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问题。
经济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以及经济人类学研究取向的界定往往要回溯到那场着名的 “形式主义”与 “实质主义”大论战。[1][2][3]这一论战的核心议题始于 “西方经济学工具是否可以用于 ‘初民’社会研究”,而论战的双方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在一方认为 “人类学家认为不同的文化需要用各自的本土语汇来理解”,另一方 （ 偏向经济学家） ,“期望建立适用于所有文化的一般行为模式”.[1]（ P. 151）而在民族志基础上的这一理论争论的核心焦点集中在“理性”、 “稀缺”、 “最大化”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是 否 可 以 用 于 非 西 方 社 会。以 波 兰 尼（ Polanyi） 为核心的实质论者认为，对理性、稀缺和最大化的理解是多元和丰富的，并不具备普适的标准； 而在形式论者的反击中则大大扩张了最大化 （ 比如最大化不仅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包括权威、地位、爱与安全） 、理性以及稀缺的内涵。这场争论最后变成了认识论之争---包括讨论科学是归纳性的还是演绎性的---而结果是虽然没人再争论到底应该采取 “形式主义”还是 “实质主义”的立场，但是如威尔克所说，双方的观点都被听取了。[1]（ P. 151 -157）“形实之争”从主题上大大扩展了对 “经济”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从观点上 “形式主义”和 “实质主义”变成了经济人类学分析谱系上的两极，即使之后出现了不同理论框架来分析经济现象，“形实之争”所开创的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理解 “西方经济学工具是否可以分析非西方社会”,以及 “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是怎样的 ‘嵌入’、‘整合’、‘制衡’”,继续主导着经济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
经济，如陈庆德所说： “意指人们为控制生产、消费和衣食住所的循环流通而构建起的社会关系。……经济学并非经济。”同时， “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所干的事； 是与有关经济的思想有关联的一种分析模式”.另一方面， “经济是一种生活的模式； 它描述了人们为了自我的再生产而组织产生、消费和财富的流通。因此，经济学家并不具有对经济研究的专利权”.[4]（ P. 87）经济人类学对经济的研究最初是从生产 （ 再生产） 、流通、交换、消费这四个方面展开的，之后扩展到了对于市场的反思，尤其是在商品化、全球化、现代化等新的经济条件背景下对经济现象甚至经济学的主流观点的挑战和反思。同样，经济人类学的领域与研究范围也在极大的扩展，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农村经济转型、国家干预项目、世界体系等宏观视角，也对性别、劳动力、货币、移民以及食品体系等一系列经济现实与社会问题进行研究。[3]（ P. 5 -12）而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思更是西方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涉及到货币、市场包括后共产主义市场发展的比较和分析、消费、财富与金钱、正式与非正式经济、知识经济、人口流动等等。单从主题上来讲，似乎经济人类学涉猎越来越广，任何与经济相关的主题都可以作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话题。
但是无论背景如何改变，经济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她的产生和发展仍旧植根于对经济学观点---作为对经济现象的主流理解---的反思，以及对人类经济现象的独特视角。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的与经济相关的现象总是千差万别，但经济人类学一直致力于思考的核心问题并未被完全舍弃，这些核心思考也仍旧是很多西方人类学家研究的起点，那就是： 西方体系下的经济学理论、针对经济现象的基本假设是否是普适的？ 对非西方社会是否适用？ 包括由此所衍生出来的研究问题，如统一的市场是否冲击、改变甚至摧毁了非西方文化？ 即使在形实之争逐渐销声匿迹之后，学者的这种反思并未停止，而是在民族志的基础上试图解答经济---或某种经济形式---在何种条件下嵌入到社会文化之中的； 传统意义上的 “经济现象”又与更广义的社会文化 （ 包括亲属制度、仪式、宗教、习俗） 如何相互作用，以期达到对经济现象的更为多元和深入的理解。
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经济人类学可以反思和挑战具有某种 “霸权”、甚至变成某种 “常识”的经济学假设和理念 （ 比如理性人） 是否有失偏颇，另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实体内这种理解是否反而会事与愿违，有悖于社会发展的规律。
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一直面临着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如何结合及理论介绍多田野实践少、研究范式转变以及学科整合、民族经济学与人类学的有效融合等问题，以及如何面对更为现实的经济发展的需要。
西方经济人类学的立足点在于对西方经济体系的反思，理论发展以人类学的核心理论进步为依托，更多的是在不同主题层面上所积累的不断深入的对相关经济现象的理解以及不断刷新和挑战主流的视角，无论是针对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还是经济危机的出现。同时，西方的经济人类学家也不仅仅满足于在小型社区验证、挑战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而是希望通过人类学收集的资料，包括在初民社会所分析的最核心的关于 “经济”的理解，来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由 2008 年经济危机所衍生出来的对风险和贪婪的研究、市场与社会的断裂以及对“债”的深入分析来颠覆传统经济理论中债务体系的合法性，并成为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理论支持。
很多学者都在不断思考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而经济人类学对于主流经济发展的这一核心反思，在中国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中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探索。本文将在探讨国内经济人类学发展的路径基础上来讨论人类学的三大核心优势，即 “反思”、 “整体性”和“跨文化比较”如何可以在研究与经济相关的问题时更好地凸显出来。
二、本土研究的三种路径。
（ 一） 民族经济。
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突破性进展是以陈庆德和施琳以 《经济人类学》命名的专着相继出版为重要标志的。[6][11]（ P. 59）陈庆德在 1993 年的文章里就已经提出民族经济学是在 “经济学与人类学的融合”中产生的学科，更把形式主义、实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经济学中重要的三个学派进行介绍。[12]（ P. 18）陈庆德认为，在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背景下，要以 “人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为其研究起点，把传统经济学对物量指标的考察同民族文化特性及其社会目标选择的研究集为一体，而成为融合多种学科内容的新兴边缘学科”.在这一路径之下，民族经济学首要研究的，是 “不同民族经济体生产与交换每一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之后才能处理发展的问题。[12]（ P. 23）他指出：（ 民族经济学） 需要借助于人类文化学关于不同民族行为，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业已获得的研究成果，运用其对民族生存环境的分析，来理解不同民族经济体的历史性。同时，它又通过自身对民族经济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使人类文化学对于人类社会组织的氏族、部落、民族等范畴的认识更加深化，丰富了前者对民族特点及性质问题的认识，扩展了它们对民族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及规律的研究范围，并使之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基础上。[12]（ P. 24）施琳也同样认为，与美国经济人类学相对的，“中国学者独立地发展出了与其研究视域近似而 理 论 依 据、学 科 体 系 不 同 的 民 族 经 济学”.
