵科教授，每科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目，术业有专攻。在军事学课程中教授军事理论、军事技术以及军事能力，兵棋对策、战术实施等课程都意在培养真正能指挥战斗的军官。
（四）教学的先进性
教学的先进性指的主要是讲武堂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军事的先进性取决于军事技术和军事观念的先进性，讲武堂军事学教育所用教材、所受课程大都脱胎于日本军事院校，隶属于西方军事体系，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教学过程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武堂学科教范与术科应用互相对应，同时还大量进行操练、定期举行演习。讲武堂学生满足入校考核后，会完成入伍、普通学学习、军事学学习、见习、到军队任职（现役军官前两项省略）一体化程序，为了成为合格的能指挥战斗的军官，需从基层做起，熟悉军队，完成“列兵、军士到军官分阶段的全面系统的正规军事教育”,这种学校教育与军队实习交替进行的方式正是讲武堂教学知行合一的体现 .
（五）师资的国际性
云南陆军讲武堂师资雄厚，教职人员大都名校毕业，有来自京师大学堂的，有来自保定系军校的，有来自各地的武备学堂的，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拥有留学背景，留英、留法、尤其是留日经历。拥有留学经历的教官相较于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的军官，接受的是正规系统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掌握了前沿的军事技术和观念以及更为系统的军事知识。他们站在军事教学第一线，对学员生们倾囊相授、严格要求，使得讲武堂达到了很高的军事教学水准，培养出了一大批掌握近代军事学知识技能的人才。
云南陆军讲武堂招生的开放性扩大了生源的地域界限，使其声名远播，讲武堂的影响力也日渐广泛。管理的制度性使其校风严谨，基本属于军事化的管理，更适合培养军人的素质。课程的科学性与教学的先进性使培养出的学员生兼顾理论与实践，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拓宽了军事眼界。师资的国际性使得讲武堂积极引进外国优秀的军事教育模式，促进了中外军事交流。
二、云南陆军讲武堂对其他军事院校的援建及影响
（一）云南陆军讲武堂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民国时期最为着名的军事院校，是一所由国民党及民国政府创办的中央军校。1924 年 6 月 16 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成立，在黄埔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致开学词。黄埔军校校本部以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
黄埔军校设校本部，下面分设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事宜）、教授部和训练部（分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授与训练事宜）、管理部、军需部及军医部六部。黄埔军校发展迅速，“1924 年开学时为五百余人；到 1927 年 3 月，已发展到二万余人。他们来自全国二十六省，并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革命青年前来学习。不少师生成了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中的核心和骨干。因此军校曾被誉为国民革命的中心。”59后来还在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等地设立了分校，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黄埔军校这所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军校，在它的筹备之初就有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支持和参与。早在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时，被任命为校长的蒋介石电调原讲武堂四大科长王柏龄、林振雄、帅崇兴、刘耀杨先后入黄埔军校任职，还有许多云南陆军讲武堂出身的教官、毕业生先后到黄埔军校任职。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最初组织的官长名录中云南陆军讲武堂出身的教官毕业生有：高级官吏中王柏龄（原讲武堂教育长）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何应钦（原讲武堂教务长）担任战术总教官，林振雄（原讲武堂骑兵科科长）担任管理部主任；教授部及学生队中曹石泉（原讲武堂第十四期工兵科毕业）担任第二队区队长，严凤仪（原讲武堂第十一期步兵科毕业）担任第四队副队长；教授部中叶剑英（原讲武堂第十二期炮兵科毕业）担任副主任；徐成章（原讲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毕业）为特别官佐。60此外，根据陈予欢着的《云南讲武堂将帅录》
还有很多讲武堂出身的军官参与到黄埔军校的管理教学管理活动中。例如：万梦麟，讲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毕业，1925 起年任黄埔军校少校教官、战术教官等职；马崇六，讲武堂第十三期步兵科毕业，1924 年起任黄埔军校编译处编译官、入伍生部工兵教官、工兵队队长等职；王右瑜，讲武堂第三期炮兵科毕业，1926 年任黄埔军校训练部教官，教育副处长等职；王绳祖，讲武堂第四期炮兵科毕业，曾任讲武堂战术教官、监督，1924 年，应何应钦邀请任黄埔军校教授部高级教官、副官长；武海秋，韶关分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1926 年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部科员、第五期政治部总务科事务股股长等职……孙中山在黄埔军校致开学辞时提到“诸位教员有从外国学来的，有从保定学来的”,没有提到云南，云南陆军讲武堂到黄埔军校的任职人数确没有保定系人数多，因为保定地区本身军事学校数量多、沿革时间长。虽然没有保定军校影响那么大，但并不能否定云南陆军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援建事实。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模式参考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和保定军校，但实际上无论是保定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还是黄埔军校，主要的教育体制和办学模式都是从仿照日本军事学校而来，黄埔军校可以借鉴参考的是云南讲武堂和保定军校的本土改制后的模式。
