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媒介与口述历史的正态互补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多种媒介的整合与融合。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涉及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表达方式的复合领域，特别适应于通过多种不同载体和方式进行传播的全媒体时代。 近年来，口述历史日渐越出学术领域，进入大众视野，这与口述历史多样的传播载体与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影视媒介对于口述历史成果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网络的迅猛发展为口述历史提供了一个更为快捷、方便而又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传播媒介，这就使得口述历史突破了以往的小众传播局限，成为大众青睐的对象。 作为影视艺术学与历史学的跨界产物，口述历史与影像传播模式有着必然结合的理由，未来仍有不可限量的发展空间，但伴随着传播载体的多样化，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深思的新问题。

　　一、口述历史与影视媒介的共同交集

　　优秀的口述历史影像作品，都是在充分挖掘及利用了口述历史和影像传媒的共同特征的基础上，经过有效传播，从而在观众中得到肯定的。 事实上，电视新闻节目，特别是访谈类节目，似乎和口述史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中西方概莫能外。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访谈类电视节目和口述史都擅长和主要依靠人物访谈。 第二，目前口述史料的保存介质和传播媒介除了录音、抄本以外，越来越多地开始运用影像和网络，这就为电视介入口述史提供了便利条件。 正如唐德刚所说，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 ”

　　口述历史与影像传媒的结合，是二者内在特质及发展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 口述历史与影像传媒的共性都有感性、具象的特点。 与文字不同，影像的传播是直观的、形象的，能够帮助人们以感性的方式去认知事物，把握问题。 口述历史是对于口头语言的搜集与整理，人类在进行口头表达时，总会伴随着表情、动作等各种各样的副语言，其中蕴含着大量直觉和意识的信息，这些都是文字所难以言传的，而借助影音手段的视觉和声音表现力，可以更为完整、直观地再现实情实景。 这是口述历史对于影像传播的需要。 而反过来看，电影电视等媒体同样也需要感性、具象的口述历史，因为口述者的口述语言有较强的感性色彩，更容易使观众产生接近感与亲近感。

　　第二，口述历史和影视媒介都注重细节饱满的直观表现形式。 口述者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形象本身就传播了一种直观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口述者的回忆常常包含许多独特的、专属于个体的细节。 这些细节虽然发生在口述者个人身边，但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丰富性。 特别对于那些原本我们耳熟能详的事件与人物，口述者的细节再现可以帮助观众了解到深层次的历史信息。

　　比如标志着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在一般人的认知中它是充满着欢呼声、自豪感的情景，然而通过当事人的口述，我们却发现历史并不如此简单：

　　在一派欢庆喜悦的气氛中，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却很担心自己 ‘会掉脑袋’———原来他所指挥的军乐队成员中有一半都是由国民党士兵改编而来的，罗浪唯恐其中隐藏着没改造好的敌对分子突然跳出来喊反动口号，影响了开国大典。 在天安门城楼上，摄影师侯波由于工作太投入险些掉下城楼，是周总理一把拉住她的衣角，提醒她当心。正如论者指出的：“这样的讲述让观众耳目一新，仿佛通过一只放大镜， 观察到了宏大历史的细腻肌理，体会到历史转折时期的人心向背。 种种细节编织出立体维度，已经消逝固化的历史便重新涌动着新鲜的信息和丰富的意蕴。 ”

　　而这些带有生命气息的细节，并不是被导演或表演出来的，而是从讲述者波澜不惊的历史回忆及描述中流淌出来的，这种直观的原生态的记录方式，是口述历史的基本特征， 同时也与现代电视观众渴求真相、拒绝伪装的收视需求合拍。

　　口述历史影像作品的热播， 也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传播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以及政治民主进程的加快， 政治的开放性与宽容度都有所增强。 大众传媒业也日益深入地以一种多元姿态进入到一些曾经相对敏感的问题领域，一些曾经被宏大理论覆盖、传统叙事包裹的选题被新的作品形式揭开了厚膜。 口述历史，这种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的治史方法，也成为大众传媒业所倚重的一种传播新知、澄清疑点的有力工具。 除此以外，媒体人对于自我角色的思考及再判断的觉醒过程也为口述历史的影像作品制作与传播提供了更有力的社会影响。

