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长文章涵盖面很广，从横断面看，囊括了古近体诗、词、骚、赋、乐府、戏曲、歌谣、弹词和骈文等各种以抒情为主的有韵文体，从史的线索看，从先秦的 《诗经》 《楚辞》一直贯穿到清代的词曲，其诗法研究的基本线索是这样的：诗是表情的工具，是情感的产物，什么样性质的情感，就会采用什么样的表情方法；什么样的表情方法，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美感作用。依据这个线索，从古往今来抒情而有韵的诗歌中引出大量的诗例，进行归类研究，运用横向比较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把中国古典诗歌表情的方法分为五大类：即奔迸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含蓄蕴藉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和写实派的表情法。在大的类别中又从同中观异，区分为若干小类。
如回荡的表情法又两分为螺旋式、引曼式、堆叠式和吞咽式四种；含蓄蕴藉的表情法又可分为神韵式、烘托式、写景式和象征式四种；写实派的表情法又可分为全写实派和半写实派两类；而浪漫派的表情法又分为纯浪漫派和非纯浪漫派两类。各大类和归属于大类中的若干小类，都用表情的特征将其严格区分开来。
梁氏的诗法研究，抓住中国古典诗歌的缘情的属性，从区分其不同性质的情感来观察研究其不同的表情方法，从横向联系中比较区分各类表情法的个性特征；从纵向联系中探讨各类表情法的历史成因和发展变化的情况，既力求其真 （贴近诗意），又求其博和通 （囊括面广和具有普遍性），使其诗法研究能 “以少总多” “以浅持博”和 “一以贯之”,成为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具有一定的逻辑说服力。梁氏的诗法研究，在传统的诗学里，是很有创造性的。我们知道，传统论诗法的，从 《毛诗序》开始，大都以赋、比、兴为旨归，所谓 “三义”,历代说诗者都奉为圭臬的。元代杨载尊之为 “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那是不能偏离的，影响所及，历代说诗者，大都围绕这三法作文章。此外，还有字法、句法、章法、义法、死法、活法，以及格律、对杖、用典等等，但都是点穴式、象喻式的零星的片断的解说，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的思辨性。对诗法的研究能否另辟蹊径，从一个新的角度，作出理论总结呢？这种工作是较为困难的，但确实是很有意义的。梁启超说： “惟自觉用表情法分类以研究旧文学，确是别饶兴味，前人虽间或论及，但未尝为有系统的研究。不揣愚陋，辄欲从此方面引一端绪。”71可见他对此确实别有会心。前人论诗法的，也有不少人重视诗的缘情的素质，如宋代李仲蒙就说过： “诗人之情各有所寓，非先辨于物则不足以考情性。”所以他解释 “三义”说：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情动物也。” （胡寅 《与李叔易书》转引）这种解说是颇为 圆通 的，但仅 局 限于赋、比、兴，以此来囊括古往今来众多作家众多诗作种种不同的特点，道尽其间言情手法的差别，确实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谓赋而比、比而兴，赋中有比，比中有兴等等等等，就说明，围绕三法转圈，理论上就会陷入窘步不前的困境。梁启超突破了传统诗法研究框框，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实际出发，总结出种种不同类型的表情方法，从中可以看到哪些方法中国诗人运用得最多最好，哪些方法还须要发扬光大；哪些诗人哪些诗作运用了那种方法，表现出什么样的创作个性，成功的地方和不足之处何在？这些诗人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哪些是通哪些是变，哪些是承传，哪些是创新等等。这里既有微观，也有宏观。微观既深入细致，宏观也不蹈空，这些都是梁启超诗法研究上大胆创新结出的丰硕成果。但是梁氏所辟的新的端绪，后人却很少循此途径再继续探索，而 “三义”的研究似乎还是一个热门。梁启超经常指出传统的因袭之风的危害，在我们的诗学研究中也应引起重视。
梁启超在总结创新方法的经验时，曾说过一句既简单又很值得玩味的话： “有路便钻。”[3]80是的，为了获得系统的真知识，在方法上既可以走前人已走过的路，也可以披荆斩棘，另辟新径。抱残守缺，是走不出新路，达不到彼岸的。
五、几点启示
梁启超在方法论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既有另辟新径、成效显着的喜悦，也有踟蹰龃龉、此路不通的烦恼，其成败得失之处，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一）梁启超对方法论的阐释，其核心点就是科学方法要具有科学精神，也就是说，方法要具有科学性。离开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其方法也是非科学的。梁氏这种重视精神实质的思想，是其来有自的，是有类似的教训的。早在“戊戌变法”前后，青年维新党人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提倡 “诗界革命”,当时他们写作新诗，很喜欢搬弄新名词和新典故， “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堆积满纸新名词以为革命”,以至于佛经与 《新约》的词语与典故络绎纸面。
像夏曾佑诗： “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谭嗣同诗：“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魂灵。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语意均非寻常诗家所有，成为无人能解的 “新诗”,非作者本人作注，他人 “虽十日思之不能索解。”梁氏总结这个教训，就鲜明地提出： “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如果只有形式而无其精神 “徒摭拾新学界一二名词”,那只能 “骇俗子耳目”[14]41,于事实无所补益。有鉴于此，他在提倡引进和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时，着重强调科学精神，求科学性而非堆砌自然科学术语，重在求新意切而非重在求新词。他的这些话，至今仍有某种针对性。今天某些运用新方法撰写的文章，也有点 “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味道。络绎笔端的许多语意含混的新词，也是他人 “虽十日思之不能索解”.重温梁氏当年的告诫，也许可以避免再蹈覆辙。