（二）云南陆军讲武堂与云南航空学校
云南航空学校是由唐继尧为培养航空人才而创办的，1922 年，唐继尧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成立了由两个航空队组成的云南航空处，刘沛泉为处长，王狄仙、张子旋为队长，聘任华侨黄社旺、庄孟仙、司徒鹏为飞机师。同时在讲武堂内开办航空学校用以训练空军人员，生源多为昆明、贵州两地。同年 12 月25 日，云南航空学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学制为 3 年。云南航空学校从 1922 年开办到 1935 年结束先后办学 6 期，4 期飞行班，2 期机械班，共培养了飞行员、地勤人员二百余人61,他们都是高质量的航空军事人才。云南航空学校初办时期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共用一处校址，1922 年、1923 年云南航空学校的第一期、第二期学生编为讲武堂第十七、十八期生。他们同讲武堂学生一样都先需入伍接受军事训练，回到学校的课程均由讲武堂的教官教授，讲武堂的监督胡昭功同时兼任云南航空学校的监督。“云南航空学校可以说是讲武堂的延伸，是它的一个分支机构。航校学生毕业时拿到的是讲武堂的毕业证书，两校实际上是一所学校，因此航校的毕业生也是讲武堂的学生。这样，云南航空学校在当时被视为‘讲武堂内的飞机学校',由此成了全国第一所在陆军军事学校内开办的航空学校。”62后来，昆明巫家坝建立了机场，航校同讲武堂分开，云南航空学校才搬迁到巫家坝机场。 但 1932 年 10 月开办的第四期学生 30 人，“全部由云南讲武学校二十二期考选，因在武校已接受军事教育，进航校后，免除入伍训练，仍以第三期的飞行技术学科等教官继续施教。”
云南航空学校的开办成为云南省航空事业的发端，“云南之航空队为全国航空事业之先进前驱，而我航空队第一班毕业诸君则又云南航空事业之先进前驱，以全国军事上新兴之事业，西南国防上战备之利器，而我云南航空队与第一班毕业诸君乃具有此先进前驱之资格。”63云南航空学校还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兼收的航校，在中国封建思想制约下，唐继尧还能选送夏文华、尹月娟两位女学生入校，“而且特批了几名华侨学生和朝鲜籍学员李英茂、李春、张志田以及女生权基玉来校学习”.这种观念的开放在当时是及其不易的，也成为云南航空学校的亮点所在。
（三）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
1918 年 9 月，李根源在广东韶关创办韶州讲武堂，实际上属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分校。9 月 22 日韶州分校正式开学，李根源任监督，并致学生入学训词，“今日无学之民，不可以为国，尤不可以为战……知今日一国之民，不可以无学为战，则当知今日之军人，尤不可不日黾焉从事于学。为学之要，固非一端，而今日之所以为诸员生告者，不在多言，惟坚忍刻苦四字而已。……故必有坚忍不拔之概，而后有坚贞不屈之操，有坚贞不屈之操，乃能成坚苦卓绝之业，是在诸员生勉之而已。”64学生入学训词中提出了对学员生的要求，反复提及“坚忍刻苦”,这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校训是相吻合的，两校的军事教育体系也大致相同，在韶州讲武堂内任教的部分教官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师生，如许城国、张怀信、杨华、周兴泉等，所以学界一般把韶州讲武堂认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分校，这也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影响力的一种体现。韶州分校前后招生两期，第一期 347 人，第二期 512 人，共培养 859 人。65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这些军事教育特色都可以在在以上三所军事学校的办学中体现，无论是办学模式的借鉴、联合办学的资源共享还是师资力量的支援都深深影响了这些军事院校，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
第二节 云南陆军讲武堂对中国近代军事及政治的影响
云南陆军讲武堂出身的师生多服务于滇军，他们遍布各阶层指挥领导滇军成为“国之劲旅”.这些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抗日战争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保家卫国、奋勇作战，他们都受到过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熏陶与训练教育。
一、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与滇军
滇军脱胎于清末陆军第十九镇这支新军，基层军权已被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辛亥革命以后，“具有相对独立的，以云南人为主体，地方财政为支撑，并直接受命于地方实力派的这支云南军队”66,即为大家所说的“滇军”.这支军队由留日士官生蔡锷、李烈钧、李根源等主持训练，军队素质和装备为西南各省之冠。滇军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它的官方名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如护国军、靖国军、建国军、国民革命军等等。”
