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发展
由于受到当时经济发展环境条件的限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日渐重要的科技创新活动引起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使得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因素很难解释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学家们都意识到技术变迁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作为首个被提出的创新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其为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熊彼特经济思想的继承者提供了研究基础，他们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和发展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分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和以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这两个分支统称为新熊彼特主义。
2.3.1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创新经济学
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并不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简单演绎，或者说简单地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理论框架套用在技术创新理论框架上，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上世纪 70 年代后，经济学界和政策界的热点研究问题逐渐转变为研究分析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进步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重点其实就是技术创新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运行规律和行为准则。技术进步理论的研究重点则是衡量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时，世界经济形势发展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很多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不仅不再增长，还在不断的下跃，与此同时少数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日本）的经济却在不断的持续增长，出现这样的经济发展现象，使研究技术创新的经济学家们都意识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使其加大了研究力度。他们在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研究和总结，其中以门施等人的周期理论、弗里曼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和卡曼等的市场理论为代表。
研究技术创新理论主要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以技术进步为变量解释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阶段其实质就是通过统计学来解释经济增长，将经济学和统计学相互结合起来，利用统计出来的经济部门的历史数据加以实证分析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原因。罗伯特·索洛24于 1957 年发表的《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在柯布·道格拉斯研究的生产函数上加以改进，他认为技术水平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相反其是运动变化的，由此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此方程体现出来技术进步是促进年经济增长的因素。索洛在分析产出增长型技术进步的模型中假设技术变量项的边际替换率不变，只是增加或减少给定投入的数量从而引起产出的不同，并由此得出的生产函数为：
Y=A（K,L）其中 Y、K、L、A 分别代表产出、资本、劳动和技术水平。
通过索洛推导出的经济函数形式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其研究是通过收集美国 1909-1949 年间私营非农业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数据，根据其数据的变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1909 到 1949 年间，每人每小时的总产量增加了一倍，其中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量占总产量的 87.5%,资本投入增加量引起的产出量占总产出的 12.5%.据此，索洛得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也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索洛的观点是技术能够带来创新收益，但技术也受到外部性、非独占性等市场失灵因素的影响，由此，能够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来促进技术创新的迅速发展。根据其研究结果，他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该模型用来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技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保罗·罗默25（Paul.Romer）于 1986 年提出收益递增增长模型。该模型中罗默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这与传统的收益递减模型完全不同，其强调技术进步是知识积累的结果，由此推出知识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在罗默看来，知识也是有区别的，可以简单地分类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能使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规模收益，其实就是所谓的经济外部性，简单的说就是一般知识引起经济的外部性效应。专业知识却能产生经济内部效应，因为专业知识是个别企业家或发明家独有的，独一无二的专业技能，由于其独特性使个别企业利用其专业优势发展其他企业不能够创造的新技术，个别企业利用该技术进行创新活动生产新产品，从而获得垄断利润，为其提供研究与开发新技术的基金和内在动力，使其产出得到快速增长。罗默认为知识作为一种内生经济变量，知识本身能够产生递增收益，同时它也会影响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投入的递增收益的产生情况。技术本身具有其独特性，这就决定了它是一种公共品，众所周知想要研究一种新技术的费用极其昂贵，但是一旦这种新技术产生出来并且投入市场加以利用，这时候想要复制它就很容易，因此其复制成本很廉价。这就使得知识积累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技术扩散研究。埃德温·曼斯菲尔德26提出的技术推广模式代表了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技术进步的扩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而不是技术进步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如何将技术进步的成果在部门间进行扩散就是经济学家们的热点研究课题。
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推广模型主要是研究对技术创新理论的模仿和守成。所谓模仿就是说当一个企业采用一种新技术来拓宽本企业的发展模式时，其他的企业会以其为学习的旁样，也相继利用这种新技术来进行创新活动。而所谓守成其实就是在个别企业采用新技术后，其他企业保持其原来的产业结构不变。在此基础上，曼斯菲尔德提出了模仿率的概念，他认为模仿率就是一个企业采用新技术后，其他企业相继采用这种技术的速度。这种模仿率其实质就是一种新技术怎样在本部门进行推广，又怎样被其他企业利用的关键因素。曼斯菲尔德提出技术推广模型就是为了研究一种新技术的采用到这种技术的推广所需要的时间，由于技术的不同，其推广时间也不相同，就是说模仿率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又可以通过对技术推广模型中的有关因素进行分析和估算来解释。
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推广模型的假设条件均是建立在纯理论的基础上，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可以说他的技术推广模型是一种理论化模型，其研究的技术推广也是建立在部门内部的推广，并不是整个行业的推广。现实情况是技术的推广往往并不局限于部门内部，很可能是整个行业间的推广，或者更广泛的推广，例如在整个经济社会环境中都可以进行的推广。
2.3.2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国家制度创新
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中也注意到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这种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受制度学派的影响，认识被局限在制度学派的传统观点中，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创新理论。
索洛模型中索洛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了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研究，而罗默建立的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型中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而且其认为技术进步是知识积累的结果。由此看出，索洛和罗默对技术进步的研究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研究增长途径的思维方式。假如技术水平的不同能够引起各国生活水平的高低差异，而技术作为可生产的要素，那么大家不禁提问国家有是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呢？怎样利用新技术或者怎样扩散新技术？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引起人们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考。
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利用熊彼特创新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和微观经济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技术创新。英国的经济学者弗里曼作为技术创新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是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弗里曼作为技术创新的经济学者，其理论观点是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强调科学技术政策能够有效的刺激技术创新，并且提出了相关的政府政策来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力鼓励技术创新。根据弗里曼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引起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考，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在熊彼特经济理论中关于制度创新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们利用制度创新的观点解释了美国等国的经济增长现象。制度创新经济学家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其实就是革新经济组织的形式和经济管理的方式，例如创新的提出股份公司制度、工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均属于制度上的创新。而这种制度创新引起制度变革的产生，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就从另一个角度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英国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弗里曼在 1987 年研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现象后，总结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得出国家创新体系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弗里曼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把公共和私有部门和各组织机构共同组织起来，形成统一管理的管理系统，通过其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其活动来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广泛开展，并加强改进和扩散各种新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大的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重点分析的是技术创新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绩效之间的关系，其强调的是国家制度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国家创新体系其实质就是把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各种组织机构为了共同的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机制，其将创新作为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弗里曼把激励创新的制度机制和外部环境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在 1993 年研究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与地区的国家制度体系后，特别是在研究了知识经济后，纳尔逊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他强调现代国家创新体系特别的复杂，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复杂多变，再加上政府的各个相关机构和各个大校与研究机构等等机构的相互影响，就使得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复杂化。纳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态受各国之间不同的产业组织形式的影响，促使各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各有不同，不过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国家创新体系，其主要的职能均是优化创新资源，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