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管理学和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的双重困境(3)

　　IACMR这些年来一直强调“除实证研究方法外，诠释论、现象学等方法的用处”.
　　
　　IAC-MR认为，“诠释论强调以自然的、参与性的观察为手段，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过程和整体进行丰富性、生动性、深层次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想象和移情”.然而，根本的问题是只要不改变当代主流管理学所持的实证主义信仰，诠释或现象学就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诠释研究在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度把握时，当然也存在不足。这就是：“相当多的诠释研究不是普适的，研究过程也许不能重复[15].”可是如果一定要将诠释方法时时处处和科学性、普适性结合起来，那么它只能是一个四不像的怪物。对于案例研究而言，处处强调严谨性，发现“观点新颖且精妙的理论”的机会可能会降低很多。总之，如果将实证主义作为至上的信念，将大大限制或阻碍管理学的发展：在某些情形下，可不妨将管理学理论看作是一种对管理现象的深度理解或对于实践的启示[17].
　　
　　6管理学研究是否应兼顾“严谨性”与“深刻性”?
　　
　　显然，如果一个理论既严谨又深刻，那自然是管理学研究的最高境界。然而，严谨性与深刻性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之处？当普适性与深刻性之间存在矛盾时，应该如何取舍？
　　
　　从学科划分而言，管理研究应包含对于各类组织的管理研究，其类型包括企业组织、公共组织、政府、教育机构等。然而，在所有组织中，似乎企业组织的多样性最为显着。从这一点出发，立即可以得到“企业管理研究的普适性与严谨性是所有管理研究中最难达到”的结论。可奇怪的是，对主流学术界而言，恰恰是企业管理领域对严谨性与普适性的要求最为严厉。主流管理学界一直强调证伪，却几乎没有一个研究是通过从所有企业类型中随机抽样来完成实证检验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研究能够做到如此严谨的随机抽样。在样本严重受限的情况下，5%统计显着性水平究竟比10%的显着性水平具有多强的优越性？为了达到5%的统计显着性会损失多少具有洞见的观察？为了达到5%的统计显着性，有多少作者会重新裁整样本或在研究设计中就有意使用倾向性样本，这是管理学所要求的“科学精神”吗？在如此显然的漏洞之下“顶级学术期刊对严谨性的要求愈来愈高”的原因究竟何在？
　　
　　鉴于此，管理学顶级期刊所追求的严谨性大部分只是统计学意义上 “基于技巧的严谨性”,由此，不禁要问，将大部分管理学者变成擅长统计演算的学者，而不是管理现象的敏锐洞察者，其意义何在？管理学是一门经验性学科，它不是完全的思辨，当然需要一定的经验验证，然而愈是适用于所有企业类型的研究，其结论愈可能平凡与肤浅。管理学顶级期刊对普适性或严谨性的一再强调，一定会导致大量“技巧日益复杂”的“常识性论文”.当然，本研究的目的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定程度的严谨性自然必不可少，但绝不能认为严谨性超越于其他一切原则。在当前的情况下，似乎更应该强调管理学研究的洞察性或深刻性。在“严谨性”与“深刻性”之间存在矛盾时，管理学研究应兼顾“严谨性”与“深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管理学案例研究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动向---当然，前提是明确案例研究与传统实证研究的区别。
　　
　　7管理学有没有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
　　
　　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有着从其他学科借用理论的历史，早期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借用理论，建立了人际关系学派，后来，从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借用概念建立了权变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最近，从生物学中借用概念，产生了群体生态理论；而人类学则成了研究组织文化的概念和思考方式的源泉。学科借鉴作为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有助于管理学披上合法的外衣，但另一方面管理学研究长期依赖多学科交叉的现实情况，使得管理学的发展同经济学、物理学等成熟学科相比相差甚远[18].