　　比如，知名媒体人崔永元投身口述历史，在紧锣密鼓地搜集口述史料的同时， 还争取到了数亿元投资，并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签约，后者为口述史料的保存与展示提供了八千平方米的空间。 崔永元及其团队的身体力行拉动了人们对口述历史的兴趣与关注，其团队推出的《电影传奇》、《我的抗战》系列节目，都赢得了广泛的影响与认同。 再如，凤凰卫视曾经热播的《口述历史》节目就定位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对于争议人物不回避，尽量尊重口述者的叙述，反映出口述历史影像作品固有的坚守及持中。 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曹可凡之所以开办《可凡倾听》就是有感于一些文化老人相继去世，一些珍贵的历史事实可能会随着他们的去世而模糊不清，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聆听文化大家口述历史，挖掘辉煌成就背后的人生感悟。

　　第三，媒体间的行业竞争也是口述历史类节目得以热播的重要原因。 各类节目必须经过观众的认可与收视率的检验。 而口述历史类节目因其可触可感的叙事手法，生动细腻的情景再现，以及颇具格调的选题策划等，拥有相对稳定且不断增长的收视群体。

　　而且，“竞争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克隆现象，一家媒介推出了收视率高的节目， 很快就会有若干家媒体跟进，当前电视节目中口述历史较多也不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

　　口述历史类节目近些年的风生水起与这种媒体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也密不可分。

　　二、影视媒介与口述历史的正态互补

　　进入大众传媒领域的口述历史类节目，已经具有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同时也是传播学、影视艺术学视野中的节目载体。 这种跨界的性质为口述历史类节目带来了新的生长与发展空间，但也要求它必须同时遵守两种不同身份的规约。 因此，此类节目的创作就需要更多的前期策划与准备以及对节目类型的定位。 正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编导谭悦所言：“因为是通过嘉宾讲述的形式呈现内容，所以前期策划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这类节目是策划出来的，而不是后期制作出来的。 ”

　　先看前期策略。 虽然口述历史类节目以嘉宾口述为主，但请哪位或哪些嘉宾，口述哪些内容，如何配合其他影像资料等， 都需要事先周密的设计与安排。

　　策划得当的节目，既可以生动、细致地展示出历史的面貌，也可以同样满足观众的视听审美需求。 作为口述历史类节目的一线编导，谭悦认为：口述历史类节目是给对历史感兴趣的观众看的，而不是给历史学者看的，在选题策划方面不能涉及非常专业的内容。 同样是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不同政权间货币金融的兑换、流通以及其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问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宜成为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叙述方法，而应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讲述当年的亲历者是怎样每经过一个控制区域就要兑换一次货币的经历，这样就更加直观而有效地调动起了观众的收视兴趣。

　　再看节目定位与类型。 避免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历史专业化倾向， 并不是任由此类节目的过度娱乐化。 历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求真求实，探求规律。 与艺术学、传播学的结合，是为了以一种更加好看的形式引导观众了解历史真相，并对历史产生进一步关注的兴趣。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思考，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当下，求索未来。 然而，正如有学者认识到的：当“口述历史” 进入到电视领域后， 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 电视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文化消费品，节目的策划、制作首先要考虑的是大众是否愿意消费它。 在冷静的历史陈述中，如果只有添加这种情绪化、戏剧性的东西才能使其具备广泛的可消费性，那么在历史真相和收视率之间，电视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此，对电视而言， 不可靠的记忆并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反而成为一种有利的资源，它使得历史与故事、真实与想象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与融合。 而当这种融合又置身于一种姿势、表情、语调、场景“合谋”的口述情境中时，其间所展示的亲切感与可信度，对大多数观众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

