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的标题看似不像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但却准确地概括了周南教授自己30多年学术道路的3个阶段，也说出了笔者个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海归学者）的内心感受。同时，这个标题恰恰体现了周南教授的精神之旅与西方诠释学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只有先旅行到他乡，才能获得对自己故乡家园的更加深刻的认识。
作为一个从中学开始就阅读大量西方小说的学生，西方价值观极大地塑造了笔者的个人价值观和性格。作为一个本科学习理论物理，辅修科学哲学，硕士主攻实验心理学，博士阶段留学德国的学者，笔者人生的前40年基本上都是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很硬的、精华的学科中打转，一直到将近40岁的时候才开始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鉴于此，笔者对周文中的基本观点有比较强烈的认同和共鸣。但问题是，或许限于篇幅和时间，或许还没有系统地反思和总结，周文并没有告诉大家，如何具体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下这个时代的管理学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如果这个问题无法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那么这种呼吁、感叹、情怀和姿态就无法吸引更多年轻的学者走上这条荆棘丛生、前途未卜的学术冒险之旅。
笔者“凭空设想”一下，至少有这样几条道路是可以尝试的。
（1）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本的世界观和个人价值判断的标准，指引自己进行管理学理论构建和经验研究，颠覆西方管理学中内隐的价值取向只有彻底质疑西方管理学背后的核心文化假设（如理性客观、分析导向、价值无涉、战胜他人、结果导向等），才能彻底摆脱西方管理学对中国管理学者不自觉的影响和控制。
例如，能不能基于道家哲学的“知足”提出“适度营销”的概念？而不是一味鼓励公司制造得更多，销售得更多，顾客购买得更多？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否就可以对“双11”这样的商家和消费者的购物狂欢提出管理学者的独立批评。
能不能基于儒家的“修身、齐家、平天下”提出领导力自我发展的修养理论？走这条路，需要学者具有极大的文化自信和自觉，需要有“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学术视野，需要有宇宙关怀。难吗？说难也难，但也不一定，主要看学者的境界和见识。
（2）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一分为三和五行等概念当作理论建构的工具，结合西方管理学中比较成熟的成双成对的概念，建立更加整合性的理论笔者曾做过的一个研究，就是采用“阴阳”和“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把它们作为理论建构的工具和视角，用来重新梳理西方跨文化研究中的相关文献，重新厘定JIBS上中争论了很久的GLOBE（global leadership andorganizait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研究中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习俗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个人认为这个研究是笔者做过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之一。类似的，在西方的关于悖论研究中，有学者鼓励大家把悖论当作一个元理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的工具。
走这条道路，切记不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一个大帽子、一个“垃圾桶”,看见任何管理现象都说它是“阴阳”,都说它是“一分为三”,都往里面放，久而久之，只会引起条件反射式的反感和排斥。这是因为“阴阳”这个概念是中国文化中的根源性比喻，它是普适的，无法证伪。卡尔·波普认为：绝对正确并不是科学理论的优点，相反，它反倒是一个理论的致命弱点。一个学说之所以绝对无误，并不是因为它表达了确实可靠的真理，而是因为经验事实无法反驳它，阴阳这个概念就是如此。笔者建议，最好把阴阳、一分为三、五行等静静地嵌入到自己所构建的具体的理论和模型中去，作为逻辑内核，而不用过分强调和凸显。这种传统文化和管理学经验研究的水乳交融，最妙。例如，黄光国教授所建构的“人情-面子理论模型”和“自我的曼陀罗模型”采用的事实上就是这种内嵌式的理论建构方法，其中阴阳套着阴阳，但是，用不着点破。
（3）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概念（如人情、面子、关系等）这几个概念也是过去30多年来中国管理学者贡献最显着的地方。但是，笔者觉得有两条路最好别走：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如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交易成本理论等）来解释这些概念，这时会发现别人的理论很丰富，该有的都有了，因此，中国的“人情、面子、关系”毫无本质上的特殊 之 处，最 多 只 是 程 度 上 的 差 异 而 已。简单借用中国传统文化来重新解释这些概念在管理学中的应用。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活在当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活在文化典籍的修辞中，这是一个问题。而且简单地借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当下的管理实践，很可能厚古薄今，而且远离了管理学经验研究所要求的具体性和情境性，会让人觉得大而化之，不够接地气。
翟学伟教授建议最好采用“非中非西”的方法，从当下的生活世界出发，紧扣鲜活的生活现象案例，从下而上，叠屋架构出一套与经验世界紧密相关的概念体系，最后接触到文化和哲学的层面，接触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对此，笔者非常认同。但是，这条路非常难走，可以说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两边都是悬崖，一不小心，要么落入西方理论体系的窠臼中出不来，要么落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酱缸”中出不来，无法挖掘出“中国之为中国，当下之为当下，管理之为管理”的真正特点来，同样也出不来好的理论成果。
走这条路的学者，一定要融会东西，知己知彼，而且要有很好的平衡感。
（4）本土概念、西方方法与当下问题三者叠加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借用西方科学中最强大的方法论和方法，也就是工具理性，来对一些本土概念进行研究。周南教授自己参与的一些研究中有不少都是采用这种模式，而且做得很好。这也说明这条道路是可行的，大家可以一试。不过，走这条道路，有拼凑的嫌疑，尤其可能无法真正捕捉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韵。特别是在测量构念的时候，最好不要采用问卷和量表来测量那些难以测量的复杂概念，例如，悟、中道、阴阳辩证思维等。如果一定要测量，建议采用半结构化访谈，而且是基于具体情境，最好要结合专家判断。
（5）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反思一下当下对于“科学”的理解，尤其是对“科学方法”的执迷不悟中国管理学界的绝大多数人，从来不会把小说、诗歌、历史、修辞学、哲学思辨等纳入到管理学的常规研究方法中。事实上，西方主流管理学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时间太久了，迷失了管理学之为管理学的本质特点（如复杂微妙的情境化、自反性、目的性、启发和教化、主动建构商业规律等），只有那些管理学中的大师（如德鲁克、马奇、明兹伯格等）才敢于尝试那些被认为是旁门左道的表达方式（如小说、诗歌和哲学思辨等）。国内的学者中，周长辉教授的诗歌创作虽然经常紧跟管理实践中的热点现象，但是，被认为只是“业余爱好”,而刘文瑞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系统性梳理，也只被认为是“敲边鼓”.
事实上，着名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大张旗鼓地提出，“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3种重要研究方法就是艺术、历史和修辞或者哲学思辨。诠释学的广阔视野是深受实证主义经验研究桎梏的人难以接受的，但是，已经成为了西方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力量。只要大家能对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方法”（如诠释、叙事、批判等）稍微有所了解，如果能从对“科学方法”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悟”、禅修中的本质直观、堆积如山的历史典籍、繁花似锦的诗歌等，都是中国管理学者重要的智慧资源，都是探究管理之道的重要方法。《管理学报》有一天会发表纯粹的诗歌体的文章吗？《管理世界》有一天会发表管理小说吗？中国管理学者能用戏剧或者电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吗？笔者坚信，至少以上5条道路是可以尝试的，可视为中国管理学界成人礼的试金石，而且会让中国管理学变得更好。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