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入的理论框架。
1、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
社会排斥理论起源于欧洲，1974 年法国拉诺首先提出社会排斥概念，经后人延伸，是指社会公民没有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布查德特，1995）。社会中不同地位的人都可能会被社会排斥，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可能位于社会排斥的不同向度上，社会排斥具有多种形式，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和社会排斥（吉登斯，2001）。目前学术界关心的是处于社会的中心还是社会的边缘，也就是在主流社会的里边还是外面，中心边缘学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社会中心的边缘就是被社会排斥者（托瑞纳）。
社会排斥的主体可以是身体素质、资源分配上的弱势群体，例如残疾、流浪者、精神病患者等，也可能是因为社会活动参与不足，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普通公民，在性别、民族、文化程度、收入等方面受到排斥，这些都属于社会排斥的主体。按成因社会排斥分为功能性和结构性排斥，功能性社会排斥是因为自身身体缺陷而处于被排斥状态；结构性社会排斥是因为制度设计、风俗习惯、民族文化原因带来的结构分层，我国主要受结构性社会排斥影响，这种政策本身具有导向性作用，农民工一方面由于教育程度有限承受功能性社会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原因承受结构性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框架是研究弱势群体的有力工具，它对弱势群体进行的多重边缘化进行解释，揭示社会排斥的机制和过程。目前，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仍处于城市边缘，社会融入有利于解决这种困境。
2、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理论。
社会融入是独立于社会排斥的领域，社会融入是世界范围概念，学术界对“社会融入的意识”基于以下理论：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社会融入理论”、基于社会公平社交的“社会融合论”以及基于市民化视角的“移民融入论”.“社会融入”伴随“社会排斥”概念引起学界关注，基于社会参与的社会融入是通过社会的力量帮助资源困乏、有困难需要帮助的群体，帮助他们消除社会歧视。Rodgers（1995）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制度设计影响着社会排斥模式，Rachel Merton 等认为社会融入对社会成员心理层面有重要影响，会影响个人工作的发挥。社会融入最终要实现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角色认同。社会融入概念为社会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社会融入对社会排斥发挥着积极作用，是社会政策的保护伞。
二、中国农民工社会排斥研究范式。
城市农民工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等生产生活活动的非城市户口人群。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状况，不仅影响着农村建设，也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村人口转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农民工是现代社会的缔造者，另一方面农民工经受着社会排斥，无法参与到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应有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没有产生对城市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社会边缘化问题。中国农民工社会排斥理论包含以下特点。
1、户籍排斥现实存在。
大量研究将社会排斥归结于户籍制度。Rodgers（1995）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制度设计影响着社会排斥模式，我国的户籍制度让进入城市发展的农民工刻上农民身份。苏昕认为农民工公民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例如户籍制度，户口是身份的象征，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住房、社会保证、教育等资源，当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相关制度给予支持，不可否认户籍制度带来了身份歧视，不利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农民工工作积极性发挥。
2、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李斌（2002）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是无法享受应有的权利，孤立无援而又无法改变现状。随着农民工代际更替，以80 后和 90 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父辈面临更多选择，他们远离土地，初高中毕业后来到城市，对城市生活更加认同，留在城市的意愿更强，对城市的了解增多，使他们对社会排斥的敏感度增加。王春光（2010）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过程存在三种张力：一是政策的“逐级化”调整与他们对渴望城市生活的张力；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向往与他们自身城市化的张力；三是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落实之间的张力。
3、消除政治排斥动机较低。
西方社会融入理论主要对移民融入进行研究，从不同角度描述移民进入新国度后的融入过程。西方国家公民对政治诉求高，尤其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投票权视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消除政治排斥受到国家重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欧盟社会发展联合会提出首先满足个体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诉求；其次发挥志愿者作用，全面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再次提供培训教育机会，提高服务水平；最后对社会融合项目进行有效评估。