　　这意味着，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一方面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下，影视媒体强调经济效益，历史也面临着被消费的现状；另一方面，影视媒体的娱乐化倾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进入影视传媒中的口述历史也同样要应对过度娱乐化带来的失范与扭曲。

　　当然，问题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口述历史类节目创作者们探索出了许多应对之策，多元化的节目定位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努力方向。

　　例如，东方卫视著名的口述历史类栏目《可凡倾听》就为自己设计了三个访谈方向：一是与艺术大师对话；二是追踪社会热点人物：把镜头对准当前的某一社会热点人物，通过对人物当前状态、过去经历和未来设想的访谈，完成一个较完整的人生亮点回溯和心理对话过程；三是追踪文化社会现象：通过一时（特定时期）、一事（突发事件）、一人（当红焦点人物）、一物（中心物件）来追踪某种文化社会现象。 在《可凡倾听》节目中可以发现，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得到了灵活的运用， 访谈对象也不都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但栏目的定位与旨趣却较好地传达了口述历史的一个方面的功能与意义。

　　与新闻学结缘，也是口述历史在影视媒体中的积极尝试。 历史与新闻，看似有着因时间而产生的本质差异。 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只要能揭示出新的意义，历史就是新的；只要能发现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就是新闻。 因为新闻的本质并不在于时间上的近，而在于意义的新。 ”

　　近些年来，口述历史在新闻的深度报道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当然，媒体记者的采访与口述史料的搜集是不尽相同的。 对于口述历史中的访谈者来说，口述者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倾听与记录是访谈者的主要工作。 而新闻记者是要尽量避免独白式的采访的，甚至知名主持人的观点往往比并不著名的被采访者的观点更引人关注。 相对于口述历史的访问者，新闻记者是以一种更加强势的姿态进入访谈现场的，在某些情况下，拒绝媒体采访会受到社会的谴责。 而口述历史的访问者则刚刚相反， 如果引起了受访者不快，不仅无法使访谈顺利进行，还要接受伦理道德上的质疑。 媒体记者遵循的客观性、平等对话原则，甚至可以故意激怒采访对象，以取得其真实想法与反应。

　　而口述历史的访谈者们则需要自始至终抱持一种特别的友善、尊重来为口述访谈营造一个融洽、和谐的氛围。

　　在口述历史与新闻媒体的相互融合过程中，二者的互相借鉴已成为大势所趋， 特别是口述历史采访过程中高扬的人文色彩与情怀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正在被日益认可与接受。 例如，河北电视台的采编人员们在制作《八路军》纪录片时就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在采访的方式上也与过去大不相同。 过去我们对当事人的采访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限制，而这次对每一位八路军老战士的采访则没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没有任何的限制，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每一个老战士都把他们难忘的抗战经历痛痛快快毫无保留地讲出来! 这样一来，每个老战士平均采访素材长达一个小时， 几百位老战士的采访素材累计 1000多盘。 每一位编导想要看完全部的采访素材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查阅方便，摄制组把这些采访素材全部整理出几份文字稿，每一份文字稿累积起有一尺多高。 进入后期以后，每位编导的首要任务就是翻阅素材文字稿， 从中提炼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故事内容，然后根据磁带的识码找到所要的内容。

　　采访态度的转变，直接导致后期编辑、整理各个工作环节的改变，历史学者注重史料耙梳与考证的特点渗入媒体工作者的工作流程之中，也悄然改变着媒体过度政治化、商业化的不足。当下，好的口述历史作品在进行影像传播时往往会应用立体传播策略。 崔永元《我的抗战》系列不仅推出了同名电影、 纪录片及动画片， 还有同名书籍。

　　《八路军》系列在播映 18 集文献纪录片的同时，摄制组还根据采访素材出版了 75 万字的 《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可凡倾听》热播的同时，主持人曹可凡也出版了《可凡倾听》一书。 图书、影像、网络，各种传播媒体相互交织， 构成了口述历史作品传播的立体网络，推动了口述历史的普及与发展。

