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有识之士发起小说界革命，鼓吹"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原本被称为"末流"、"小道"的中国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借此启蒙主义的思潮，西方的侦探小说因其所包含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先进思想，受到知识阶层的瞩目，加之当时传媒、印刷、出版业飞速发展，为侦探小说的移植提供了绝佳的创作土壤。作为舶来品，近代侦探小说经历了一个从翻译外文作品到本土化模仿、创作的过程，它具备着近代小说转型期诸多典型特性，因而颇有研究价值。
西方侦探小说的出现本与近代城市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的出现打破了农耕文明时期自给自足、封闭式的群落结构。城市是开放的，它聚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脸孔，人群不断流动，整日忙碌，物欲横流，渐渐催生了混乱、不安全感。在耀目的霓虹背后，存在着罪恶的暗影，侦探小说所聚焦的罪案正是在这一舞台上展开的。小说的主角--侦探，游荡在城市里，捕捉着稍纵即逝的讯息，对城市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无比熟识。同时，近代城市中出现的某些先进器物、技术，被用于作案，或者侦查之中，这使得侦探小说中布满了近代都市元素与符号。
中国的近代侦探小说亦是在繁华大都市--上海诞生的，因而上述几点在近代侦探小说的创作中均有涉猎，并且带有浓郁的本土化特征，由此来观照近代侦探小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通过文本梳理、分析，放在大时代背景之下挖掘近代侦探小说中的都市元素，探究其中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及其对小说自身的影响。对近代侦探小说与近代都市的关系做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阐述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与作用，并且尝试为近代侦探小说研究拓展一个新的视角。前人关于近代侦探小说与都市元素的研究大抵放在对近代侦探小说兴起背景的原因分析中，很多显得比较简略，缺少一定详尽细致的分析研究，这正是本文想要发挥与拓展的一个研究空间。通过阅读大量的近代侦探小说文本，作家资料、史料，把握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小说文本为核心，考察其中都市文化的符号及其意义，并参照一些西方侦探小说的研究手法，尝试对本土侦探小说创作做出一些具有新意的解读。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侦探小说首次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可追溯至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在"翻译小说"一章中，他较为详细的描述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之盛，分析了侦探小说在二十世纪初叶风靡的原因。早期的还有范烟桥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论及了"翻译小说"与"侦探小说",介绍了当时的基本情况与名家程小青的创作。
新时期，在一些通俗文学谱系的学术专著中，近代侦探小说都占有一席之地，因其立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学形态，受到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范伯群的《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史》、袁进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对近代侦探小说的发生、传播、演进、艺术特色、文学价值都做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接着，侦探小说开始从文学史框架中走出，出现了以侦探小说这一类型文学为核心的学术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曹正文的《世界侦探小说史略》，黄泽新、宋安娜的《侦探小说学》，任翔的《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这些著作开始勾勒侦探小说历史脉络，做出一套较为系统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侦探小说也做了详细说明，为研究本土侦探小说提供了资料基础与崭新的视野。
关于侦探小说的研究论文也不断涌现，主要有一下几个着眼点：
1.近代侦探小说与翻译文学，从翻译角度寻找近代侦探小说的贡献，分析兴起原因：
李德超、邓静《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源》，张萍《侦探文学在中国的两次译介热潮及其影响》，张昀《论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之原因》。
2.近代侦探小说家的单个作家研究，或近代侦探小说期刊研究：
杨绪容《周桂笙与清末侦探小说的本土化》，班柏《民国期间的侦探小说期刊群》，华东师范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燕《晚清侦探小说研究--以四大小说杂志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2002 年硕士学位论文朱定爱《论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兰州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于敏《论孙了红及其反侦探小说创作》。