[13]（ P. 86）经济人类学的中国化首先应该是民族学的中国化，是与各民族和民族区域的丰富田野材料基础上兼容并包，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结果； 同时，在将美国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的比较、融合的基础上找到适合中国民族发展实践的中国经济人类学说。[13]（ P. 87）杜倩萍更认为施琳的 《经济人类学》“首次将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 “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均为民族学 （ 或人类学） 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们在研究范围上有诸多重叠交叉的部分，但在研究方法上有诸多相通之处”,经济人类学在民族经济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14]（ P. 103）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民族经济学成为经济人类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阵地。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民族经济， “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计方式、生态发展、资源开发、地方特色经济与市场要素的冲突和矛盾”为主要主题，在民族地区的生计问题、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民族旅游、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等问题上都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6]（ P. 60）同时，“陈庆德教授在早期对经济人类学发展历史与理论沿革有所介绍后，转入了实用性研究，随着文化产业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致力于对人类学中心词 ‘文化’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开发与研究，其引领下的一大批人共同提出了‘文化资本’、 ‘文化商品’、 ‘文化经济’等概念，并发表了 《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实质与意义》等一系列文章”.[15]（ P. 22 -23）这一以民族经济为主体的本土化取向一方面与国内人类学的民族学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早期经济人类学者的民族经济学背景密不可分。
在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之后，民族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比较和融合还是存在很多难以弥合的挑战，如范小青所总结的： “一方面，民族经济学仍然是一门经济学范畴内的学科，它采用的理论、方法、研究视角完全是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更多的学者认同于经济学的学说，而对文化视野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人类学处于一种隔阂或者排斥状态”.另一方面，“经济人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稚嫩时期，其独特的研究与显着的作用并没有凸现出来，对于以解决民族地区实际发展问题为目标的民族经济学来说，经济人类学无疑是一门还 不 能 提 供 较 好 策 略 与 方 针 的 边 缘 性 学科”.[15]（ P. 23）同时，“尽管民族经济学为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理论贡献，但由于学科自身的理论基础较为单薄，研究方法缺乏创新，因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呈现出一种/ 单一的平面垦殖状态致使其研究/ 纵深不足”.
（ 二） 农民/农村经济研究。
在对经济人类学本土理论史的追溯中，往往会以费孝通先生的 《江村经济》作为标志，认为这部着作 “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先河”.[6][8]费先生 “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重点探讨了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同时分析了导致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和存在问题”,在调查方法和研究结论上都有重大贡献。
而施坚雅的经济区域论、黄宗智对于华北小农的研究、阎云翔的礼物交换研究、 《金翼》《银翅》续篇等等着作都对于农村经济的独特运作逻辑、农村社会的生存与延续，以及农民的价值、文化、信仰进行了深入翔实的研究。在韦小鹏、徐杰舜和张艳的对中国乡村人类学发展的回顾性文章里，他们认为乡村人类学的新发展在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回访/重访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的以来的乡村都市社区研究以及 20 世纪 90 年 代 以 来 的 参 与 式 乡 村 调 查 研究。[16]（ P. 49 -51）在这些新发展中，突出的特点为：
一是借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二是抓住特定时期某一社会焦点问题来展开调查与研究，三是探讨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在乡村社区中的文化意义。[16]（ P. 49）在这一路径下，对于经济人类学的传统主题，如货币、商品、礼物，包括市场对农村社会的冲击等核心问题都有相当数量的成果积累，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生计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核心的问题有最基本的把握。庄孔韶教授总结了乡土人类学研究的五种视角： 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汉人家庭家族制度、农民的心态、信仰与认同、回访等。而对经济人类学视角下的农民研究，庄孔韶教授总结道：
人类学的农民研究不只是关于宗族和家族形态成因的学理问题，也包括农民社会系统和全球化进程衔接的未来问题。消除农民的不满除了考虑农民道义经济的底线、调整农业发展政策以外，保持和契合小传统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发展线索将排除文化替换的不得已的、生硬的努力，这是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最为痛苦的文化转换历程。人们遗憾地看到，在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乃至文化冲击下的农业社会，无数青年人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根基。[17]（ P. 8）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农民、农村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的中心主题，小农经济、道义经济、道德经济等概念更是农民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概念。但是中国的乡土社会研究往往自成一体，综合性的民族志也往往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元的因素或者以乡村社会发展、扶贫脱困等为主题，经济人类学的有关议题并未作为明显的线索来组织相关讨论，而在讲到经济人类学中国化的时候这一部分研究成果也往往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