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依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在国际金融领域建立区域货币联盟成为大的趋势。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贸易发展、防范金融危机、增强区域内货币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当前阶段，货币联盟的实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美元化（Dollarization）形式。美元化实际上是 “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货币替代过程。合作路径是以主导货币形式完成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美元化实现形式下建立货币联盟的方式有两种：（1）非正式--单方面釆用某种或某几种外国货币的联盟。（2）正式采用某种或某几种外国货币的联盟。美元化的最大优点是增强了一国的金融稳定性，使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二是共同货币形式，又称为单一货币形式（single currency）。即多个国家共同拥有一个地区中央银行作为法定的货币发行机构，在这个区域内发行单一、共同货币，一个国家要加入共同货币区域，则必须是地区中央银行的成员。
目前，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祖国，大陆与港澳的经贸往来更加紧密，两岸三地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在实质上开启了三地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08 年大陆和台湾地区实现“三通”,海峡两岸的人员往来日益频密、经贸合作迈上了新的层次。但是，由于历史、政治等的原因，从根本上“两岸四地”的经济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形成了特有的“一国四币”局面，这种情况下“两岸四地”在经贸往来中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欧元区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未诉诸武力就统一各国货币的范例，欧元区的成功给了我们一个新思路：两岸四地能否通过建立货币联盟的方式，跨越 “一国四币”的阻隔，实现中国内部货币合作，从而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整体竞争力。顺着这条思路向下走，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在目前情况下，“两岸四地”是否是最优货币区？若否，还需要通过哪些努力来创造这些条件。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行文思路。
1.1.2. 研究意义
1961 年，Mundell 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认为，外部不均衡主要由需求转移引起地区之间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自由转移，成为一个地区是否适合建立通货区的标准。此后，多位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用国际金融一体化、通胀相似性、产品多样化程度、经济开放度等因素作为考察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后文有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在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讨论“两岸四地”经济冲击对称性和港澳台货币估值中的人民币因素，这些问题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研究“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框架下，对指导“两岸四地”货币合作进程的最优货币理论进行梳理有助于深刻理解其理论含义，并使得本文的讨论有章可循，有理可依。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下，我国形成了特有的“一国四币”局面。如今，随着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经贸合作、金融合作等方面日益融合，人民币与港币、澳门元、新台币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一国四币”的格局使得两岸四地在经贸往来中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也成为两岸四地深入合作与发展的绊脚石。
通过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探索与构建途径的研究，希望可以逐步结束两岸四地“三种汇率制度安排、四种货币”的尴尬局面，推动中国内部货币融合，增强中国整体的抵抗外部风险能力和提升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各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进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造福两岸四地人民的宏伟事业。
1.2. 研究思路与及内容安排
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内容安排可用图 1-1 表示，结合下图，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除本章的导论部分外，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梳理，归纳了国外学者关于货币联盟、货币合作的研究成果、最优货币区形成与发展的情况，整理了国内关于最优货币区的研究以及“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研究成果，并厘清了本文的行文思路；第三部分对包括欧元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一国两制”理论和货币锚理论等相关概念、相关理论展开详实的阐述，尤其对行文的核心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深入论述，夯实了本文的理论基础。
第四部分从最优货币区形成渊源出发，对最优货币区的内涵、功能及演化发展进行了阐述，并通过欧盟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经验总结对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机理进行了阐释。
第五部分从文化渊源、地理区位、贸易关联、制度安排及产业结构互补性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两岸四地”构建最优货币区的优势条件，从意识形态差异、发展水平差异、政治性阻碍等五个方面归纳了当前面临的困难。
第六部分为“两岸四地”构建最优货币区的实证研究，引入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货币锚效应模型，前者对两岸四地经济冲击相关性进行评估，后者对现实货币体系中港澳台货币对人民币的锚定程度进行验证。
第七部分提出了“两岸四地”构建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构想，包括阶段性目标、路径及策略。
第八部分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后续的研究方向。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国外研究综述
2.1.1 国外关于货币合作、货币联盟的研究