“清末的新军是滇军的前身，而清末新军向滇军的演化，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其中起了孵化的特殊作用。”67滇军这支军队初期是由十九镇的陆军和巡防营改造而来，云南陆军讲武堂最初的办学目的就是轮训十九镇陆军和巡防营的军官，所以，可以说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部分毕业生都是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陆军讲武堂直接向滇军输出了初中级军官，从而提升了滇军的整体军事素质。“由于云南讲武堂学生的军帽是红色，全省军队的军帽颜色也随之变改了。
由于军帽的颜色是红的，外省人称之为红头军，又称为滇军。”68可见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滇军关系之紧密，客观上也加速了地方军阀政权的形成。
滇军有四十余年的历史，其编制屡经变迁，在此以护法战争前后的滇军编制为例69:
（一）护国战争结束后滇军扩大编制的番号及其驻地（1916 年）
云南督军：唐继尧（讲武堂教官、监督）；第一师师长：张子贞（讲武堂第二期军事学教官）；第二师师长：刘祖武（讲武堂第一期军事学教官）；第三师师长：
张开儒（讲武堂提调）；第四师师长：方声涛（讲武堂丙班主任）；第五师师长：
庾恩旸（讲武堂第一期军事学教官）；第六师师长：顾品珍（讲武堂第一期军事学教官）；第七师师长：赵又新（讲武堂战术教官）；第八师师长：叶荃（韶关分校教官）。
（二）护法战争时期滇军编制及其驻地（1918 年）
川滇黔湘粤鄂豫陕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讲武堂教官、监督）；靖国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讲武堂第一期军事学教官）；靖国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讲武堂战术教官）；靖国军第三军军长：庾恩旸（讲武堂第一期军事学教官）；靖国军第四军军长：黄毓成（讲武堂教官）；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讲武堂提调）；靖国军第六军军长：方声涛（讲武堂丙班主任）；靖国军第七军军长：
刘祖武（讲武堂第一期军事学教官）；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韶关分校教官）；佽飞军团长：龙云（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
（三）顾品珍班师驱唐后滇军编制（1921 年）
云南北伐军总司令：顾品珍（讲武堂第一期军事学教官）；副司令：张开儒（讲武堂提调）；第一混成旅旅长：赵燧生；第二混成旅旅长：杨池生（讲武堂第三期步兵科毕业）；第三混成旅旅长：杨希闵（讲武堂第三期步兵科毕业）；第四混成旅旅长：杨如轩（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毕业）；第一支队队长：蒋光亮（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毕业）；第二支队队长：范石生（讲武堂第三期步兵科毕业）。
（四）唐继尧倒顾回滇后滇军编制（1922-1926 年）
第一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龙云（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第二军军长：
田钟谷（讲武堂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后为唐继虞（讲武堂教官）；第三军军长兼迤东镇守使：胡若愚（第五期步兵科毕业）；第四军军长兼迤南镇守使：李选廷（第一期步兵科毕业）；第五军军长兼迤西镇守使：张汝骥（讲武堂学员队队附）；挺进军司令：吴学显。
从上述部分可以看到从 1916 年-1926 年间，除赵燧生、吴学显两人外，其余滇军的高级将领全部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出身的。所以，讲武堂是一所主要服务于地方的军校。早年间滇军的高级将领由讲武堂的教官担任，随着时间流逝，高级将领转变为讲武堂毕业的学员生来担任，这也说明，讲武堂培养的毕业生是能满足现实军队各级军官需要的。
二、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影响
云南地处边疆，近邻缅甸、越南，彼时两国都已成为英、法的殖民地，云南实际是与英国、法国势力相连。当时，法国修建了越南到云南的滇越铁路，还掠夺了云南七个府的矿产开采权，英国也觊觎云南已久，蠢蠢欲动。而此时，清廷对这些侵略性行动却无能为力、自顾不暇，政府官员们忙于敛财、无所作为，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使云南人民感到“内巩国基，外御强敌”的迫切，为革命起义做好了思想基础。1906 年 11 月，同盟会云南支部在东京创办了《云南》杂志，此杂志是为了“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宣扬国家、团结、公益、进取、冒险、尚武、实业、地方自治、男女平等等价值观念，号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70这些宣传促进了云南人民独立意识的觉醒，使云南成为发起革命运动的重要省份之一。
云南同盟会会员有许多都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根据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的公开资料显示：第一期至第三期 48 名教职员的政治倾向为同盟会员 17人，革命分子 12 人，倾向革命者 8 人，政治态度不明朗者 11 人。同盟会员们在讲武堂内宣传民主革命的精神，讲武堂内很多教官、学员生受此影响，在讲武堂内就建立起了同盟会的组织，平时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据朱德回忆，“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云南革命的据点就转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当时，清政府当局已发觉讲武堂革命活动频繁，数次对讲武堂进行搜查，想要解散讲武堂，时任讲武堂总办的李根源极力周转调解才使学校幸免于难。