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推出三轮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中国政府推出与“4万亿”刺激计划配套的扩张财政政策和扩张货币政策，日本安倍政府推出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变化。与此相伴的是：全球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剧烈，美元、欧元、日元之间汇率波动幅度明显增加。
巴西、印度、俄罗斯、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汇率大幅度贬值，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大幅波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14年1月末一改前期单边升值态势，波动幅度也明显增加，人民币开启一轮贬值.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与全球货币汇率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在美国退出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对该问题开展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实际汇率的研究文献考虑的实际汇率决定因素包括：体现巴萨效应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政府支出、对外开放度、贸易条件、净国外资产、货币供给量等.没有文献将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作为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国际经济周期理论将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融入国际共同因子冲击和外国冲击中，研究国际共同因子冲击和外国冲击对某国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影响.没有文献研究某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其他国家汇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30个国家1980-2012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美国、中国、日本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溢出效应，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
本文相关文献包括均衡汇率、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两个方面的文献.对均衡汇率的研究主要有3种方法：Kassel提出的购买力平价（PPP）方法，Edwards（1989）[1]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均衡实际汇率（ERER）方法，MacDonald（1998）[2]提出的行为均衡汇率（BEER）方法.早期PPP方法仅考虑物价对均衡汇率的影响.Frankel（2005）、Coudert和Couharde（2007）、杨长江和钟宁桦（2012）、陈华（2013）、王雪珂和姚洋（2013）[3-7]通过考虑巴萨效应，引入两国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展PPP方法.Edwards（1989）[1]在对33个发展中国家ERER的研究中，选取的均衡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是：贸易条件、政府消费、资本控制、贸易与汇率控制、技术进步、投资比率.MacDonald（1998）[2]在对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BEER的研究中，选取的均衡汇率的决定因素是：本国与外国实际利差、本国对外国政府债务的相对供给、贸易条件、巴萨效应变量、净国外资产。
大量学者采用BEER方法研究汇率均衡与错位（施建淮和余海丰，2005;Wang等，2007;Pattichis等，2007;秦朵和何新华，2010;Coudert等，2013;黄万阳，2013;Zhang和Chen,2014[8-14]），选取的均衡汇率的决定因素包括：巴萨效应变量、政府支出、对外开放度、贸易条件、净国外资产、货币供给量、利率、外汇储备、投资、石油价格等.没有文献将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作为均衡汇率的决定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周期理论文献大量涌现.Stockman和Tesar（1995）[15]将RBC理论扩展为多国模型，提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及其原因.提出国家间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来源是国际共同冲击和外国冲击溢出效应.Stock和Watson（2005）[16]利用结构VAR模型研究表明G7国家经济周期存在协动性.Ambler等（2004）[17]研究表明19个工业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不强.Clark和Shin（1999）[18]利用因子VAR模型研究表明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国别冲击效应远大于国际共同冲击效应.Hoffmann（2003）[19]利用因子VAR模型研究表明，大部分G7国家长期产出波动主要由全球冲击驱动，国别冲击的持续性和波动性小于全球冲击.Bagliano和Morana（2010）[20]利用因子VAR模型研究表明，G7国家间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来源中，国际共同冲击和国内冲击比外国冲击的溢出效应重要.Corsetti和Muller（2011）[21]利用VAR模型研究表明，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增加1%,欧元区和英国的GDP分别增加0.5%和1%.Wu和Liu（2009）[22]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存在产出、净出口、价格水平溢出效应.
袁富华等（2009）[23]利用KOW模型研究中国与美、欧、日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表明对外贸易使中国经济周期收敛于世界经济周期，中国特有的投资和消费模式使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脱钩.He和Liao（2012）[24]利用KOW模型研究亚洲九大经济体与G7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表明世界共同因子与亚洲共同因子解释了中国实际产出的小部分波动.
肖娱（2013）[25]利用平滑机制转移VAR模型研究表明，在全球需求紧缩期，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正溢出效应显着.欧阳志刚（2013）[26]利用非线性因子VAR模型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的国际协动包括趋势协动和周期协动，既有外国冲击对中国的溢出效应，也有国际共同冲击的作用.杨子辉和田磊（2013）[27]构建国际经济周期三层静态因子模型，对24个主要经济体进行跨国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密切关联，国际共同因子对中国CPI波动具有较高的解释份额，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共同因子对中国货币供给量M2的影响明显增强，美国经济周期对世界经济周期具有主导作用.
目前尚没有文献研究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对汇率的影响.研究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溢出效应可以弥补现有文献研究的局限性，避免均衡汇率研究中遗漏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的偏差，丰富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视野，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在美国、中国、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和全球货币汇率剧烈波动的现实背景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溢出效应可以揭示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与汇率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美国、中国、日本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溢出效应的异同，为各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和协调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利用30个国家1980-2012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美国、中国、日本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长期和短期溢出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