3.近代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对传统叙事手法的突破与对西方技巧的借鉴：
杨剑龙《论鸳鸯蝴蝶派侦探小说的叙事探索》，东北师范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李艳葳《晚清域外侦探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时间叙事模式的影响》．
4.近代侦探小说与传统公案小说的比较，分析近代侦探小说身上残留的公案小说痕迹，分析两者的差异性：苗怀明《从公案到侦探--论晚清公案小说的终结与近代侦探小说的生成》，武润婷《论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和演变》．
5.近代侦探小说的文化解读：上海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杨春华《清末民初现代化过程中的侦探小说研究》，刘为民《论白话侦探小说的新文学性质》．
第二章 近代侦探小说概述
第一节 城市兴起与西方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在西方被称作"Mystery Story"或"Detective Story",是欧美通俗文学的重要一支。故事围绕侦破案件展开，例如凶杀、绑架、盗窃、抢劫、诈骗等等。罪犯与侦探是这类小说的两大核心人物，罪犯犯下疑案，侦探则在警察束手无策之时出场，利用超群的智力调查案件，破解谜题。侦探小说属于探险探秘小说的门类，早期的哥特小说与犯罪小说与它关系密切，其后出现了间谍小说、警察小说、悬疑小说等分支子文类。侦探小说多布局精巧细致，情节波谲云诡，悬念跌宕抓人，推理缜密严谨。
自 1841 年，美国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 Poe,1809-1849）在《葛雷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上发表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谋杀案》
（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到英国作家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Doyle,1859-1930）的"福尔摩斯"系列大放异彩，再到名家辈出，名作不断的"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经久不衰，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不断追捧。
侦探小说为何在19世纪中叶兴起？这正与席卷欧洲的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
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技术革新使得工厂规模扩张，原有的村镇逐渐壮大，新兴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人们构筑了现代的制度与文明，它的建立象征着秩序的建立。吊诡的是，城市又成为了骚乱的根源。起初，城市的形成需要集聚大量人口，于是人们背井离乡，不断向大城市涌去。与狭小的、封闭的农耕群落不同的是，现代城市是一个广阔的、开放的工业社会，全新的生活形态意味着价值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宗教力量对道德的约束力不复强大，人与人之间关系逐渐走向疏离，甚至断裂。忙碌的流水线上，人们从事着机械单调的工作，面对的却是城市中变幻莫测的图景。
每日你可能遭遇川流不息的人群，数以万计陌生的脸孔，但你无法知晓一个擦肩而过的人的来历，更无法判断他的意图，这其中或许潜伏着某种危险，因而丧失信任，时时警惕他人。便利的交通，快捷的通讯加快了物资与信息的流动速度，短时间内成为大量财富的集散地，金钱构筑了舒适安逸的新生活，也诱发了种种贪欲与邪念。同时，城市的多维度空间为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纵横交错的街道、喧嚣的市中心以及死寂的郊区，庞大复杂如迷宫一般的城市地图，罪案可能在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中发生。
城市自身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动荡不安，社会两级分化加剧，贫富不均；工业污染，环境恶化；人口膨胀，空间拥挤等。种种混乱的情形为人们埋下了犯罪的因子，犯罪率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上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在英国内务部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着"[1],1805 年至 1842 年的 37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刑事罪案的数量增加了 6 倍，其中"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财产"罪，而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全英国这比例几乎是 1:660"[2].
从中看出，虽然现代司法体系、警察制度随着城市的建立逐步完备，但犯罪事件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侦探小说家们正是站在城市的阴暗面汲取了大量现实素材，所以他们笔下的城市即使霓虹耀眼也依旧蒙上了一层晦暗的调子，如同钱德勒描绘的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逃，有人试着去抓他。在那千般罪行的夜里，有人垂死，有人伤残，被飞来的玻璃割到。在方向盘前被撞死或死伤在巨轮下。有人挨打，被抢，被勒脖子，被强暴，被谋杀。有人饥饿、生病、厌烦，因寂寞、悔恨、恐惧而绝望、气愤、残忍、狂热、泣不成声。一个不比其他都市差的都市，一个富有、活跃、充满自尊的都市，一个失落、破败、充满空虚的都市"[3].
