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 新 兴 的 工 商 人 类 学 （ businessanthropology）。
工商人类学是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商业领域中的应用，是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研究解决商业管理的实践问题，以及对经济人类学应用性的广泛推广。正如田广、罗康隆所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显然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扩大，甚至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工商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工商人类学在国外已经有相对完善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学家在市场研究、消费者行为、产品设计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优势已经体现，以人类学家为核心的商业顾问公司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按照田广、罗康隆的定义，“工商人类学是经济学、人类学与工商管理的新结合，对企业文化、组织变迁、产品设计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提供咨询和建议”.同时，“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也在商业上得到更广泛的应用”.[18]（ P. 224 -255）一方面，经济人类学已经 “走出纯学术讨论的纸上真理”,被广泛应用到现实实践； 另一方面，应用人类学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也还在面对着学科内外部的挑战。人类学家参与作为相对强势一方的 “市场”、 “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是否涉嫌参与了对 “消费者”的进一步盘剥（ 甚至参与 “新殖民”） ,但是从积极的一面看，工商人类学 “除了能够帮助分析消费者文化以做出决策，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工商人类学也能够帮助调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之间由文化引起的冲突”.[19]（ P. 82）近年来国内的工商人类学实践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教学科研方面，田广教授和周大鸣教授主持编写的工商人类学教材的出版、相关课程的开设，2012 年国际工商人类学大会在中山大学的召开以及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等；[20][21]
另一个则是实践层面，有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基础的研究团队的形成，如“青年志”; 也有人类学家对于企业管理者的文化咨询。[21]（ P. 8）
三、从宏观到微观： 反思、整体观、跨文化比较。
如前所述，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点在于经济与社会的嵌入，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正如萨林斯在 《石器时代的经济学》的新版序言里所说： “经济活动不再决然独立，而被视为文化序列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经济活动是具体生活形式中，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的物质描述。”[22]（ P. 1）同样，把西方与非西方做理性与文化的对立也显得不合时宜，萨林斯强调了一种不把“文化”教条化的文化经济学，以及整合了人类学优势的 “人类学的经济学”.[22]（ P. 7）现有的经济人类学本土化的努力往往是以某一领域为线索---如民族经济、农村经济，而不是以主题和理论框架为线索； 而经济人类学的优势，正如萨林斯所倡导的，是用人类学的观点和优势来看经济现象，无论这一现象是在民族地区、汉族地区、农村或城市、现实或网络。
反思、整体观和跨文化比较一直是人类学的学科优势，正如陈庆德所说，“经济人类学在其深层本质上一开始就把对人类本质实现的关怀、和对人类发展方式的反思，包容在了自己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人类相异性的研究，来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的。”[4]（ P. 90）在已有的本土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里，“经济”或 “经济发展”往往是研究的线索和脉络，“文化”的描述更多的是作为附属的一种说明。而如何把 “经济”纳入到更为广义的 “文化”的框架下来理解和讨论，既对经济现象和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又在文化层面上进行抽象和总结，并在跨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得以提升，则是经济人类学面临的新挑战。
（ 一） 主流经济现象反思。