全球范围内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联盟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 Dananzati（1588）在佛罗伦萨学院演说中提及的“全球货币”这一术语，本质上反映的是货币不统一背景下商品交换所面临的困境，人们对货币合作有深切的渴望，此时的焦点在于货币不统一问题的提出与关注，并没有涉及解决方案及问题实质。至于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货币思想则最早可追溯到马克思关于货币产生和货币本质课题的论述，货币具有的五项职能中包括“世界货币”的概念，即货币在国际市场充当一般等价物并发挥其“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等四项职能，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世界货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的论调，从而也成为了货币联盟区域内货币单一化研究的演进基础。此外，在货币合作理论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凯恩斯的国际货币改革思想和特里芬的国际货币改革理论具有深远影响，而在货币合作和货币联盟的实践研究中，重点则聚焦在了欧洲货币联盟模式和拉美国家美元化范式上，又因为欧元的历史性突破、拉美国家美元化模式的松散性，对欧洲货币联盟的研究也就成为了学术界一直以来的讨论焦点。
Feldstein（2011）指出欧元的诞生及运行提升了欧元区经济的微观运行效率，欧盟成员国间消除了彼此间的贸易、金融壁垒，实现共享市场，互惠贸易额持续增加。Frankel andWei（1998）使用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统计表明，加入欧盟后成员国间贸易额增加了 60%.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在共同货币区及共享货币政策的国家之间，互惠贸易和经济开放程度将得到提升，这是因为运输成本降低和更稳定的汇率制度。然而在经济差异明显的国家间组建货币联盟所付出的政策协调成本也是巨大的，Tower&Willett（2011）认为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大小取决于成员国面临冲击的相似性，相似性越强则所需成本就越低。Cohen（1994）指出对于成功的货币联盟而言，生产要素高流动性等诸多经济因素是必须的，但成功的政治聚合也不可或缺。Vanthoor（1996）则更直接地表示货币联盟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因素，没有政治一体化的货币一体化最终会以失败告终。更进一步，Vakmin（1998）总结出了货币联盟成功的先决条件：（1）联盟中需要有中心国家；（2）联盟需要组建独立的监管机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政策制定与执行机构；（3）保持较好的工资和价格弹性；（4）明确的趋同性条件及目标；（5）政治联盟先行则事半功倍。
2.1.2 国外关于最优货币区形成和发展的研究
拉斯（Tavlas G. S.,2009）指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之初是用于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和有限的国际资本流动，并随着欧元的诞生与成功实践逐渐被重视起来。具体而言，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经济关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激辩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拥趸固定汇率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崇尚浮动汇率制。在争论过程中，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较少受到注意到，以至于留给外界“浮动汇率或固定汇率适用所有经济体”的印象。Mundell 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以地理区域（不一定是国家领土）为区隔，目标是实现内部均衡（低通胀、低失业率）和外部均衡（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对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Areas,OCA）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学术界尚未统一标准，参照 Mongelli F P（。2002）将该理论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创始阶段、调和阶段和重估阶段，文章以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再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完善与扩展进行区隔。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蒙代尔 （Mundell,1961）、麦金农（Mckinnon,1963）、英格拉姆（Ingram,1969）、凯南（Kenen,1969）、弗莱明（Flemming,1971）和哈伯勒（Haberler,1970）等提出的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通货膨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等指标，形成了从微观到宏观、由经济到政治的最优货币区综合指标体系。但由于不存在具备以上所有特征的国家，科登（Corden,1972）等尝试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深入研究，其中克鲁格曼和奥博斯特菲尔德（Krugman and Obstfeld,1998）的 GG-LL 模型对此做出了综合总结。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沿着三个方向进行完善和拓展：模型化，内生性假说和经济冲击同步性研究，对应地巴尤米（Bayoumi,1992）等、弗兰克尔和罗斯（Frankel and Rose 1998）等、巴尤米和艾肯格林（Bayoumi and Eichengreen,1993）从以上三个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2.2 国内研究综述
2.2.1 内地与香港货币合作的研究
香港回归大陆以来，两地的货物贸易、人员往来、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两地的经济融合程度不断提高，香港与内地开展更高层次货币合作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
黄燕君和赵生仙（2001）认为只有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成为国际主要通货后，人民币与港澳币方有望实现一体化，但由于港币自身局限性、严格的联系汇率制及经济规模小等因素，难以承担起作为中国货币区单一货币的重任，因而应该走人民币替代港币的主导货币区域化路径。丁剑平（2002）采用协整方法，证明了港币与人民币之间存在着长期关系，港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协整关系反映了两个经济体的日益融合的趋势，香港联系汇率的稳定有赖于内地的支持。杨权（2011）运用多变量协整检验法，证明大陆与香港、台湾在政策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方面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大陆与台湾的金融联系较弱，因此大陆与香港可率先推进货币统一，待条件成熟后，台湾再择机并轨“大陆-香港货币区”.石建勋和全淑琴等（2011）从多边汇率交互影响的视角出发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已成为区域隐形“货币锚”,并发挥着类“货币锚”的作用。范小云和邵新建（2009）构建 PPP-UIP-RIP 理论框架，分阶段检验了香港与内地、美国的经济融合程度，涉及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实际资本市场，并通过经济冲击对称性检验，指出不但香港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高于香港与美国，而且港币钉住美元的经济基础不坚实，香港存在与内地开展高层次货币合作的需要。
2.2.2 大陆与台湾货币一体化问题研究