城市仿佛永远处于秩序与混乱相互角力的漩涡里，当大都市乱象丛生、人心惶惶之际，侦探小说的出现正契合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心理。在科学发达与理性昌明的年代，侦探小说崇尚勘察现场，搜集证据，利用缜密的逻辑推理侦破案件，侦探无一不是实证主义之风的践行者，他们受惠于城市文明的新兴成果，具备超乎一般人的知识储备与科学的思维方法，他们运用五花八门的现代技术破解一桩桩令人费解的悬案，指纹鉴别、密码破译、精神分析等等，使得严刑峻法或怪力乱神式的问讯不复存在。侦探小说中主人公总是维护法律，扫除罪恶，运用理性对一切诡秘、狡诈、邪恶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令其回归常轨，它能打消人们心头的忧虑和恐惧，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慰藉。侦探小说的核心理念象征了秩序的复归，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如此的混乱如麻。但有一样东西倒是谦恭地维持着它的经典美，那就是侦探小说……我要说：侦探小说在遭到蔑视之后，它现在正在拯救一个乱世的秩序。这证明，我们应该感激它，侦探小说是立下功劳的"[4].
从这个角度来看，侦探小说一个古老的文学母题--"罪与罚"的现代书写，罪恶最终得到惩罚，这个母题在代表西方文学源头的诸多圣经故事与希腊神话中均有涉及。侦探文学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一个"探罪"的中间环节，而对于"探罪"的推理过程正是诸多侦探小说的关注点所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
"这种文学所表现的罪犯狡诈、机警、诡计多端，因而不留痕迹，不引人怀疑；而凶手与侦探二者之间的纯粹斗智则构成冲突的基本形式。关于罪犯生活与罪行的记述、关于罪犯承认罪行及处决的酷刑的细致描述已经时过境迁，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的兴趣已经从展示事实和公开忏悔转移到逐步破案的过程，从处决转移到侦察，从体力较量转移到罪犯与侦察员之间的斗智"[5].所以，侦探与罪犯的对决，不仅仅带给人们一种正义的抚慰，更带来了智力上的挑战。如何从纷繁的线索中抽丝剥茧，直到找出真相，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独到的趣味性是其他类型文学无法比拟的。
综上所述，侦探小说正是都市文明的产物。清末民初，侦探小说值西风东渐之机，远渡重洋，登陆中国，成为域外翻译小说中的一大"舶来品".虽说是"舶来品",但其后本土侦探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却植根于近代繁华大都市--上海的兴起。
第二节 上海开埠与近代侦探小说的诞生。
1842 年，清廷鸦片战争战败，被迫与英军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口岸城市，实行对外贸易、自由通商。
1843 年 11 月，上海道台宫慕久宣布在洋泾浜江海关以北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正式办理外国商船入关经商事宜，并由松江府海防同知沈炳垣负责通商事务，受理对外交涉事件，上海自此正式宣布开埠。
租界的设立犹如一道屏障，将那个年代纷飞的战火隔绝在外，上海成了息宁的"孤岛".各地躲避战乱的人们纷纷涌入上海，使得近代上海的人口爆发性增长。"上海兵事几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集租界之造因。第三次末太平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盛一次"[6].鸦片战争、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再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时期，每一次战争动荡都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使得上海人口剧增，据相关资料统计，1862 年前后，上海公共租界人口从 1955 年（当时为英租界和美租界）的 2 万余人到 1865年的 9 万余人，净增长了 7 万余人。[7]
移民人口一方面来自苏浙一带的富商巨户、豪绅买办，这为上海日后的发展积聚了雄厚的财富，另一方面来自底层平民，战乱使得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不得不从事工商业来维持生计，这成为了廉价劳动力的一大来源。
上海本来地理位置优越，坐拥内地腹地，地处江海交汇之处，水陆交通极其便利，自身农产品产量丰富，周边又有江南丝绸、茶叶等特产。开埠之后，更是外商眼红的地界，上海吸引了外资源源不断地注入，瞬间便积累了大批财富，据统计，1931 年时，外资在上海的投入达到 11 亿美元之多，占同期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 34.3%,仅英美日三国在沪上的投资就达到了 10.5 亿美元。以行业来论，进出口贸易投资外资占比约 80%,工业投资外资占比约 67%,不动产也有 70%[8].