那时，担任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的蔡锷对革命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1911 年，讲武堂教官不少在云南新军中兼职，讲武堂毕业生先后到第十九镇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为云南辛亥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6 月，丙班二百余名学生被分发到云南陆军十九镇的各个步、骑、炮、工标中去入伍，这些学生深入到标营中去和士兵生活在一起，向士兵进行宣传革命思想工作。讲武堂第一批提前毕业的学生一百人中有十八人被派到蔡锷部下当军官，他们顺势就于所在军队对士兵们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其中很多新军士兵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原本的阶级属性使得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制剥削有着强烈的抵触，加上旧式军队动辄打骂和克扣军饷的行为，更加重了这种不满情绪。讲武堂毕业生对症下药，深入到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革命的种子渐渐地在军队普通士兵中播撒开来。2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云南是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省份之一。“10 月 27 日，以张文光、刀安仁和刘弼臣为首的腾越（今腾冲）革命党人，在讲武堂乙班毕业生彭蓂、李学诗、和朝选、方涵、刘德胜等的支持下，发动武装起义，光复了腾越，成立了滇西军都督府。”
7310 月 30 日，革命党人在昆明发动了“重九起义”.当晚，在城外北校场由李根源率领新军七十三标在发动，南校场巫家坝由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发动。讲武堂学生积极响应，同时陆军小学的学生以及李经羲的卫队，也都响应起义。在蔡锷的指挥下，起义队伍很快出发攻打城门，附近的炮兵第十九标也受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全标参加了起义。张开儒亲自率领讲武堂学生开城门迎起义军，并配合新军第七十四协等部攻下云南总督署。蔡锷和李根源饬令各部队“不得妄杀一人，不得妄取民间一物”74,保持严整的军纪。“不久，大理、临安等地的新军同时宣布起义。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11 月 1 日，云南军政府成立。”75重九起义中，讲武堂在校和分发在部队中的毕业生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在昆明重九起义的影响下，驻临安新军中的讲武堂毕业生何海清、盛荣超等人于 11 月 1 日推举七十五标教练官赵复祥（讲武堂战术教官）和临安开明士绅朱朝瑛为临时统领，发动起义，光复临安。昆明“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地方政权，建立了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参议员院长兼军政部总长，讲武堂教官殷承瓛任参谋部总长，唐继尧、刘存厚任参谋部次长，韩建铎任军务部总长，张毅任军务部次长，李日垓任军政部次长。一批原讲武堂教官分别担任作战、谍查、编制、兵站等各部部长。
辛亥革命胜利后，本应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了，其复辟了帝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抗，云南首先起义讨袁。“丙辰之难，共和不绝如缕，云南介在边陲，独奋然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起兵护国，共和再建。曾未逾岁，擅国者乱法，动干戈于邦内，于是又有靖国之师。”
1915 年 12 月 25 日，唐继尧、蔡锷等联合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接着进行护国讨袁战争，而后许多省响应云南首义，形成护国运动，云南组成护国三军，武装讨伐袁世凯。第一军出兵川南；第二军进攻两广；第三军留守云南，并负责后援，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护国军的第一、第二、第三军总司令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均为讲武堂教官，各军参谋长、梯团长、支队长、营长以上 69 人中，讲武堂师生 59 人，占 85.5%.“及辛亥光复，讲武堂生尤与有功。……自辛亥以来，国体三嬗，云南以贫瘠阻绝之地，尝先天下以卫共和，当时同堂之人，莫不援甲以赴难。”77可以说，讲武堂师生是护国战争的中坚力量。“然自护国之役以来，将士阵殁近千人，夷伤者尤不胜计。”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很多军士将官牺牲了，其中就包括许多讲武堂出身的军官。
据李根源记述，“今计教官之中，或勤国事，或会他故，亡者已有七人。诸生死于援黔、援川、援藏与护国、靖国之役者至百余人。青简未湮，碧血将灭，省其姓名，不知涕之何从也。”讲武堂师生不仅参与推翻了专制统治的清政府，为建设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贡献了力量， 还进行了援黔、援川、援藏等军事行动。
朱德、叶剑英、龙云、唐淮源、寸性奇、王甲本等讲武堂的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奋战，为促进民族解放贡献了极大的力量。讲武堂不仅对近代中国产生影响，还为周边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培养出了杰出的民主革命斗士。这些都是对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育成效最直观集中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