在我国，农民仍处于政治边缘的地位，农民工群体总体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俞可平把农民工称为“新移民”,认为新移民促进社会制度变迁和结构优化，党和政府无论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都要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利，推动民主政治。陈旭峰（2010）等通过对山东泗水县的 73 个村庄 1314 名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受经济因素影响最大，其次是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对政治参与意愿影响最小。
三、中国农民工在社会经济中融入路径选择。
社会排斥是多维度交互作用的结果，不采取措施及时处理，会形成一个问题怪圈，引发更多社会问题，例如制度缺陷，得不到应有的培训教育，会导致就业无保障，影响经济收益，缺乏话语权，无法享受社会福利。唐钧（2002）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规则造成的，社会政策可以通过修改规则，促进社会公平。
1、从管制型治理到整治性治理转变。
虽然我国实施城镇户籍管理制度，但二元户籍制度仍未破除。户籍制度废除不是一时之需，长期治理才是关键。不能盲目将城乡二元结构转为一元结构，农民工既拥有自己的土地，又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社会保险，同样会造成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对地方政府而言，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市场准入”,变通城市户籍制度（陈邓海，2012）。
我国出台相应政策解决农民工子女社会排斥问题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社会问题，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促进社会稳定有巨大作用。农民工社会融入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系统整合的的结果，需要同步提升各方面因素，才能促成社会发展。
2、通过全面社会政策构建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
刘建娥（2010）从欧盟社会融入政策视角，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利用欧盟社会融入指标、原则开展农民工社会融入行动。我国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与欧盟移民融入问题有很大差异，目前我国社区定义、发展不完善，不能以社区为主导力量解决社会排斥问题，我国农民工社会排斥仍需采取“自上而下”的解决方式，确立“社会融入”政策，促进决策过程中的市民参与，从宏观上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
周林刚（2004）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在城市和农村中，农民工身份定位不同，在城市生活中出于社会底层，承受社会排斥，但在农村他们是“有见识”的人，在同乡的羡慕中获取优越感。长时间制度隔阂，制约农民工心理发展，与城市产生隔阂，容易感到焦虑和不安，丧失自尊心和自信心。
3、以社区和学校为平台，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
社区介入和社会工作，社会排斥和贫困问题应注意“预防”为主，而不是事后治疗，预防的重要措施就是社会介入，建立伙伴关系。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业性服务在社会融入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社会服务信息，与弱势群体进行沟通，提供资源，能够改变那些被排斥人们的生活状况。
媒体是引导公民认知的直接渠道，也是构建融入性社会的依据（钱文荣，2006）。李培林（2007）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较低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而产生消极社会态度，反而具有积极社会态度，主要原因是农民工以农民为参照系，对目前生活呈现满意趋势。因此，增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沟通，打破思想壁垒，在社区中共建友好协作关系是社会融入的重要部分。
四、总结。
回顾有关农民工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农民工社会融入既受社会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又受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在理论研究上，我国学者呈现多层次多视角理论成果，既有微观，又有宏观，涉及众多领域，经济层面包括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居住情况等，从物质基础出发；社会层面包括农民工社会交往、文化娱乐；心理层面包括对城市的预期和现实态度，这些理论有助于社会排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推进社会融入。
目前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宏观政策、制度层面，缺乏对社会排斥前因机制研究，忽略因果之间的整体联系。例如忽略对融入外的其他进度，农民工社会融入不仅仅是社会排斥的瓦解，更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着社会发展方向，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互动过程，城市的接纳和农民工意愿结合。其二，农民工内在差异性影响社会融入进度。农民工跨年龄、跨时代的变化，差异性越来越显着，要深入群体，了解他们不同的心理状态和需求，今后的研究要在农民工代际基础上展开。其三，目前社会排斥、社会融入理论都是基于国外理论发展形成的，缺乏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对于西方社会排斥、社会融入理论，我们既要吸取养分，也要杜绝照搬，加强相关领域本土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彭华民：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一个欧盟社会政策的分析路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 徐丽敏“:社会融入”概念辨析[J].学术界，20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