　　
　　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其基础性理论、理论体系的欠缺使得管理学很难称得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如此，基础理论及理论体系的欠缺同样使得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受阻。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许多管理学家都来自于其他相关学科（如泰罗和法约尔都是工程师，梅奥是心理学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其实是很多相关的学者对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善，管理学家更多出自大学的管理学科之内，管理理论实现了从“外部学术化”向“内部学术化”的转变过程，此时其基础理论体系的缺失立即暴露出来，其结果就是科学实证主义的理论检验日益重要，而理论构建则相对后继乏力：人们过度相信实证检验能够有效地解释管理现象、解决管理中出现的现实问题。
　　
　　《蔡文》援引德鲁克的观点，坚持认为管理学是一种实践研究，而是否能构成一门学科尚需讨论[19].AGARWAL等[2]指出，以上管理学发展的脉络在学术期刊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也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学者大多出自于管理学本学科内，他们既不熟悉那些传统的、发展较为成熟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的历史，对于甚至包括生物、物理等学科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取得进步的渐进历程也不甚了解，因此，他们实现学科合法化的路径只是在研究方法的实证技术规范上更贴近“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规范，这就使管理学家和管理学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
　　
　　“中层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的实践表明，理论化体 系 可 能 不 是 若 干 中 层 理 论 堆 积 的 结果[5].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某一学科的理论化体系往往在早期就已形成，这些理论体系在学科发展史上其价值一旦被认识便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学科发展中许多“好的理论”都与这些体系密切相关或者受到这些体系的启发---而不是反过来由“好的理论”堆积而成“好的理论体系”.今天，在学术界，经济学家可以宣称只从效率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伦理学家可以宣称只从道德良心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法学家可以宣称只从规则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而管理学家则没有这种特权：其理论被要求与社会现象严丝合缝，要能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实践，有关理论如果一旦不能解决哪怕一个特例便会被质疑。这些都与管理学自我放弃宏大理论体系的研究，一味屈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有关。
　　
　　实证方法的一个主要不足是无法对宏大理论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换言之，宏大理论无法进入实证方法的体系。如果过分强调实证方法与严谨性，除了会与“新颖、精妙而并不严谨的理论”失之交臂之外，更重要的是，将永远无法发展管理学自身的宏大理论从而构建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永远都将借用来自其他学科的宏大理论，从而丧失自身。当然，管理学并不是从来都没有宏大理论，泰勒、法约尔、巴纳德的理论都属于宏大理论，今天站在实证的角度否定这些理论，在认为它们都不“严谨”的同时，是否考虑到，正是这些“不严谨”的理论的存在，才有今天的管理学，才能从事所谓管理学研究。一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管理学主流教材中采用法约尔的体系；另一方面，却在各种场合绝口不提法约尔，甚至不愿多研读和谈论法约尔、德鲁克，在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中，还有比这种现象更令人费解的吗？
　　
　　8管理学与管理哲学。
　　
　　SHELDON[20]认为，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现象进行宏观性、根本性的追问和质疑，其目的是冲淡管理活动中过度精细化、机械化的倾向。
　　
　　成中英[21]认为，管理哲学探究管理最原始的概念和范畴，它要回答管理的目的、基础、根源、过程、标准、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把意义和价值形成规范。
　　
　　本研究对管理哲学做如下定义：管理哲学就是“对目标、价值等管理最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根本性、系统性回答和“为实现管理目标与价值怎么做”的根本方法。有关“目标、价值等管理最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可称之为管理本体论。管理本体论中涉及到价值的部分可称之为管理价值论，而有关“实现管理目标与价值的根本方法”的学说可称之为管理方法论。当然，如何得到上述系统性的认识，本身就值得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内容可称之为管理认识论或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哲学是“是”与“做”的统一、是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管理哲学有两个不同的层面：
　　
　　①普遍性层面，即有关一般管理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理论体系；②具体的管理者和组织层面，该层面上的管理哲学是指管理者或组织对于自身管理的根本认识和方法，处于该层面的管理哲学是可以进行实证分析的[22~24].从“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的区分来看，管理哲学可以看成是有关管理的宏大理论。
　　
　　谭力文[25]认 为，管 理 学 的 基 础 理 论 经 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将研究对象锁定在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上，也清楚地认识到对组织构成的基本元素---人的分析与探讨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管理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解决组织与其运行环境的匹配，解决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期望的协调；也明确了组织管理工作的基本程序。章凯等[26]将管理学理论分为结构型理论、本质型理论、关系型理论、演变型理论等，认为结构型和变量关系型理论处于较为具体的层次，而本质型、概念关系型、演变型理论处于较为抽象的层次。他指出，具体性较高的理论形态往往展现出一个学科繁荣的程度，而只有抽象性更高的理论形态才能真正推动一个学科的良性发展和逐步成熟。
　　
　　无论是谭力文[25]所提出的管理学的基础性理论，还是章凯等[26]所提出的抽象性程度更高的理论，由于它们涉及对管理的根本性、系统性认识以及管理实践的根本方法，都属于管理的宏大理论或管理哲学。在本研究看来，在涉及组织与社会的研究中，具有类似于自然科学普适性的规律几乎不存在，因而称之为管理哲学也许比管理科学更好。
　　
　　如前文所述，一味进行中层理论的研究，也许其研究成果并不能累积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存在局限性。由此，可否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研究作为补充？换言之，从管理哲学或者管理的宏大理论出发，对这些高度抽象的理论进行细化、验证、补充和完善，是否更有利于管理实务人士掌握管理的基本框架？以领导行为研究为例，主流管理学期刊最近推出了“破坏型”、“辱虐型”、“道德型”、“服务型”、“本真型”[26]等若干个足以吸引眼球的“新概念”和中层理论，使得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管理实践者甚至是MBA学员都莫衷一是，其乱象在传统大学的主流学科中可谓登峰造极。如果任这种情形继续发展，管理学研究的“相关性”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