优渥的经济条件使得商业贸易逐渐兴盛起来，旗昌洋行、利名洋行、鲁麟洋行、禅臣洋行一个接一个地建立，以至于"英居两界之中，地广人繁，洋行货栈十居八九，其气象更为蕃盛焉"[9],上海俨然成为金融机构集中地，并与世界大城市保持着贸易往来。《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国又获得了在中国开设工厂特权，外商抓紧时机，纷纷向棉纺、机器、造船、造纸、烟草、食品、公用、航运、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投资，刺激了上海工业的蓬勃发展。
在商业化、工业化的迅猛浪潮下，上海也同时迈入了城市化进程。当晚清社会还沉寂于封建末世之中，上海却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从一座小小县城一跃成为国际性大都会，享誉世界的"东方巴黎".它从租界那里充分移植了西方城市的建设模式，从市政管理到公共事业都一一仿效，旧城厢风貌从此一去不复返，近代城市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大马路、电梯到煤气灯、有轨电车，再到"1865年，中国第一家煤气厂在上海投产供气；1882 年，中国最早的电力厂也在上海正式供电；1883 年，上海的自来水厂也开始向居民供水，代表着西方物质文明的电话、电报也相继出现"[10].
摩天楼拔地而起，黄浦滩边"万国建筑博览"鳞次栉比，豪华竞逐。咖啡馆、电影院、舞场、跑马厅、大饭店、百货公司等建筑群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
新鲜的城市景观改变了原有的都市空间，更深层次的影响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崇尚消费化、娱乐化渐趋成为时髦、摩登的生活方式。
如此商业浓郁气息的环境为通俗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民阶层逐步扩大，适应都市大众的"消闲"、"娱乐"倾向的都市文学刊物出现了。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层的消亡，使得大量旧知识分子转变为依托读者市场与稿酬制度的职业作家。
身处这样一座城市，无疑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为他们的小说提供了书写的素材。在他们的笔下，军阀、政客、官僚、商绅、买办、银行家、职员、律师、学生、警察、工人、知识分子、革命党、姨太太、舞女、地痞，形形色色的众生在都市这座大舞台上粉墨登场，有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也有车流如织，流光溢彩，有享乐主义和小资情调，也有民族意识与进步思潮。
中西文化相互融合，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近代的侦探小说正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异质、光怪陆离的世界上发生的，它记述的都市社会的种种风土人情，都是与近现代上海城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此外，上海开埠不仅带来了西方的新新器物，同时也将司法制度与警察制度应用于上海的城市建设之中，而现代行政司法制度的出现为本土侦探小说提供了社会基础及参照的样本。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就对刑法有所改革，曾颁布《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
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11]
严刑逼供的传统办案方式废止，朝着欧美现代侦查学的方向迈进。
由于洋人在租界之内享有"国中之国"的特权，所以能够在设立自己的司法行政机构。随着外来人口增加，租界面积扩张，租界愈发繁华，但治安问题也随之而来，于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巡捕房出现了。据《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中记载：租界内康庄如砥，车马交驰，房屋多西式，轩敞华丽，有高至六七层者，钟楼矗立，烟突如林，入夜则灯火辉煌，明如白昼。会审公廨、中西邮局、海关、银行、领事馆、电报局、巡捕房、丝厂、船坞、轮船公司皆在焉。街道有巡捕梭巡，分为三等，华人、印度人，而统以西人。所用探捕，皆能发奸摘伏，放案无不破云。[12]