国内有关大陆与台湾货币一体化的研究不是十分系统且缺乏深入探讨，同时考虑到在当前两岸关系背景下“一体化”的相关议题不太现实，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课题偏向落脚于“合作”上。
从两岸货币合作的收益角度看，卢汉林、戴世芳（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证明两岸货币一体化能够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大、外汇储备节约、内部贸易投资增长、抗冲击能力的增强”;从两岸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看，谌坤（2004）认为，两岸货币尚未实现直接兑换，两岸应以强化经济联系为主、以民间交往先行的方式促进两岸货币合作，杨权（2007）对两岸三地的利率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地之间的货币一体化程度较弱，而智佳佳（2010）从冲击对称性角度分析得出，内地、台湾之间频密的经贸与人员往来，使得两岸货币一体化成本逐渐下降，供给冲击呈现不断增强的对称性。
从海峡两岸货币合作的建议看，郑航滨（2005）通过对新台币在大陆的流通情况考察，提出了扩大两岸贸易投资领域的人民币流通范围，并提议着手建立海峡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元惠萍、陈浪南（2002）指出两岸货币一体化应以货币可自由兑换为基础，循序渐进地依次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建立汇率机制、创建货币合作基金等，并协调引导经济指标的趋同；刘玉人（2013）指出两岸货币合作具有长期性特征，要分阶段分层次推进，现阶段要以两岸贸易本币阶段和发展台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为主。
2.2.3“两岸四地”货币一体化问题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利用大量数据及多种实证方法支持了“两岸四地”构建最优货币区的潜力和前景，提出当前统一货币面临的困难及未来的实现路径。
石建勋和官沁等（2013）认为，区域内需要强有力的货币领导者以应对未知的全球经济动荡和抵御金融风险。张彩琴和季婧（2013）指出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开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政策，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澳门人民币业务的快速发展以及内地-台湾人民币清算机制的建立，“大中华经济圈”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区”雏形已经诞生。向松祚（2010）认为，构建大中华货币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核心的环节。
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以及东盟的贸易经济整合程度已经与欧元区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规模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语言相同、庞大的外汇储备、拥有多个金融中心，以及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信任度，都为人民币在区域内国际化提供了条件。王鸣敏（2013）指出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货币动荡给东亚各经济体造成沉重打击，脱离美元本位的意愿增强，保持坚挺的人民币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进程，有机会成为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主导货币。朱孟楠（2005）认为“两岸四地”货币统一可以节约巨额的外汇储备，降低因换汇所产生的额外交易成本，消除内部汇率风险，促进内部贸易与投资和减小内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所造成的冲击。曾庆宾和刘明勋（2004）指出实行统一的货币“中元”可以促进“两岸四地”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加快“两岸四地”
金融市场的整合统一，从而增强区域整体实力，应对国际竞争。王自力（2009）表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日趋加速的今天，如何借鉴欧洲各国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历史经验，建立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金融合作制度，既是促进“两岸四地”经贸关系进一步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的长久福祉。陈曦和朱孟楠（2010）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人民币与港元、澳门元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的构想。
沈国兵（2003）以“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论范式，提出“两岸四地”统一货币“中元”的三步走设想：首先短期内建立内地（珠三角先行先试）与港澳的高度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内要素自由流动和三地经济周期趋同的目标，中期目标是实现香港与澳门建立次区域货币区，实现港澳单一货币流通，并最终顺应“经济一体化，货币一体化”趋势，在更长时期内建立两岸四地“中元”共同货币区。类似地，朱孟楠（2005）指出“两岸四地”已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未来 10-15 年“中元”区的建成是有可能的，但政治因素、经济体制等方面依然存在障碍，货币统一尚是构想。
2.3 现有研究评述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归纳，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已多方面、多角度、多方法地论证了“两岸四地”内部的经贸合作关系和货币合作潜力，较为一致地认同构建最优货币区将是两岸四地的福祉。综合国内学者的观点，两岸四地已经初步具备了最优货币区的特征，但是并不认为两岸四地已经完全具备了构建最优货币区的条件，或者说当前两岸四地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同时，经过翻阅文献与整理发现，当前针对两岸四地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主要是存在以下不足：（1）当前内地与港澳的合作是在“一国两制”背景下、CEPA 框架下开展的，这一前提在很多研究中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对于“一国两制”理论、CEPA 协议内容的探讨尚存在不足；（2）部分研究从经贸、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出发进行研究，相当程度上依赖实证模型的结果，对两岸四地存在的政治阻碍、意识形态差异等非量化影响因素分析认识存在不足。
基于此，文章将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结合当下实际情况，将尽量全面地阐释行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相关理论，梳理最优货币区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货币锚理论等理论脉络，剖析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机理，通过对“两岸四地”市场开放度和金融一体化验证、构建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范式、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货币锚定分析模型综合考察“两岸四地”最优货币区的构建条件及实际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