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教授“转向”和“转变”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1978年的1.8%增长到目前的15.5%,从份额角度看差不多是“40年时间，10倍速增长”.
这一发展是内外因素结合的产物，内因是主要因素。但长期以来，知识界对外因谈得更多，也更为肯定。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外因来说，是主动融入全球市场、接受“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结果。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是承接了近代西欧一系列世俗化、理性化变革所推动的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中国由此告别“革命”而聚焦发展。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资本流动、贸易、科技与知识的快速传播，给中国带来了资本（FDI）、知识、技术、管理等，不断扩大的市场导致了分工的深化与学习曲线的快速改进，FDI和中国劳动力的结合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如果说，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给全世界带来了一种必须参与、而且可以善加利用的“外部性”的话，那么中国是利用得最好的国家。就此而言，“中或最赢”是一个客观事实。
鉴于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因此，长期以来，“全球化=现代化=西化=美国化”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范式。就经济管理而言，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技术、案例也成为一个“基本型”,“走向未来就是学习美国”.从大历史脉络的角度看，这当然也是一个合理的、必然的进程。这是因为中国在封闭年代固有的管理思维和技术受计划经济和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存在诸多问题和症结，必须扬弃。
但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最大赢家？为什么全球化的正面作用在别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中国这么显效？这一定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治理、政府对发展的推动、制度、文化、人力资本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鲜明特征，特别适合和全球化浪潮相结合。不过在这些方面，知识界长期以来按照西方化、美国化的标准所进行的对自我的批评比较多，而官方的正面宣导式的总结并不能转化为学者认同的专业化建构。在潜在的思维中，知识界仍然更多地把源于西欧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独一性”的现代性价值，而美国是最后的集大成者，别的地方假如能实现近现代化，一定是因为有着和西欧、美国相似的精神文化作为“功效相等物”.从社会科学的研究角度，这其实是一种“把局部历史普遍化”的“命定论”逻辑。
但是显然地，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的确确和西欧、美国有着不同的内源性精神文化特征以及基于这些特征的上层建筑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有很多独特的“形状”.这些活生生的典型事例说明，想用任何一种基于国外实践的国外理论，来把握中国的“无限的整体”是不可能的。既然现代化的道路有所不同，现代性的来源和构成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而每一种现代化过程中所内蕴的现代性，其实都是现代性的活力之源，共同形成“无限的现代性”.
换言之，那种因为西方从时间维度看更早实现了现代化、所以在价值维度上就更加先进的思维逻辑是无法成立的，后来者在价值维度上也可能有独特的现代性价值、文明价值贡献给世界，成为全球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还有一个同样深刻而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只是、不再是“拷贝型经济”,而是充满了“内生的创新性”的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拿“中心扩散型”西方话语体系来总结就更不适用。拿移动互联网来说，一些中国企业能够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便捷的整体解决方案。例如，腾讯开发的微信远不是移动通讯工具，而是移动生活的载体；Facebook在支付、电商等方面一直在学习微信；新 浪 微 博在呈现方面是Twitter、Instagram、Youtube的合体。此外，中国在移动支付和物流领域的用户体验远远好于美国，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平台经济体，在全球都非常领先，至少和美国一流互联网公司基本同步。类似的创新情形非常多，包括在传统产业、制造业、“走出去”等方面。
由于新经济的影响，以往的管理视野和管理理论本身就需要刷新。拿品牌而言，在过去的产品区隔时代，品牌更多是name/logo,以及附加在其上的文化和个性。但是今天在移动化、社交化时代，很多品牌更像是hub,是生态，而且更像是用户创造和分享出来的东西。中国因为有巨量人口效应，能快速反馈与改进，在互联网领域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创新源泉。还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多商业组织的职能是全球分布的，研发可能在硅谷，设计可能在米兰，制造可能在东莞，财务中心在新加坡，总部可能在纽约和上海。对这样的大量出现的新公司，用传统的职能化分析模式已经很难概括。由此，各种新情况，都非常需要管理学家用新的眼光去总结，而不只是在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中找方法。
综上所述，对中国的管理学者而言，今天继续说“美国话”、把美国话当成“世界语”,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商业实践依然是重要的，一是因为中国商业的发展参差不齐；二是因为大量中国的创新实践还没有被“翻译”成“美国话”
进行传播。但是更重要的思考方向可能是，有没有可能用“中国话”描述“中国故事”和世界的故事。最后，有没有可能让“中国话”、“中国方法”像“美国话”一样成为“世界语”.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谈到“何谓启蒙”时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指出：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中国需要更多的管理学家像周南教授一样，基于中国的历史文脉、现代化实践、企业家精神和商业创新，既胸怀全球视野，明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但是更加倾听和遵从自己内心的理性声音，而成为自我立法的、独立的理性主体。唯有如此，中国管理学界才能真正激发思想的活力和自由创造力，在回应中国实践的同时，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奋斗精神的音韵。中国的未来不是别人设定的结果，而在我们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