（二）梁启超谈科学方法，反复强调 “求真”二字。 “求真”有两层含意：一是求得真材料，一是揭示被研究事物的真相。真材料是求得真相的基础， “凡做学问，总要在客观正确的事实之上才下判断。”[3]75材料不全面、不可靠，经不起检验，一切判断都失去了依据，结论也就不可靠，借鉴意义更谈不上，用了再多的工夫也是枉用；材料真实可靠，即使判断不正确，别人还可以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再下判断，所以其材料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梁启超重视传统的训诂法和考证法，其意义也就在此。当然，搜集和全面占有了真材料，工夫才用了一半，还须进一步用科学方法揭示其真相，这才算是有系统的真知识。梁氏提倡和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就是“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8]37.如果不能揭示其真相，显示新意义，那么这些方法本身也就失去了使用意义和使用的价值。这是梁启超方法论理论的精髓，值得我们记取。我们现在有一些运用新方法所写的文章，往往不重视大量搜集材料、验证材料，不愿在这方面下苦工夫，甚至要否定能获取真材料的传统方法，这是背离科学性的。对于西方的新方法，也往往只演绎它的理论框架，不去运用这些理论框架去深入研究具体材料，进行艰苦的学术实践，因而也很难揭示被研究事物的真相，不能予以新意义。评不出新价值，新方法也就失去优越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能善其事，就不能证明其器利，或者说未能善用其器。梁启超学术研究成功的经验证明：我们既不能否定传统的方法，还要善于运用新方法。
（三）方法的采用，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需要而定。不同的研究对象往往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同一对象不同的研究阶段，方法也应有所变换。这些，在梁氏的方法论中，分析得很细致，界划很分明。譬如，求 “共业” “共相”,就要跳到事物上面，用鸟瞰式、飞机俯视式的宏观方法；求 “异质”“异相”,就要钻到事物里头，用解剖式、显微镜观察式的微观方法，又如，求得真材料，可以用乾嘉学派的辨伪验真的考证法；揭示真面目，予以新意义。求得新价值，则需要用比较法、归纳演绎法、因果律、心理分析法、阐幽发潜法，等等。同是作人物专传，文学家与科学家、政治家所选择的内容与运用的方法不一样，同是作专史，文学史与经济史、文化史，方法也不尽相同。梁氏的 《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对此都一一作了阐述和说明。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研究的方法 （尤其是具体应用的方法）更有许多差别。梁启超晚年曾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写出了 《什么是文化》《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人生观与科学》等文章，探讨了并企图解决自然系和文化系本质的不同，其研究方法也应有别。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也需要用相应的治学方法等。我们今天也大量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遇到了梁氏当年所遇到的相同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都具有借鉴意义。
（四）方法论作为一个科学的范畴，要受观念和观点的影响和制约，这也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有着普遍联系这一法则的一种具体表观。梁启超在学术实践中对此似乎也有朦胧的感觉： “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也随之而异。”[7]72这里所说的 “心理”,买际上指的是观念和观点，梁启超在传统史学和诗学研究中，所以能采用许多新方法，另辟新径，别开生面，首先是因为他的观念变化了。譬如他接受了西欧民族、民主革命的新观念，就运用了一些新方法，搜集与整理了从不受人注意的晚明士大夫抗清的事迹，并给予新的评价；他接受了科学这个新观念，赋予科学方法以科学精神的内含，从而建立起新的方法论的理论框架；他接受了西方的文艺美学的新观念，在传统的 “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中，加入了“真”的美学内容，提出了 “真即是美”“真才是美”和 “即真即美”的新见解，进而提出了真、善、美相结合的审美的新理想，作为品评传统诗歌美学价值的新尺度。正是由于他接受了这些新观念，所以在学术研究中才产生了与前人不同的新的观点，运用了与前人不同的新方法，并收到了显着的成效。前文已论及，梁氏的思想观念，是属于主观唯心论的范畴，他的方法论也受此影响和制约，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局限。譬如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他着重强调 “心力”的作用，强调人格、意念、动机、情感等心理因素对历史的成因的决定作用，但对人格的形成、意念的产生、动机的由来和情感的出现，却无法作出科学的说明。他想用归纳法、因果律和进化论某些规律来研究历史和文学的一些问题，但这又和他的人格唯心论、直觉创化论发生冲突，使他的某些论述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但是他对心理因素的深刻分析，包含了一些很深刻的思想，是前此说诗者所不及的；他的方法论的理论框架和丰富内容，有不少符合科学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加以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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