　　三、口述历史影像传播过程中的伦理呼唤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口述历史的影像传播提供了更为大众化的介质。 与传统的史学研究、信息交流和成果发布形式相比，互联网具有查阅、利用便捷，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时代感强等优点。 网络不仅为受访者、访谈者、读者提供了适时互动的机会，网络的多媒体特性也为声音（音频）、抄本（文字）、影像（视频）的完美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在我国，口述历史影像成果借助网络进行传播也渐成气候，推动了口述历史保存与传播过程中的多媒体融合趋势的到来。 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系列选择在门户网络搜狐上首发，杨祥银主持的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专业研究网站，凤凰卫视中文台曾经热播的口述历史节目也配套有专门网站，腾讯网等知名网站开设了口述历史专栏。 还有一些民间力量，如老战士口述历史研究会也建有专门网站，方便口述史料的搜集以及同行的交流。 口述历史作品网络传播最为成熟的是抗日战争领域，最为著名的是齐红深教授主持的“历史记述———日本侵华教育网”以“开展日本侵华教育调查，抢救历史资料”为基本任务，为口述史料的搜集提供了非常开放而且便捷的平台。 在海外，“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 的网站也以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为主，且与中国内地的一些大学和文化学术机构开展广泛的合作，内容涉及抗战的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和民众生活等诸多方面。

　　但是， 我们也必须正式网络媒介所带来的新问题，发现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 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史》一书的修订版中增加了网络与口述历史的相关讨论。 他指出，“网络的出现使口述史家们喜忧参半”， 喜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口述历史与声音记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成为可能，忧的是网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例如口述史料的网络传播带来的隐私权和知识产权问题。

　　口述历史作品涉及受访者的心灵世界、 私人生活，也常有可能牵涉到第三方隐私及名誉，相较于其他治史方法，更需要树立伦理意识。 当前我国的口述历史学者们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普遍都有所注意，但还没有完全上升到理论自觉的层次。《口述史研究方法》 一书指出了口述史研究伦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告知后同意原则”、“匿名原则”、“隐私与保密原则”、签署“法律授权书”。 该书认为研究关系是一种权力不平等的关系，“在口述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中， 研究者本身的价值信念与道德观点，都将会进一步影响被研究者的权益与福祉”， 所以要特别注意工作中的伦理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性，避免对被研究者造成潜在伤害。

　　对于研究伦理的重视，不仅是对受访人的尊重所必须要求的，同时会提升口述历史作品的品质，并且保护主访者。

　　签署保证叙述真实性的条款，以备在日后涉及他人诉对其的诽谤或其他纠纷，可以以此作为访谈者减责或者免责的依据，同时，由于签署了保证叙述真实性的条款，也会对受访者起到约束作用，受访者在口述过程中也会注意自己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提醒自己要对叙述内容负责，这样有助于减小其叙述的失真的可能。

　　正如该文作者所指出的，“尽管这些原则与标准如此地繁复而令人战战兢兢，但是从大处想，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自私地想， 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多一层保护少一分伤害。 ”当年，有口述历史性质的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出版后引起轰动，但后来为争版权与版税，其遗孀与整理人之间打官司，闹得不欢而散。 王炎认为，这是因为过去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签署契约文书之故。

　　目前，许多口述历史影像作品的制作人都已经具备了这种伦理、法律意识。 例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据其编导介绍，在录像前，嘉宾须签字授权将自己的讲述内容授权给电视台编辑制作。如果遇嘉宾事后对自己所谈内容认为不妥，提出删减的要求时， 编辑 “应从道德的角度遵从当事人的意见”。

　　总的来看，对于传统历史学研究来说，口述历史的影像传播是一个新生领域，绝大多数学者还没有做好相关准备。 随着“影像史学”开始登堂入室，进入专业史家的视野和探讨范围，还处在摸索阶段的口述历史影像传播也应奋起直追，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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