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管理学和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的双重困境

　　摘要：从管理理论的“是”与“做”;管理技术与管理科学；管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管理学真理是否一定存在以及管理学真理是否一定有用？管理学研究是否应兼顾“严谨性”与“深刻性”?管理学有没有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管理学与管理哲学；对管理学自身进行反思的元管理学8个方面对“定于一尊”的管理学研究主流实证主义范式进行了反思。然后，在此基础上建议IACMR下一阶段应藉由“管理研究哲学”、“元管理学”与“管理哲学”的探索继续发挥实证研究的优势，反思相关不足，走向真正的多元，实现灵感之源的回归、学术责任的回归与奉献精神的回归。
　　
　　关键词：主流管理学；IACMR;反思；元管理学；管理哲学。
　　
　　1引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主流管理学的质疑愈演愈烈：一方面，人们对管理理论指导实践能力的不足尤为不满，且这 种 不 满 情 绪 与 日 俱增[1];另一方面，管理学研究严重依赖从相邻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等借用的概念和理论），管理学的原创理论严重不足[2].简言之，主流管理学近年来的发展既面临着“实践性不足”的压力，又面临着“学术性不足”的压力。
　　
　　IACMR自成立以来，迅猛发展，目前已成为中国大陆最具学术声誉的管理学研究组织。
　　
　　然而，IACMR同样面临着与主流管理学类似的双重压力，作为主流管理学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IACMR对于中国管理实践的促进微乎其微；另一方面，IACMR并未贡献真正的本土管理理论。
　　
　　不能否认的是，IACMR对于中国内地管理学者融入国际管理学研究共同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正是内地管理学界与国际管理学术圈的快速接轨，使得IACMR迅速面临着与主流管理学同样的质疑。
　　
　　2016年，《管理学报》第8期刊发蔡玉麟的《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简称《蔡文》）一文中，就提出如下质疑：管理研究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除了“IACMR之路”是否还有“德鲁克之路”?
　　
　　IACMR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管理研究社群的领袖，是否还有必要形成一个本土领袖级组织奔向德鲁克之路？[3] 与此同时，IACMR的创会主席徐淑英本人也对主流管理学和IACMR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的研究不仅脱离实际，有时还存在危害。”[4]
　　
　　以上是针对主流管理学的批评。徐淑英很早也注意到，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文化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为获得发表论文机会，研究人员通过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来适应顶级期刊的“国际评委”,如此一来导致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研究很少针对中国管理实践。以上可以认为是对IACMR在发展本土理论方面的质疑[4].
　　
　　作为汇聚管理研究学术领袖最多的主流管理学界当然注意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因此，针对所面临的双重压力提出“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主张：一个高质量的研究需要兼顾“严谨性”与“相关性”的要求，已成为主流管理学界当下的共识。然而，作为主流的实证范式是否能兼顾“严谨性”与“相关性”?在通往“相关性”的道路上，“德鲁克之路”是否更具优势？
　　
　　一种适用的管理技术手段是否比实证的管理科学更能直接促进中国管理水平的进步？对以上问题则少有深入的探讨。
　　
　　主流管理学术界认为，“近年来，中国乃至世界研究中存在的同质化趋向和功利性趋向等日趋明显，这些问题的根源便在于科学精神的迷失”.然而，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社会科学”?科学精神的回归究竟是什么含义？它能不能使当前的管理学摆脱双重压力的困境？
　　
　　对以上问题同样少有深入的探讨。
　　
　　虽然较早就有主流管理学者提出“理论是简易性、精确性和普适性的折中[5,6]”,“当观点新颖且精妙时，一些研究者愿意接受较低的解释力[4]”.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严谨性一直是管理学界所追求的主要目标，顶级学术期刊对严谨性的要求愈来愈高。管理学界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认识上的巨大鸿沟？现阶段是否应当放弃“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严谨性的策略，集中精力发展那些“新颖、精妙而并不严谨”的学术成果[7]?
