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 （Friedrich Frobel,1782-1852 年 ） 说：国民的命运如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父母是家庭的支柱，而母亲由于其独有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在家庭中的不可替代的角色作用。如果说家庭装备、经济收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等是一个家庭运作存续的物质条件的话；那么，与女性或母亲相联系的母爱、责任、价值观念、综合素质等就是一个家庭的精神资源，它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成长、未来人口的质量、社会管理成本的高低以及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等公共事务。因此，塑造母亲，关注女性，不单单是为了提高女性地位，消除男女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意义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意义。
一、女性家庭角色对人口质量的影响。
1. 母爱是决定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基础。
任何新生命的诞生都是由母体孕育成长的，因此，一个母亲育子无所求，爱子无条件，无私无悔，任劳任怨；子恋母情结天然铸就，享母爱哺育本能需求。一个人可以没有富丽堂皇的家居，可以没有一掷千金的潇洒，也可以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生经历，但不能没有母爱。“一个儿童的幸福的必要条件，首先在于他们要有一位足以称道的母亲。”
充裕的母爱，有助于未成年人形成健康的人格和体魄，在未来人生路上才能够经受各种磨难，对生活和事业也充满信心。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受到母亲无限宠爱的人，一辈子都保持着征服者的感情，也就是保持着对成功的信心，在现实中也经常取得成功。”
2. 责任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然生育现象的朴素认识，而养儿重教、助子成才则是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念。教育改变命运。如果说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本质是靠天吃饭的话；那么，由现代科学技术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对劳动者的要求则是资本和技术。拥有这两大要素，必会在市场经济海洋中如鱼得水。
技术的拥有靠教育，靠对劳动者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培养。人们可以没有现实的物质要素，但可以通过一定的智力投资拥有一定的文化和专业技能，可以使自己成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人力资本。因此，助子成材，家长责无旁贷。所以，表面看来，教育投资是一种耗费，实际上是对稀缺教育资源的争夺，是购买了一个远期且无风险的收获。当然，在今天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和劳动力供给总量绝对过剩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就业难，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也难以摆脱就业难的压力。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不具有一定专业要求的技术技能，其行业选择范围将更加狭窄，岗位竞争压力会更大。
3. 母亲的内在素质是影响一个人整体素质的源泉。
“江山是银，母亲是金”.母子亲情的原因和女性性情的细腻、温和，使得母亲的综合素质对子女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
首先，性情禀赋。有关教育人士分析，人的教育，尤其是在心理、性格、求知欲、上进心等内在素质形成上，其四分之三来自家庭教育。一般来说，父亲在家庭中对子女的影响作用在于其家庭角色的社会属性，家庭的经济收入、外联关系、社会地位等与父亲的能力联系更紧密一些，在子女心目中这些直观的、可见的“物质因素”也往往与父亲形象等同，父亲以刚直、强悍的形象特征成为家庭的物质力量；而母亲则以柔韧、贤淑、慈爱的禀性在为家庭尽其所能地创造着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承担着家庭的无形负担，成为家庭的精神支柱。通常说，只要母亲没有倒下，一个家庭就不会瓦解或散架，子女也必是幸福的，是说当生活遭遇重大变故或挫折时，母亲的精神支撑力就成为维持一个家庭及其子女正常健康生存的重要因素。反之，如果一个母亲在生活压力来临之际而抛家弃子自寻出路，所导致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破裂，更主要的是对未成年人幸福的剥夺。所以，一个女性或母亲有没有姣好的容貌、出众的才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不能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忍辱负重的品格、勤劳节俭的风尚、宽厚仁慈的胸怀，这些与个体生命联系一起的性情禀赋，是一个家庭昂贵的精神财富，子女的对其享用，必会对其健康性格的形成、完美人格的塑造、综合能力的提高等方面产生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在子女今后人生旅途中起着永恒的榜样激励之作用。
其次，信用意识。从西方发达国家文明发展史中可以肯定，私有产权、法治和信用是支撑西方大国商品经济顺利发展、生产力持久进步的三大杠杆。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市场、法治、信用，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由于我国封建制度历史悠久，自然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信用制度的确立缺少必要的土壤和条件，而在整个社会已被纳入市场轨道、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的今天，信用作为道德范畴的软性机制，其完善与作用依然显得滞后与不足。没有整个社会全体公民自觉守信，形成一致的习惯力量，信用危机就在所难免。所以，诚实守信，一诺千金，应是每一个人的做人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市场秩序正常运行、法律效力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是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三，道德品质。家庭是未成年人接受道德教育的第一场所，母亲是子女接受道德教育的第一任教师，有什么样的家庭道德环境和道德范式引导，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公民的道德品质。母亲正直高尚的公德意识，如爱护环境、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文明的行为举止、积极的人生态度、极致仁爱孝道之心，等等，是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公民道德力量的源泉。