1853 年，小刀会攻占上海，清朝失去了对外侨居留地的控制。次年，英法美三国领事考虑到自身安全的问题，自发联合成立了一个管理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工部局主要负责市政建设、治安管理、征收赋税等行政管理活动。其下设道路、码头和警务委员会。警务委员会名为"Shanghai police station",但在当时汉语之中还未出现与之对应的"警察"一词，然而中清初京师曾有巡捕三营，掌管京师的巡逻治安工作，与之类似，于是产生了"巡捕"这一职业。1854 年首个巡捕房建立之后，公共租界先后设立了大大小小 15 个巡捕房，又制订了《捕房督察员的职务条例》、《工部局捕房督察员的职能》等规定，一套较为完整的警察机构体系于沪上实施。以上种种，皆为本土侦探小说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第三节 近代侦探小说的传入与勃兴。
清王朝经嘉庆、道光之后，国力渐趋衰微，社会黑暗，经济崩溃，吏治腐败，一片末世气象。船坚炮利的帝国列强以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也让人们从天朝上国的大梦中醒来。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有识之士踏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变法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文明，以求改良社会。
1902 年 11 月，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倡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鼓吹小说界革命。自古被鄙弃为"小道"的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梁氏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功用，带着极强的实用主义色彩，西方小说从此被视为传播先进文明思想的一项重要工具，用于开启民智，唤醒国人，故而文坛掀起了一股域外小说译介热潮。
在种类繁多的翻译作品中，侦探小说之所以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青睐，正是被挖掘出了这种政治上的意义。中国老少年在《中国侦探案弁言》中明确指出"译此以输入文明",而这种"文明"指涉的是小说背后隐伏的一套现代诉讼司法程序。如林纾所言："近年读海上诸君子所译包探诸案，则大喜，惊赞其用心之仁。
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则人人将求致其名誉，既享名誉，又多得钱，孰则甘为不肖者！下民既讼师及隶役之患，或重睹淸明之天日，则小说之功宁不伟哉！"[13]
另译家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也提到："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而其人又皆深思好学之士，非徒以盗窃充捕役、无赖当公差者所可同日语。用能迭破奇案，诡秘神妙，不可思议。偶有记载，传诵一时，侦探小说即缘之而起。"[14]
相对于晚清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冤狱情况，侦探小说所折射出的法制、人权等观念，讲求证据，诉诸法律，显得理性、公正得许多。这无疑给予了知识分子莫大的启示，正可以此为鉴，革新我国司法制度。由此观照，侦探小说决不能等闲视之，一度被奉为"教科书".如刘半农《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说的：
"彼柯南？道尔，抱启发民智之宏愿，欲使侦探界上大放光明，而所著之书，乃不为侦探教科书，而为侦探小说者。即因天下无论何种学问，多有一定系统，虽学理蒿深至于极顶，亦推一部详尽的教科书足以了之。……此种书籍，又为社会与世界之所必需，决不可以"不能"二字了之。则惟有改变其法，他死为活，以至精微至玄妙之学理，托诸小说家言，俾心有所得，即笔而出之。于是乎美具难并，启发民智之宏愿，乃得大伸。此是柯南？道尔最初宗旨之所在，不得不首先提出，以为读者告也。"[15]
陈熙绩作序的《歇洛克奇案开场》更是将侦探小说与"太史公之《越世家》、《伍员列传》"相提并论，激发"吾国男子"奋扬砥砺，救国于水火之豪情。
毋庸讳言，当时社会思潮的涌动，造成了对侦探小说的政治误读，译家或多或少都带有牵强附会的倾向。但这阴错阳差的引介，并未掩盖侦探小说自身的文学魅力，因其题材新颖，故事有趣，"布局之曲折，探事之离奇，于章法上占长，于形式上占优"[16].褒扬了西方侦探小说布局匠心独运，情节波谲云诡，悬念设置把握精准，给予了读者极强的阅读快感。
一、域外译介。