　　
　　在学者对主流管理 学 与IACMR提 出 质疑[3]的同时，作为汇聚最大多数精英与领袖的主流管理学和IACMR当然不可能不对上述问题有所思考。徐淑英最近发表的《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一文中涉及到以上大部分问题，对管理学术研究的“相关性”、“严谨性”以及“科学的社会层面”提出了更深刻的见解[8].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问题、进行反思，以应对学术界对主流管理学与IACMR“学术性与实践性同时不足”的双重压力。
　　
　　2管理理论的“是”与“做”.
　　
　　《蔡文》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管理学者更需要追寻德鲁克的脚步，在为国家作出有效贡献的同时，获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敬重。
　　
　　显然，《蔡文》强调的是管理学理论应该服务于实践，它应该是一种“如何做”的理论，并将管理学研究的这一进路称为“德鲁克之路”[3].德鲁克的管理理论显然对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HAMBRICK[9]认为，即使美国管理学会从未存在过，管理实践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德鲁克的理论却被认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以及商业世界”,究竟主流管理学理论与德鲁克理论的区别在何处？
　　
　　二者的重点和努力方向存在着怎样的区别？这成为探讨当代主流管理为何与实践脱节这一焦点问题的枢纽所在。
　　
　　从西方学术史来看，柏拉图并未区分“是”的理论与“做”的理论。对柏拉图而言，《理想国》既是“是”的理论也是“做”的理论。在其看来，理念是第一性的，而感性世界则是第二性的，人们可以用理论的方式探求和逻辑地定义理念原型，并完全以之作为实践操作的蓝本和依据。柏拉图本人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去操作的，但却在经验世界中屡屡受挫，因此，晚年的柏拉图已经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巨大的张力[10].这一巨大的张力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首次予以明确表述。在《形而上学》第六卷第一章，亚里士多德[11]将学科分为3种①：科学之学、实践之学和制作之学②。
　　
　　亚里士多德[11]进一步指出，实践之学、制作之学多探究的都是人事，人事是出于目的的活动，而目的本身是变动的，其本源在于作为实践者和制作者的人，人本身也是变动的，所以实践的智慧要靠经验来积累，制作的技艺离不开运气，这两类学科不可能形成稳定可靠的知识。
　　
　　科学追求的是确定性知识。实践和制作领域则是由人的目的所引导的领域，实践之学所求得的只能是意见，其结论只能是“基本为真”[11].
　　
　　徐长福[12]从“人性的逻辑异质性”角度探讨了为什么社会“科学理论”只能是实践的参考，而不能指导实践。他认为，所谓人性，就是每一个实体个人所具有的全部属性及其构成情况的总和，而要将上述意义的人性用一套理论体系逻辑一贯地加以说明，是绝无可能的。先前绝大多数人性理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们善于将人的种种属性编织成某种逻辑自洽的推论系统，但是任何这样一套系统要求确保自身的逻辑一贯性，就得舍弃大量无法逻辑一统的属性，而这些被舍弃的属性转过来又成为其他逻辑系统加以编制的素材。于是，迄今为止的人性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各自独立、相互排斥的逻辑系统加以分别说明的，没有任何一套系统足以将其他系统逻辑统一起来，从而使人性得到一个完整且逻辑一贯的说明。人性的折中无法被单一逻辑系统完全说明而只能由不同的逻辑系统分别阐述的特点，徐长福[12]将之称为人性的逻辑异质性。由于人性的逻辑异质性的存在，人要理性地认知人性，注定只能得其片面，而不可能得其整体。这就是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于人的行为如何“是”的解释注定只能是片面的原因。
　　
　　与之相对应，当人们改变世界、实际做事的时候、实践的时候，自始至终都得遭遇、接受和处置人与相关事物的全部逻辑异质性，亦即将各种各样在逻辑上无关甚至矛盾的“是”①放到同一个思维平台上来运算，放到同一个流程中来处理。由此，改变世界的问题是一个跟解释世界的问题完全不同的问题。而管理学根本上是要改变世界，其“是”与“做”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对科学严谨性的过分强调甚至可能在实践中产生更多冲突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