张小军的一系列研究是将 “人类学的经济学”贯彻始终的突出成果，对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观念进行了挑战和反思。在对 “私有化”和 “市场化”的反思中，从人类学记载的关于市场交换和再分配的原初逻辑出发，论证了经济学所定义的 “市场”、 “产权”、 “自由主义”、 “计划经济”等概念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之争，产权合理配置秩序不应仅以自由市场和计划市场的 “两端论”为简单参考标准，产权改制应该综合考虑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如何配置公有产权和个人产权的最优状态。[23]（ P. 1 -12）在对市场的反思中，张小军提出了广义市场的概念，通过对自贡盐业市场的分析展示了经济市场、社会市场、文化市场、政治市场和象征市场的相互作用、相互借力、相互生产和相互转换，指出在某些特定的市场情况下，经济市场甚至只是政治市场和社会市场的附庸。[24]（ P. 48 -59）而对复合产权和象征地权的研究中，更是将产权和地权放在更广义的国家、宗族、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讨论复合产权的存在以及象征资本间的转化。[25][26]
石瑞 （ Charles Stafford） 对经济学习的研究则通过两个家庭的对比来说明知识习得与经济实践之间的关系，并论证历史因素、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因素都会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极大地扩展了作为经济参与和决策者的个人与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产生关联的理解。[27]
对于财富的理解和分析更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国外对于中国新富阶层的研究，以及财富对于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甚至是财富焦虑都给予了很大关注。[28]High 在蒙古牧民中的研究展示了金矿开采对当地牧民财富观及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29]本人的研究是在神秘经济 （ occulteconomy） 的背景下分析了福、运、命这些本土观念如何塑造着乡土社会对于意外财富的理解。[30]
何清颖的作品则提供了一种剩女经济背后的文化解读①，指出了家庭结构性变迁的错位与女性主体性崛起冲突的更深层根源； 朱天谱②利用一则征地纠纷的个案想要表达的是，除了普遍认为的经济利益，在征地纠纷背后，常常被忽视的是 “颜面之争”,这一 “颜面之争”的背后是将 “土地”这一不断被边缘化的资本转化为“屋”进而构建富人身份的努力。袁栩③的研究则通过对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有恒产者有恒心”、 “安土重迁”等中国传统里关于财富及地产的观念来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 “重买轻租”的心理机制。这一系列研究都提供并不断扩展着一种 “经济的文化观”,把经济问题放在更广泛的文化框架之下并对主流经济现象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人类学解读。
（ 二） 跨文化比较： 以腐败为例。
跨文化比较一直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优势，通过他者来反思自身更是人类学的立身之本。在这一层面上，现有对相关经济人类学主题的研究借鉴西方理论框架的多，进行文化比较的少，在文化比较基础上对自身进行反思并以此与西方学界进行对话则更是少之又少。这种跨文化比较的优势一方面在于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来加深对某一专题的理解，同时，以中国为个案的分析也帮助构建更为完善的人类学理论体系。阎云翔的礼物研究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他不仅将中国礼物的 “单向流动”与 “无需回礼”与人类学家得出的礼物交换的普遍模型相对立，还将中国的孝敬与印度的檀施放在中印文化的子系统中进行考察，进而挑战西方人类学礼物研究中的普遍性原则。[31]（ PP. 232 -249）本文则试图在一篇近期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腐败的文章与另外两篇关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腐败现象的文章的比较基础上，试图扩展和反思我们对于腐败的文化理解。
腐败，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权力的滥用；核心的原则，是交换。与将腐败看做经济、法律甚至政治问题的相关学科不同，人类学对腐败逻辑的研究可以包括腐败产生的背景、行贿和受贿人的应对策略以及相关反腐运动的效用分析。而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腐败则又可以包括关于腐败的文化观、道德伦理问题以及腐败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表现及变迁。在用人情视角来讨论我国的腐败行为的文章中，柯珠军和岳磊把腐败行为从 “权钱交易”这样一个政治、经济、甚至法律的问题，转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文化面向。这篇文章的观点认为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运行的是人情的逻辑，包含了 “有义务地给予-有义务地接受-有义务地回报”这样的人情往来“过程”.通过这一分析，一方面体现了在腐败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腐败行为---作为两方交换-协商的过程，而是遵循了 “需要回报”的人情逻辑。在这样一套逻辑下，我们可以发现，首先： 中国的贿赂行为可能很少是一次性的，往往是多次的、往复的人情关系； 再次， “公事公办”与人情社会的本质性矛盾可能会使很多人、尤其是官员面对一种 “如果不收受贿赂就没法建立起正常的社会关系”的压力。从这一意义上看，在中国社会下，“人情”原则是做人的根本，甚至要先于 “职业伦理”---即对权力的合理运用，腐败行为的根源就不仅仅是经济诱惑、法律漏洞以及权力滥用那么简单。