最早译介进入中国的侦探小说是翻译家张坤德翻译的四篇柯南？道尔的小说，于 1896 年 9 月开始刊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之上。四篇小说分别是《英包探勘盗密约案》（The Naval Treaty,今译《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事》
（The Crooked Man,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ACase of Identity,今译《身份案》）以及《呵尔唔斯缉案被戕》（The Final Problem,今译《最后一案》）。
译文以文言写就，署名："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撰）",呵尔唔斯即福尔摩斯，滑震即华生。1899 年，上海素隐书局将这四篇小说连同另一篇《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结集刊印，是为《新译包探案》。福尔摩斯的魅力不减，并未因文化差异显得水土不服，一经出版，备受瞩目。恽铁樵在《小说七人？序》中感叹说："吾国新小说之破天荒，为《代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若其寝昌寝炽之时代，则本馆所译《福尔摩斯侦探案》是也"[17],从中可略窥当时福尔摩斯的畅销程度。此后又有黄鼎、张在新合译《泰西说部丛书》、《议探案》，文明书局出版《续译华生包探案》、《新译包探案》，商务印书馆出版《补译华生包探案》，周桂笙翻译的《歇洛克复生侦探案》等等，其译作之丰，冠绝当时。
除却柯南？道尔，诸多欧美名家也同时得到引介。爱伦？坡的小说的《玉虫缘》（The Golden Bug,今译《金甲虫》，碧罗译，1905 年上海小说林社刊），《赤死病》（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今译《红死的假面》，包天笑译，1916 年《春声》刊），以及 1918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杜宾侦探案》等。其余的较为著名的还有英国作家亚瑟？毛利森的《马丁休脱侦探案》（奚若译，1905 年小说林社刊），法国作家鲍福的《毒蛇圈》（周桂笙译，1903 年《新小说》刊），法国作家玛丽瑟？勒勃朗的《亚森罗苹奇案》（周瘦鹃译，1918 年中华书局印），日本作家黑岩泪香的《离魂病》（披发生译，1903 年广智书局印）。
总的来看，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译介数量之丰，涉猎之广，种类之繁，译家之多，翻译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可谓极尽一时之盛。据阿英《晚清小说史》中所载："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18]
即便如此，依然犹有未能餍足读者的情况："近日所译侦探案，不知凡几，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19],可见当时侦探小说已经走红到何种程度了。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颖的文体，使用了中国传统小说未见的倒叙手法，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激发了文人们的想象力，直接催生了本土侦探小说创作的萌芽。
二、本土创作。
（一）、近代侦探小说作家群。
本土的侦探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公案小说向现代侦探小说转型的过程。由于传统公案小说讲述清官断案，惩奸除暴，与西方侦探小说有着相通之处，文人受此影响，早期的原创侦探作品带着浓厚的公案小说色彩。比较典型的作品有 1904 年连载于《新小说》吴研人的《九命奇冤》，1907 年于《月月小说》发表的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又名《金约指案），以后者为例，小说讲一孩童拾到一枚金戒指，跑去当铺典当，换购来一只金表，此事被一名包探查知，心生疑虑，便抓他去巡捕房审问，结果长官昏庸，不明就里将孩童关押。直到后来审问又一案件时，才真相大白。这则故事虽有一位包探形象，然而不脱公案小说窠臼，且情节简单，推理薄弱。
早期的原创作品还有《中国新女界》刊载云扶的《毒铁箱》、小说林社出版的傲骨《砒霜案》、《鸦片案》，《月月小说》马江剑客述，天民记的《失珠》，黄翠凝的《猴刺客》等等。从总体趋势来看，这些作品已然具备侦探小说的雏形，然而数量零星，水准不高，可读性差强人意。本土创作稚嫩的一大原因是侦探小说有别于其他文类，对作者有一定素养要求，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还需要对侦探的相关领域（诸如心理学、医学、犯罪学等）有一定程度的知识储备，才能写出合情合理，推理精彩的破案故事。
