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例如： 保留了话本小说的章回体制； 保留了话本小说的引诗入话； 保留了很多话本小说的说话人用语： “看官听说”“话分两头” “评话捷说”等等； 书中夹杂着大量的诗词、韵文； 以曲代言、用快板代言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当然是评话的特征。从形式上看，《金瓶梅》就像话本。难怪不少研究者把它看作是“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
2. 保留了从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小说中移植创作素材的传统。在拙着 《金瓶梅素材来源》中，笔者用 30 万的篇幅 ,考证了 250 多个金瓶梅素材来源问题，大体是： 移植话本的文字 20 多处；移植戏曲的文字 20 多处； 移植散曲、时调小曲 60多处； 移植小说 （ 包括 《水浒传》 《如意君传》《百家公案全传》等） 的文字 60 多处； 移植前人诗词 10 多处； 其他性质的文字移植 80 多处[1 -2].
这些都是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手法，金瓶梅作者应用得十分娴熟。
《金 瓶 梅》 对 《水 浒 传》 等 前 人 作 品 的“弃”,即对成书方式的抛弃、否定，肯定中的否定，具体表现如下：
1. 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创作过渡。 《金瓶梅》否定了艺人创作，开启了文人创作的风气之先。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从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联缀、拼集向面向社会撷取创作素材过渡。《金瓶梅》虽然移植了前人作品中的大量文字，但相对于一部百万字的大书而言，仅占百分之十几而已。而其主体故事情节，众多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作者的创作。
《金瓶梅》实现了从 “艺人集体创作”向 “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的过渡 （ 所谓 “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是指作品是文人创作，但依然沿用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方式，依靠移植、借抄前人的不少作品而成书） ; 《歧路灯》（ 《红楼梦》） 则完成了从 “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向 “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的过渡。
从 《金瓶梅》到 《歧路灯》，即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同样是个扬弃的过程。《歧路灯》彻底否定了 “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的形式、体制、规范； 彻底否定了用前人作品加以联缀、拼集或移植、借用的创作手法，实现了完全面向社会，从社会中撷取创作素材（ 而不是从前人的作品中移植、借抄） ,反映社会、表现社会的创作宗旨、创作规范。在小说艺术美学方面，《歧路灯》继承了 《金瓶梅》的优良传统，并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歩。由此可见，《歧路灯》是一部 “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的一大飞跃。
下面我们对 《水浒传》 《金瓶梅》 《歧路灯》三书的成书方式作一个小结：
1. 就创作主体而言，《水浒传》 是艺人集体创作； 《金瓶梅》是文人创作； 《歧路灯》是文人创作。
2. 就作品的形式特征而言， 《水浒传》 充分体现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金瓶梅》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歧路灯》抛弃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还有些残余痕迹） .
3. 就创作素材来源而言， 《水浒传》 是前人作品的联缀拼集； 《金瓶梅》是较大规模地保留对前人作品的移植、借抄，并开始直面社会大量撷取创作素材； 《歧路灯》是彻底抛弃对前人作品的移植、借抄，完全直面社会撷取创作素材。
4. 就成书特点而言，《水浒传》 是艺人集体创作； 《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 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 ; 《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
5. 就作品属性而言，《水浒传》 是话本 （ 话本的联缀拼集加工） ; 《金瓶梅》是拟话本 （ 文人“模拟话本”的产物，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 ;《歧路灯》基本上是近代型小说。
我们说 《歧路灯》是 “无所依傍的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但不等于说它完美无缺，它仍然有模拟话本创作的痕迹。有研究者指出， 《歧路灯》与 《型世言》有很深的渊源。《歧路灯》与 《型世言》第十五回故事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且许多细节也相似或相同。《歧路灯》第二十九回与 《型世言》第二十七回的故事情节相似，且有的细节描写也颇为相同。因此，可大体推定李绿园以《型世言》第十五回作为 《歧路灯》故事的直接渊源或者是蓝本，同时，也借鉴了同书中的其他故事情节，敷衍成了自己的小说[3].还有， 《歧路灯》写孔慧娘之死的情节与 《金瓶梅》写李瓶儿之死的情节，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任何新事物对旧事物而言，具有质的区别。但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新的事物是没有的，它依然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事物的痕迹。这就是 “扬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对小说写 “性”的认识之比较
小说能不能写 “性”与怎样写 “性”,两书作者的思想观念是绝然相反的。李绿园直斥 《金瓶梅》为诲淫之书，在 《歧路灯自序》中说： “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在第 90 回中，作者借他人之口说 “但坊间小说，如 《金瓶梅》，宣淫之书也。……杀却天下少年矣”.李绿园在 《歧路灯》中有很多处，或夫子自道，或借人物之口，怀着无比的仇恨抨击 《金瓶梅》写性 （ 如第 11、19、24、58、90 等回） ,言词之激烈非同寻常。
《金瓶梅》以大量的篇幅写 “性”,作者的创作命意是写性，题材、主题都是写性。它是一部性小说。《金瓶梅》大写特写性，到底有没有价值？
在常人眼里，性小说是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的产物，毫无价值可言。但作为性小说之一的 《金瓶梅》，则有非同凡响的重大价值。
《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 《浪史》 《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等性小说，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专写性交媾，认识价值、历史价值都谈不上。 《金瓶梅》则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写性，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晚明社会的性纵欲风气（ 而不是专写性交媾） .《金瓶梅》开创了与它那个时代相适应的，“以描摹世态人情”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其突出贡献，就在于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反映、表现这个世俗社会为宗旨，“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揭示这个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 “食、色性也”,食与性是维持人类生存和繁衍的两大基本活动。性、性风气是世态人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金瓶梅》写性、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勇敢地向人们生活中最隐秘的深处挺进，这无疑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
如果我们从性学角度来考察，它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一、由于它写性的全面性、多层次、多角度性，且涉及到全社会的各色人物、各个层面，它几乎涉及到性学、性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因此，它是中国性文化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二、晚明社会的性文化现象，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
《金瓶梅》全面揭示了这一时代的性文化现象，因此它是一部 “断代性文化史”,在中国性文化史上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三、由于它是小说，它对性现象的描述是细腻的、直观的、形象的。这是任何一部性学理论着作都无法做到的。因此，它为中国性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唯一的、形象直观的研究资料。当然，《金瓶梅》写性也有其严重缺陷。作者在揭露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时，所持的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其态度是崇扬多于批判； 对于具有超强性能力的男性，则是崇扬备至。作者大写特写西门庆的超强性能力。写他一天能进行很多次交媾，数天间达上百次； 每次交媾达数小时，抽送达数百次……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夸张手法，将西门庆写成了一个性战神。这种反现实主义手法所塑造的形象，完全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性和典型意义，表现了作者的庸俗的审美情趣。
作者离开情节的发展，多次对男女性器官作独立的显微式的扫描。这表明作者就是一个性器官的狂热崇拜者。
从总体上看，《金瓶梅》大写特写性，一方面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所作的全方位揭示，其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可谓大矣； 另一方面作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理学思想的强烈的蔑视和否定，难道在思想认识上没有一点进步意义吗？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李绿园对 《金瓶梅》写性的仇视。李氏可算是个准理学家，理学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行动规范。因此，李氏与 《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和原则立场的对立。这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金瓶梅》要拆天，而李氏要补天，如此而已。
参考文献：
[1] 周钧韬。 金瓶梅素材来源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2] 周钧韬。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 第二卷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3] 刘铭。 《歧路灯》的故事渊源考 [J].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