而在斯大林晚期时代的苏联，如海因岑（ James Heinzen） 所论述的，物质短缺以及获取这些资源的特殊能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 比如法官和公务员） 是腐败产生的大背景。对于国家的普遍不信任和资源分配的不平均使很多人参与到贿赂的行为之中，对于法官的贿赂往往是希望解救因种种情况入狱的家人。同时，人们对行贿和受贿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分，受贿的被认为是吸血鬼、是需要被惩罚的，而行贿的人往往是弱者，以至于杂志上会用漫画以及其他的方式来向公众说明行贿和受贿一样是要受到惩罚和制裁的。在苏联，贿赂也是一门艺术，首先的重点是要知道贿赂谁---那些看起来需要钱的； 其次要研究 （ 本文的主要是研究案例是法院的工作人员） 哪些工作人员有可能会收受贿赂，从他们的弱点、性格以及工资水平来判断，同时也需要“第六感”,看哪些人会比较容易卷入其中。同时，贿赂的中间人也很重要。海因岑的文章主要是从代理人这个角度去分析贿赂，贿赂行为被看做是一种主动参与的、国家的权力与民众需要之间的交换。当然在贿赂中必然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但是行贿者也把行贿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工具性需要。[33]（ PP. 389 -412）后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一样，如沃纳 （ Cynthia Werner） 所描述的，礼物、贿赂和商品之间的差别并非那么泾渭分明，甚至在语言层面都有与不同场合不同数目的礼品相对应的特殊词汇，比如嫁妆、彩礼、给亲家的礼物、去别人家做客的礼物、给新生的孩子的礼物等等。这一文章的背景是 1990 年底发展组织在全球 （ 包括哈萨克斯坦） 进行的反腐运动，这一运动认为广泛发生的腐败会严重威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作者在对礼物文化分析的基础上，尤其是礼物和腐败之间并不明晰的界限，提出了对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反腐运动的反思： 首先，这一运动到底是为了减少社会不公，还是仅仅为了保护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 作者更倾向于后一种，因为在美国似乎并没有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反腐运动。
尤其是，通过 “反腐”,这项运动似乎是给跨国公司找到了合适的借口省掉了学习他们不熟悉的商业运作的麻烦； 其次，作者提醒要注意反腐可能出现的未预结局，比如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鼓励了巫术对少数人的指责等等； 最后，尤其是当礼物交换是文化的核心部分的时候，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反腐运动与当地人对礼物和贿赂的界限原本就存在不同的理解，很有可能收效甚微，而这场运动如果针对那些原本就认为是不道德的交换 可 能 效 果 会 更好 （ Werner,2000: 11 -12） .[34]（ PP. 11 -12）在跨文化对比中，我们发现，腐败的策略、运行机制甚至文化观念都有很多相似的逻辑。而在讨论中我们尤其发现在中国这一背景下，首先，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腐败从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资源交换的机会。人情与地位、权力等资源相比，是一种看似更为平等的资源。即使一个人可能并不富有或位居高位，但总还是有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来找到“可以为自己办事”的人。从这一意义上说，“腐败”的可能性甚至给弱势的人提供了一种同样获取稀缺资源的机会和可能，或至少在幻象上的正当性。其次，与哈萨克斯坦一样，在中国的文化中，腐败和人情往往难以区分，界限也并不清晰，以至于对腐败的宽容度非常之高，并且腐败并不会承担过于严苛的道德谴责。与腐败相关的底线往往是 “腐败可以，事办了就行”. “拿钱办事”成为道德底线，甚至有时候 “不拿钱”反而会导致更多的焦虑。而掌握关于 “腐败”的艺术---送红包、送礼、参加各种宴会---甚至成为完成目标而必须获得的社会技术。
〔参 考 文 献〕
〔1 〕理查德威尔克 （ Richard R. Wilk） 着，朱宇晶译。 经济人类学的主题 [C]. 人类学经典导读，2008: 149 -170.
〔2 〕陈庆德，郑宇。 经济人类学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2010,（ 01） .
〔3 〕施琳。 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06） .
〔4 〕陈庆德。 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 [J]. 云南社会科学，2000,（ 2） .
〔5 〕许婧。 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历程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2010,（ 01） .
〔6 〕赵巧艳。 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述评与展望 [J]. 广西民族研究，2013,（ 01） .
〔7 〕陈庆德，潘春梅，郑宇。 经济人类学 （ 修订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8 〕吕俊彪。 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当前面临的问题 [J]. 广西民族研究，2003,（ 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