经过了初期的创作探索，本土侦探小说于五四前夕迎来了高峰，出现了以程小青为代表的本土作家群。程小青少年嗜读侦探小说，曾翻译《福尔摩斯探案集》，又于美国大学函授科，函授学习犯罪心理学与侦探学。这段经历帮助了程小青日后的创作，他以福尔摩斯和华生为蓝本，创作了以霍桑和助手包朗为主角的《霍桑探案》系列，真正让中国侦探小说走向了成熟形态，被誉为"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
另一位与程小青齐名的作家是孙了红，代表作是《侠盗鲁平奇案》。孙了红借鉴了勒布朗笔下的亚森？罗苹形象，创造了一位"东方侠盗"鲁平，他的小说具有"反侦探"小说风格。影响较大的作品还有俞天愤的《蝶飞探案》、陆澹安的《李飞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张碧梧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皆自成一家，别具一格。一些非专攻侦探小说写作的文人也曾发表过侦探小说，如左翼作家张天翼写有《徐常云新探案》，此外王天恨、姚赓夔、何朴斋、陈栩、郑证因、汪剑鸣、陈蝶仙、李定夷、徐卓呆、顾明道、李涵秋、红绡等大批作家都涉足过侦探小说的创作。
（二）、近代侦探小说期刊群。
与侦探小说创作繁荣相应的是以侦探小说为主题的期刊的出现。早期翻译的侦探小说散见于在当时流行的通俗文学杂志之上，并无侦探小说专题杂志，如《新小说》、《月月小说》、《礼拜六》、《红玫瑰》、《红杂志》、《万象》、《春秋》、《紫罗兰》等上都设有专栏，发布翻译或原创的侦探小说。一些报章如《申报》、《新闻报》亦推出副刊，登载侦探小说。这些期刊发行量可观，且较为卖座，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稳定的读者群体，久而久之，属于侦探小说的专门性杂志诞生了。
《侦探世界》是民国第一份专业侦探小说杂志。1923 年 6 月创刊，上海书局出版，由世界书局沈知方主持，严独鹤、程小青、施济群、陆澹安担任编辑。这本刊物以原创侦探小说闻名，汇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家：程小青有《怨海波》、《第二号室》、《毛狮子》、《舞场奇遇记》等；孙了红有《白熊》、《傀偶剧》、《半个党羽》等；陆澹安有《夜半钟声》、《怪函》、《隔窗人面》等；俞天愤有《唯一的疑点》、《扁舟》、《三封信》等；赵苕狂有《奇怪的呼声》、《真盗假盗》、《本地风光》等，还有徐卓呆、胡寄尘、赵苕狂三人合写的一篇小说《念佛珠》。此外，为了让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侦探小说，该刊物设有作家专栏，介绍一些破案知识以及创作心得，如程小青的《科学的侦探术》、《侦探小说作法之管见》、何朴斋的《侦探小说的作法》以及吴羽白的《侦探常识一般》等。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稿源稀缺，罕有佳作，致使杂志质量日趋下降，一年之后便停刊了。《侦探世界》对推动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创作有开辟之功，它提升了作家们的知名度，更推出了许多优秀的侦探小说。直到抗战结束，第二份侦探文学刊物《大侦探》才于上海发行。《大侦探》杂志于 1946 年 4 月创刊，第一编辑公司出版，由孙了红、吴承达、吴怀冰、徐慧堂任主编。该刊前期以译作著称，首推姚苏凤所译阿加莎的《皇苑传奇》。其后逐渐转向原创作品，有孙了红的《蓝色响尾蛇》和《航空邮件》，长川的《黄雪薇、叶志雄夫妻侦探案》系列，以及一些纪实风格的"实事侦探"小说，如《血溅宋公园》、《谁杀死了筱丹桂》、《升平街大破盗窟记》等。
《大侦探》历时三年，共三十六期，成为办刊时间最长的侦探文学刊物。
《大侦探》之后，又出现了四五种类似的刊物，其中以《蓝皮书》和《红皮书》影响最大。
《蓝皮书》1946 年 7 月创刊，环球出版社发行，内容以侦探和恐怖小说为主，前期也是翻译作品占绝大多数。早期有郑狄克的"大头侦探探案"系列，然而反响平平。后有程小青新作《灵壁石》、孙了红《赛金花的表》发表，一时成为最畅销的侦探小说刊物。
《红皮书》1949 年 1 月 20 日创刊，合作出版社出版，由郑焰、龙骧任主编，孙了红、程小青聘为顾问。曾登载有孙了红的《复兴公园之鹰》，程小青的《间谍之恋》、姚苏凤的广播侦探故事《世界上最可鄙的人》，龙骧的侦探小说《绯色的创痕》。孙了红还为该刊专辟了一个短篇专栏《红领带小故事》，分上、下两则，上则设置谜题，下则公布谜底，每期登一则，下期再登一则，以问答的形式吸引读者，构思精巧。《红皮书》销量不错，很快便与《蓝皮书》不相伯仲。可惜的是，本土侦探小说刚刚崭露头角之际，却被打入了"鸳鸯蝴蝶派"的阵营。由于自身属于通俗文学一支，而遭受了主流文学界的冷遇与漠视，加之时局艰难，阻力重重，随着这股侦探小说热潮的退去，本土创作也渐渐偃旗息鼓。然而，近代侦探小说毕竟为小说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