二、女性家庭角色缺失的后果。
1. 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一个国家如果科技文化不发达，那一定是他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如果社会风气不良好，则一定是他们的家庭教育出了问题！”[6]
母亲家庭角色缺失的现象并不罕见：夫妻双双出外打工经商，让未成年人留守家中；无业的母亲错把麻将桌当作职业，日夜酣战，而置孩子于不顾；市场经济的风险、经济利益的限制，又往往使母亲目光短视、患得患失，将子女必需的教育、医疗等消费放弃；夫妻反目，家庭破裂，由此导致的后果必然是未成年人的非正常生存方式：农村田间艰辛劳作的孩童，手工作坊里的少年打工者，城市街头的花季流浪儿，收容站、少管所里的未成年人，等等，其中对青少年伤害最大的是由家庭破裂而导致的母亲作用的缺失。“据有关部门统计，1950-1959 年，青少年犯罪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 20%.但，1979 年以来，不断上升，保持在 70% 左右，1986 年青少年犯罪占同龄人口比例的 12.5%,占刑事犯罪总数的72.5%,1987 年则达到 76.8%.1990 年全国青少年犯罪总人数为 82万，2000 年至今青少年犯罪更是一路攀升。”[7]
2. 对社会经济效果的折损和社会管理成本的增加。
家庭精神资源的缺失，未成年人在不够健康的家庭环境中熏陶成长，势必导致未来社会风气败坏，经济发展效率产生某种程度折损，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等后果。权钱交易，既是对法律尊严的公然挑衅，又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直接引致债务不被尊重、合同难以执行的信用危机；充斥众多领域的“潜规则”,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而且破坏了社会公平，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则成为众多家长向未成年人灌输对别人充满戒备、同样骗别人也心安理得的消极人生观；“红灯停、绿灯行”,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耳熟能详的儿时歌谣，但随着我们的成长其实践意义却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群体无视交通规则的补救举措只能是政府加大经济上的投入：红绿灯、斑马线、过街桥，无济于事，交警、协勤、电子眼，重复设置；海洋赤潮、湖泊蓝藻、“伪劣产品，治安恶化，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等归根结蒂还是人的不合格的副产品”[8].当然家庭教育的不当不能说是造成这种“人的不合格”的根本原因，却是导致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
三、塑造母亲，开展女性研究，应是高等教育的必设课程。
首先，塑造母亲，就是精心打造母亲的家庭角色，完善母亲的抚养教育功能。长期以来，我们视母亲角色和母亲的家庭作用为完全的私领域的“家务事”,“生儿育女从根本上说不是私事而是公事，是为社会不是为自己”[9].如其说母亲是一个家庭角色，倒不如说是一个不带薪的社会职业。生儿育女，从生理到心理的抚养培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是随便任何一个人就能胜任的，因此，将“母亲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体系之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在不断尝试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打造这一长远而基础工程。美国重视利用演讲、讲座、研讨等形式对家长进行辅导；德国则设有“双亲学校”,对家长进行系统的家庭教育方面的教育；巴西政府从提高结婚质量入手，要求青年男女在结婚前就要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知识；在我国台湾省，对家长的教育列入成人教育行列，注重利用各种条件和形式来培养家长们教育子女的态度、能力与方式，并且已经开始重视在学校教育中系统规划家庭教育课程，安排青年学子修习“职前”的家庭教育科目；我国近些年在这方面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又一步，2000 年 4 月华东交通大学成立了母亲教育研究所，各种形式的家长学校作为新生事物在许多地市不同程度受到公众欢迎，而时下数十座高校开设的“女性学”课程则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女性生存活动的规律，旨在强调男女不平等是长期历史文化建构的结果，“母亲教育”则是“女性学”研究的另一视野。
其次，塑造母亲，就是重视女性的社会作用。人类史上长期复杂的文化建构过程，使“女不如男”的思想陋习依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女性在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和压抑。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地位的提高前所未有，但对女性实际性关注却尚差甚远，过分追求表面上的“男女同工同酬”、“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盲目蛮干的狂热情绪上，而母亲对子女的基本抚养义务竟被荒唐地挤出正常的百姓生活，由此产生的是让我们整个社会长久饱尝了由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改革开放后，追求“高分数”成为学校、家长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教育目标，教育的“育人”功能被“只要考上大学”的终极愿望完全替代，岂不知，如今有多少高等教育机构既不重视“教书”,更不强调“育人”?!曾几何时，大学之间相互竞争的唯一标尺是论文的等级、课题的数量！“讲课只要不被学生赶下课堂即可，重在科研”,如此愚蠢、悖德的言论是多少大学会议场所领导对其教职员工的反复教诲？！在此办学方向引导下，别说女性教育，即便是传统的学科教育也难尽其责。
多年以前，作家北野通过在不同国家所见到各类不同的年轻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曾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民族的较量实际是年轻女人的较量，父母把好的道德品质给子女，这就是民族未来的命运。所以，塑造母亲，关注女性，就是成就民族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黎明 . 道德的沦陷 [M]. 北京 :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35.
[2][3][6][8][9] 王东华 . 发现母亲 [M]. 北京 :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3,285,1,31,31,27.
[4][5] 黄仁宇 .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1,32
[7] 李昶 . 青少年犯罪成因及预防之浅见 （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